“意兴”说与“灵感”论探析

从诗歌生成的角度,对东方的“意兴”说与西方的“灵感”说作了系统的比较与探究。从“意兴”说之源头及其流变、如何犀通于西方之“灵感”说,到意兴审美特质之界定、孕育意兴之基因工程、意兴生发的重要途径,对“意兴”作了创意性的阐述。文中还从格式塔心理学角度探究了意兴萌生的心理进程。文章认为:意兴作为萌芽的诗歌种子,务须精心培育方能结出硕美之果。     

“意兴”说与“灵感”论探析

从诗歌生成的角度,对东方的“意兴”说与西方的“灵感”说作了系统的比较与探究。从“意兴”说之源头及其流变、如何耳通于西方之“灵感”说,到意兴审美特质之界定、孕育意兴之基因工程、意兴生是的重要途径,对“意兴”作了创意性的阐述。中还从格式塔心理学角度探究了意兴生的心理进程。章认为：意兴作为萌芽的诗歌种子,务须精心培育方能结出硕美之果。     

古典诗歌意脉之幽径试探（续完）

鉴于意兴(涵括灵感与构思)与意旨均属同一指向的两个概念，为了行方便起见·权将二结合起来论述，然后再来探讨意脉与之联系的途径。赵昌平先生在论及意脉与意兴的关系时说：“意脉是意兴流动的轨迹，浅言之即诗的感情线。”赵先生还认定“意兴是唐诗的主脑，它决定了肌质联系的性质”，可见他是将“意兴”的概念扩大了的，扩大到不只是涵括灵感与构思．还进一步涵括了意旨与意趣。笔则以为还是让意兴回归到灵感与构思的位置上为好。     

古典诗歌意脉之幽径试探(续完)

三、意脉与意兴、意旨之间的关系鉴于意兴（涵括灵感与构思）与意旨均属同一指向的两个概念．为了行文方便起见，权将二者结合起来论述，然后再来探讨意脉与之联系的途径。赵昌平先生在论及意脉与意兴的关系时说：““意脉是意兴流动的轨迹．钱令之即诗的感情线。”’赵先生还认定“意兴是唐诗的主脑，它决定了肌质联系的性质”‘．可见他是将“意兴”的概念扩大了的，扩大到不只是涵括灵感与构思，还进一步涵括了意旨与意趣。笔者则以为还是让意兴回归到灵感与构思的位置卜为好。意兴是意脉的先导，意脉乃是沿着意兴的流程走向而灌注于诗的…     

“模仿”与“灵感”的指称滑移——论西方元典诗学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

“模仿”与“灵感”是西方元典诗学中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古希腊,它们共同被用来说明诗的创作现象,其间并无障碍。可是在我国,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把希腊诗学中的“模仿”说与“灵感”说视为不同范畴的问题,认为柏拉图关于诗的言说充满了矛盾,因而忽视或放弃了对这组概念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探究。本文从概念的古代真义和历史沿革以及柏拉图思想自身的复杂性等角度,对两者之间互有关联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艺术创作的源动力--论柏拉图的“灵感说”

柏拉图第一次系统地提出“灵感说”。柏拉图的“灵感说”由感性指向理性,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柏拉图的“灵感说”对弗洛依德的无意识理论等产生直接影响。灵感是艺术创作的源动力,柏拉图的“灵感说”提示马克思的艺术创作源于生活的观点并不完善。从哲学角度来看,灵感源于生活、源于思考;而从心理学角度,灵感的产生则是一种无意识的存在。     

从“言不尽意”到“无言之美”《周易》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

中国美学讲究深刻地体味事物内在意蕴和作内心情意，强调“意”，与西方古典美学中的模仿说根本不同。中国美学的这一审美观念早在《周易》中就已萌芽。本从历时的角度，于“言不尽意”、“言有尽而意无穷”、“无言之美”三方面论述了这一美学观念的产生及发展演变，探讨了其基本内涵及对后世艺术作品审美追求的影响。     

詹姆斯·赖特“深层意象诗”中的中国美学思想

该文从意象、物我观两个美学角度，通过分析美国“深层意象”派代表诗人詹姆斯·赖特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关联，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道家思想对于詹姆斯·赖特诗风造成的衍化与变异，以期为西方技巧与东方意境的巧妙结合提供新思路，引发读者思考西方诗歌中蕴含的中国美学思想。     

荆棘鸟的天籁之音——舒婷诗歌艺术魅力探源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舒婷诗歌的研究,多从思想情感层面、忧伤情调、女性主义、文化分析等角度进行研读,忽略了艺术魅力的探究.艺术魅力是诗歌最本质的存在,是诗与受众的脉动之桥.从本真、执著、创作灵感化三个方面探究舒婷诗歌艺术魅力之源,才能真正聆听到诗坛荆棘鸟酌天籁之音.     

超越“文化决定论”重建“汉语文化共享体”——对汉语诗歌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

从分析“文化决定论”切入，强调在汉语诗歌活动中，遵循人文逻辑对“汉语文化共享体”的认同，不同于依循泛政治化逻辑对“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而汉语诗歌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所缺失的正是对“汉语文化共享体”的自觉认同，及与之相应的对“与汉语形式不可剥离的精神”的真切体认，这双重缺失，与把汉语诗歌语言同质化为西方语言、工具语言互为因果。在全球化的境遇中，超越“文化决定论”，在诗歌活动中重建“汉语文化共享体”的立足点，是文化多样性及与之相应的人类精神的无限丰富性。     

