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秩序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考量

政治文化是政治秩序中的内在要素，它对于一种政治秩序的确立与良性运转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正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秩序内在地需要有新的政治文化基础，这要求我们以参与性文化取代臣民性文化、以法治性文化取代人治性文化、以妥协性文化取代冲突性文化。     

中国社会权力腐败的传统政治文化根源分析

腐败尤其是政治权力的腐败,世界各国都不能幸免,我国任何历史时期中也始终存在。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我国的腐败现象都是十分严重的,并有不断蔓延的趋势。本文重在探索考察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演变中,导致腐败的深层社会原因。以对中国社会培育的特质性政治文化的分析为基点,揭示中国社会权力腐败发生机制的内在逻辑。     

现代中国城乡关系变迁中的文化政治

该文将中国社会中“乡村与都市”这对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变化放置在殖民经济的历史和中国国家性质变革的过程中加以考察。作者将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实践与中国社会空间政治的变迁历程进行联系和比照,从而说明“乡村与都市”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了不同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政治心态,也展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不同发展方向,及其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     

文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引论

文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意味着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引入文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放在文化的视域中进行特殊的考量。其基本立意在于开拓一个崭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思维空间,梳理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从文化反省的角度来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探索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品质的现实途径。     

印度政治变迁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印度宗教文化浓厚,种姓观念根深蒂固,教派主义对政治的渗透、种姓政治的出现不断冲击国大党政府的世俗主义政策,也动摇了国大党的一党主政地位,使印度出现多党竞争执政格局。而家族政治的延续既使民主政治受到伤害,又为民主政治的推行发挥了作用。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结合一方面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为政治现代化找到合适的方式,推动了政治多元化。     

《沙磁文化》的政治文化研究

说起抗战时期的四坝(沙坪坝,华西坝,夏坝,白沙坝),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在研究界,对它们研究,特别是处于沙坪坝里的“沙磁文化区”的研究却很少,甚至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空白。笔者第22卷第2期试图从在“沙磁文化区”内发行的刊物——《沙磁文化》中的政治意图入手,以期能把握其内涵     

论权力文化与民主政治

我们从权力文化概念的角度出发 ,考察中、西方权力文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 ,认识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文化的性质、产生相应民主政治的规律 ,并“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一民主政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再现、权力与文化政治——萨义德文化批评略论

文化不是远离政治的神圣殿堂,而是权力操演的重要场所,文化政治学实质上所要讨论的正是文化中的权力问题。而再现是文化生产的基本要素和过程,更是意义争夺和权力生成的文化建构过程。萨义德以此为立足点和着力点,从文化间性视域即跨文化的角度审视和解构不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     

浅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文化因素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因素,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是时代主题转变后的现实需要;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渗透性的需要.     

试析传统政治文化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

传统的政治文化对公民的政治参与实践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就必须充分认识和有效消解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明晰公民政治参与不足的历史原因,从而有效的培养与发展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本文试从物质基础、公民文化、公民社会、制度保障等角度提出有关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环境的若干建议.     

凯尔纳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重构

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强调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重要性,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生产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却在整个英国文化研究领域里渐渐消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号召重建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桥梁,而美国文化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可谓这项重建事业的中坚人物.凯尔纳在当今时代呼吁并重构了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倡一种"多视角的文化研究"方法.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中的权力议题

从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这个角度论述了权力议题在年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权力作为文化研究中心议题的逻辑和转向,并以消费主义、文学研究、民族身份、国际间的文化权力等作为研究案例,讨论了文化研究中的权力议题。权力议题是文化研究结合现实、批判现实的一个节点,理当发挥人文研究经世致用的功能。     

文化研究与言说者的身份嬗变

中国的文化研究不单是一个纯粹学理层面的问题，它与言说者的文化身份密切相关。在文化研究的译介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对文化工业批判中建立了文化研究的“边缘文化身份”；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历史主义立场初步建构了其“混合文化身份”；阶级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回潮形成了“重构文化身份”。文化研究及其言说者的身份嬗变还远远没有结束，文化研究的文化身份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今天的文化研究者必须首先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深刻的反思，然后才有可能对文化研究及其文化身份有清醒的自觉。     

新形势下文化研究的时代境遇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生活网络化是新形势下文化研究面临的时代境遇,这一新的时代境遇为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研究需要把视野放到国际大背景下,站在国家高度上,作为针对时代境遇的一种问题意识的研究,进一步突出增强文化的经济功能、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导文化的主动意识。     

关系主义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罗蒂、布尔迪厄等人是关系主义理论源流,但他们对于文化研究的态度与关系主义的并不相同,另外罗蒂、伊格尔顿和布尔迪厄之间对文化研究的评价相当复杂,他们之间的理论路数也有冲突,但这并不能说明关系主义学理混乱,这是关系主义理论本土化的必要表现。关系主义的＂文化研究＂是在文学研究本质化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的,这是中国特有的理论语境,也正是这样,罗蒂、布尔迪厄和伊格尔顿等人才得以统一在关系主义的大旗下。     

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

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颇为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英美学界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的内在动因,为讨论另辟蹊径。论文将重点分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理念等三个关键领域的差异。笔者认为文化研究不是困扰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问题,而是解决文学研究诸多内在问题的一个潜在方案。     

文学研究: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起点

作为当代文化研究思潮的契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备受关注。然而,学界却很少注意到这一文化研究形式本身的理论起点。这一理论起点就在于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伯明翰学派的文学研究为它设置了理论的出发点,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设定了理论的基本框架,还体现了它的主要特点。相对于探索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来说,探索这一学派的文学研究具有追本溯源的意义。     

翻译学的文化加入和方法论思考

翻译是一门科学，从中西方各国翻译史的文化加入比较，从全球化背景下多种方法论的探求，都可以看出翻译学理论研究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重要。21世纪，翻译学应该也有可能得到较大发展。     

劳动教育的文化研究

劳动教育是人改造外部世界,满足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实践。"劳动崇拜论""劳动决定论""劳动终结论"和"劳动起源论"批判和中外教育史上有关劳动教育的论争揭示了,文化是劳动和劳动教育的本质,劳动教育研究需要文化研究。"劳动""文化"和"教育"在词源上有共通之处。劳动教育,作为文化实践,是通过物质、能量转换改造自然的"化育"和通过信息、符号改造社会的"教化"的统一,蕴含价值-规范、行为-作用、语言-符号、知识-技术等不同的文化层级和实践综合。劳动教育有文化唯物性,也就是具有物质生产性和面向社会现实的大众文化性。劳动教育有文化启蒙价值,它是解放所有人的文化启蒙,是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文化的知识文化启蒙。总之,劳动教育的文化本质和实践充分呈现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以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的过程,是劳动的"教育性"与教育的"劳动性"、体力劳动教育与脑力劳动教育、化育与教化、精英与大众、理论与实践之间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辩证统一。     

文化大发展背景下文化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思考

西方早期的文化传播研究,是一道文化人类学的命题。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我国文化传播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文化传播学的出发点,而文化传播学这门年轻的学科,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传播学的分支学科。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界定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即主要研究的是人文知识、文学、艺术、新闻、娱乐等内容,重点关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演出、图书馆、博物馆、文物考古等领域的信息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