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视野下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创新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与社会变革关系密切,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通过引领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以适应社会变革甚或引领社会变革,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丰富和创新。社会变革为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引。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创新应重视引领社会变革,转变视角;应避免理论的依附,从发展理论的借鉴与移植转向到高等教育化的改造与创新;应倡导理论发展的多样性,从寻求普适性的发展理论转向主张发展理论的特殊性和多元发展理论的兼容;应不断拓展自身的问题域,从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工具理性转向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理性的追寻。     

我国高等教育决策模式的价值反思与重构

任何决策模式总是明示或者隐含着决策主体的某种价值取向,一定的价值取向支配着决策主体的某种决策模式偏好。由于受到集权本位、工具本位、激进本位等三大偏颇的价值取向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决策模式长期不尽合理,甚至有过严重失当的教训,这影响了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因此,要提高决策质量,有必要对决策模式进行价值反思,调整偏颇的价值取向,形成合理的价值取向,即重构和坚持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以分权共治为主、内在和外在价值相协调以内在价值为本、激进和渐进相统一以渐进稳健为重的价值取向。     

高等教育系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原则——自组织理论的视角

从自组织发展范式出发,高等教育系统高质量发展应以高质量开放、高质量分类、高质量驱动、高质量评价为理论支点:提升互动交流质量与国际化质量;形成分类有序的发展格局;实现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动力转换;提高高等教育评价工作的有效性。实践层面,需坚持充分开放与自主独立相结合、分类定序与差异化保障相结合、基础创新与应用创新相结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原则。     

我国课程决策机制演变及发展综述

我国课程决策的传统主要是集权型的。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课程决策转变,即从完全国家决策模式阶段,发展到以国家决策模式为主、国家和地方决策并行的阶段,而今在新课程背景下又走向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决策相结合的模式。虽然现阶段我国学者对课程决策机制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对课程决策本体论研究不足等问题。     

我国课程决策机制演变及发展综述

我国课程决策的传统主要是集权型的。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课程决策转变,即从完全国家决策模式阶段,发展到以国家决策模式为主、国家和地方决策并行的阶段,而今在新课程背景下又走向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决策相结合的模式。虽然现阶段我国学者对课程决策机制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对课程决策本体论研究不足等问题。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公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转型

在科层制理论、管理主义和传统治理的路径依赖的影响下,我国公立大学出现"碎片化治理模式",呈现压力型治理模式、科层式治理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继而导致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治理理念的断裂、治理结构的分化和治理机制的裂化。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和治理结构的整合以及治理机制的创新,为公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转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为实现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转型,治理理念应由治理者的合理性向被治理者的合理性的转型,治理结构由集权分散式结构向多元整合式结构的转向,治理机制由从应急式运行机制向制度化运行机制的变革。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政策分析

数量与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在政策上,国家实施扩招政策和质量提高政策,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向以质量提高为主的转移,政策制定取向已经从宏观向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发展。对今后政策提出几点建议：高等教育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的协调统一发展;探索和建立高等教育多渠道融资的新机制;构建新时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的政策分析

数量与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对基本矛盾.在政策上,国家实施扩招政策和质量提高政策,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向以质量提高为主的转移,政策制定取向已经从宏观向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发展.对今后政策提出几点建议:高等教育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的协调统一发展;探索和建立高等教育多渠道融资的新机制;构建新时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论理性的工具化及其历史因由

理性是存在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有机综合与辩证统一,这种视界在逻辑上决定了应从存在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的层面上来理解。本文通过对西方理性主义初具形态过程的历史考查指出,西方文化的理性观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理性从存在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向工具理性的转化,其根源在于西方的理性观在起源时就是不完备的,它把理性仅仅理解为思辩理性,从而,随着人的信仰和人的感性的发现,理性沦为工具,而人自身也发生了分裂     

国外教师课堂教学决策研究

教学质量的提升要求教师能够合理、有效地进行教学决策。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师教学思维研究从教学决策的角度描述了课堂教学决策的过程。从类型上来看,直觉与理性双重过程指导下的课堂教学决策成为共识;从内容上来看,学生、教学过程和课堂管理成为课堂教学决策的主要关注点;从过程上来看,替代性策略与教学惯例相结合等过程模式反映了教师课堂教学决策的认知过程;从有效性上来看,课堂教学决策的质量与学生学业成绩存在相关性,新手教师与专家教师在课堂教学决策的目的、对象、过程、方法及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异;从影响因素上来看,学生行为、教学经验和课堂情境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0世纪90年代之后,课堂教学决策研究向教师教育方向转化。我国对教师教学决策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较为匮乏。因此,了解国外关于教师决策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的教学研究及教师教育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指导意义。     