关于陶诗“自然”“平淡”的美学评价

后世对于陶诗的美学评价，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说其自然，二是说其平淡。前是一种审美标准；后是一种审美境界，陶诗的自然，平淡是以对“真”，“朴”的追求为前提的：即人格之“真”，生活之“朴”。陶渊明在诗歌艺术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是扩大了诗歌的审美视野，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内容，他把诗歌的题材，范围扩大到了乡村，田园，日常生活，成为中国田园山水诗的开创，二“开千古平淡之宗”，使中国诗歌从唐朝始确立以平淡，朴素，自然为止，反对刻意雕琢的最高的艺术标准。     

论复社诗学活动及其“社团诗歌”创作——以张采为中心

以张采为中心来探究复社诗学活动和晚明诗学思潮的关系:“诗文之会与诗坛风尚”纵向考察“社团诗歌”在应社、“燕台十子盟”、临川“诗社”、选编《几社壬申合稿》、评点《新刻谭友夏合集》等五个阶段近十五年的演变发展脉络;“《知畏堂诗存》案例分析”则从横向角度对“社团诗歌”的文学史价值、创作盛况、创作群体的构成形态、地域分布等情形作了全面挖掘和梳理.最后得出结论:复社诗学活动是链接“社团诗歌”多种创作因素的纽带,引发和激励了晚明大规模的“社团诗歌”运动.     

论司空图“味外之旨”对诗味论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诗味论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晚唐司空图提出的“味外之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司空图强调诗歌深刻悠远的“韵外之致”,将诗歌艺术美的标准引向了诗歌深刻的意蕴层面,是对钟嵘“滋味说”的发展和超越。同时,司空图从“离形得似”、“不着一字”的角度分析诗歌“味外之旨”产生的途径,既丰富了诗味论的内涵,对诗歌的创作和鉴赏也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圣”就是“口耳相传”以为“王”

荷马是西方口传文化最后一位圣人，孔子则是东方口传文化最后一位圣人。孔子从来不“写作”。他只“述”(口述)而不“作’’(写作)。他眷恋口传文学的传统。“不学诗，无以言。，，极而言之，不懂口传诗歌，连话都不能说。中国由于书写文化的统治，口传史诗被湮没，而由史书来垄断。所遗失的文学不知道有多少。     

《关雎》中的“流”“采”“芼”

在《诗经·周南·关雎》中,对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中的“流”、“采”、“芼”的含义,很有必要搞清楚,因为它们关系到对诗歌内容的理解。一般讲,后学者多从朱熹说,即“流”解为“顺水之流而取之” (《朱熹诗集传》)。“采”,朱熹说:“取而择之也。”“芼”作“择”或“骞取”讲。就是说“流”、“采”、“芼”词义相近,在诗中都为“采摘”之义。之所以变换文字,只是为了分章换韵而已,它对全诗情节的发展变化不起任何作用。与此相应,诗歌内容即为“写一个男子爱     

李约瑟与史华兹眼中的老子“自然”观

从李约瑟与史华兹的作品来看，两人提出的共同议题主要在于老子的“自然”观是否可与西方之科学的自然主义寻获共通性。由此而展开如下的议题：1．道家之“道”，李约瑟认为有如希腊哲学中Heracletus(赫拉克利特)的主宰(logos)，史华兹却以为中国思想中不存在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倾向；2．“自然”的统一性和自发性；3．道家对自然之态度及其科学观察之心理一“静心”，李约瑟认为可与希腊Epicurean(伊比鸠鲁)和Democritus(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观念相提并论；史华兹则以为“静心”虽可与科学家处理自然的态度共同使用，但事实上并不能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说明老子从事“自然的观察”或“科学的探究”。而史华兹除了以多元的角度来反思李约瑟的观点，又提及老子的二元对立说可与希腊哲学中Anaximander(阿那克西曼德)与Heracleitus(赫拉克利特)的二元辩证法作比较。     

从“去蔽”层面关照诗歌阅读教学

2003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要求学生：“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学习鉴赏诗歌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诗歌的艺术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全面发现作品的意蕴,不断得到新的阅读体验。”呼唤语文教师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思路。所以本文尝试从哲学解释学的“去蔽”层面探究诗歌阅读教学。     

《女神》中的“太阳”与“月亮”

郭沫若的《女神》中有许多关于太阳和月亮的意象,太阳意象体现了一种“壮美”,接近西方诗歌风格,是诗人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突破;月亮意象则体现出诗人对于传统诗歌“静关”的继承性。《女神》之中“太阳”与“月亮”同辉,“壮美”与“静美”同在,这跟郭沫若重视“诗意诗情诗性”,不斤斤计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有关。     

“股份制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伯恩斯坦“股份制中性论”虽受到列宁端国主义论》的严厉批评而在社会主义各国绝迹，但它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却受到了学术界的青睐，从第二国际演化而来的欧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则对之推波助澜，加以利用，这种情况与欧美各国迫于社会主义压力而重视对马恩著作的研究有关。美国当代著名未来学家贝尔就说过：“我们对社会变革的兴趣根源必然是马克思。”[1]《资本论》第3卷第对章对股份制“两权分离”及其财产社会化的论述成了许多社会党人和西方学者的灵感之源。这样，当社会主义处于高潮期时，在股份制发达的欧美国家便逐渐产生…     

论杜甫诗歌中的“妻子”形象

前人或对杜甫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作整体分析,或仅研究杜甫妻子杨氏一人,据此,我们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集中分析杜诗中透露出的几类“妻子”形象。杜诗中涉及“妻子”的诗歌将近40首,大约占总数的3%,从中可以窥见贵族之妻、征人之妻和贫士之妻这三类形象。总体上来说,杜甫对身处乱世的各类“妻子”们赋予仁者的同情和关怀,并对那些具有中华民族传统女性坚贞自守等优良品质的“妻子”们表达了赞美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