美国、俄罗斯高校入学考试制度比较研究——从分权走向集权

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朝着两种趋势发展:一种趋势是由集权化走向分权化,即那些以全国统一考试为主的国家,将全国统一考试的权利逐步下放到各省或自治区以及招生的高等院校;另一种趋势是由分权化走向集权化,即那些以各省或自治区以及招生的高等院校独立出题考试为主的国家,将权利逐步地收回到国家或中央,由国家统一出题并组织考试或阅卷。目前,在世界各国中,高校入学模式由分权向集权转型的典型代表当推美国和俄罗斯。本文介绍了美国、俄罗斯两国高校入学考试制度由分权模式转向集权模式的变化过程,并分析了这一转型的原因,继而总结了这一转型过程中的成功和失败之处,由此针对我国现行的高考模式提出了改革建言。     

我国高校决策模式的现状与构想

我国高校决策模式在内外部有很多制约因素,从决策主体上分为理性模式、政治模式和官僚模式,从决策方式上分为"线性模式"、"问题解决模式"、"阐释模式"。这些模式各有其优势,但也各有其缺陷,高校应致力于构建最优化决策模式,也就是综合决策模式。综合决策模式是在有限理性基础上,将理性、渐进或更多模式有机结合,以改善决策现状,提高决策质量。我国高校综合决策模式建构需要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理论、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和多学科理论作为支撑,并采取相应策略:确立多元兼顾的价值理念;协调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加强大学的制度与文化建设;重视理性决策与非理性决策的结合。     

“双一流”政策的逻辑导向、制度困境与优化调适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双一流"政策实质上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遵循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战略逻辑导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导向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发展逻辑导向。"双一流"政策采取"上下结合"的优化策略,改进政策工具使用从"单一性"转向"多样化",优化政策决策原则从"指令性"转向"开放性",激发政策变迁动力从"集权化"转向"竞争性",为助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提供有力支撑。     

决策论视野下高等学校有效管理的阐释

高等教育的发展对高校有效管理提出更高要求,用决策论探讨高校有效管理合理可行。理性和渐进这两种根源性决策模式各有优势和缺陷,于我国国情并不十分适合。混合扫描模式能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既不太理想化也不保守,高校管理应采取以下措施：转变管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落实高校自主权,协调大学组织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重视有限理性,决策应实现刚性与弹性相结合;健全制度,建立民主、多元和开放的高校决策体制与机制;重视院校研究,实现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等。     

我国继续教育中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继续教育事业出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继续教育在办学模式上要从以学历教育为主,转向以职业教育为主;从以政府单一的办学模式为主,转向多元化办学模式为主,特别是转向学校与企业合作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为主,切实解决继续教育办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继续教育的健康发展。     

社会转型期高校教师情感角色重构

我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向信息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对高校教师的情感角色提出了挑战。从科学理性、政治理性、道德理性和经济理性反思中国高等教育,高校教师应扮演人文的、民主的、引导性的情感角色。高校教师情感角色的转型,理当由知识传递者转向智慧启迪者、由专制独裁者转向指导帮助者、由被动执行者转向主动研究者、由专门学问者转向心灵引渡者、由先知先觉者转向共同促进者。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角下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价值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内容,工具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形式;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的背离、手段和目的的脱节、现实和理想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现实表现;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和机制,是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任务。     

论现代性批判理论规范基础的重建——走向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理性

以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现代启蒙工具理性批判理论陷入了困境。只有立足于“实践”这一交往关系产生的坚实基础,根据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将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建立在交往行为理论基础之上,从主体哲学走向主体间哲学,由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由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才能超越现代人们长期墨守着的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才能使批判理论走出困境。因为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才能超越先验理性和超验理性的证明模式,摆脱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窘况,从而为现代性理想的兑现提供合理的理性基础。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价值反思

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高等教育从传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迈进,在这过程中,高等教育的价值必须转向才能适应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     

论新时代劳动教育

劳动的属性主要有消耗性、补偿性、发展性、创造性和综合性.劳动价值观由脑体分离转向脑体结合、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劳动教育需要以教育劳动为中介,需要与德、智、体、美教育相结合.新时代劳动教育既要注重劳动价值观的培养,也要注重劳动技术的培训;加强高技能、非结构化和强社交的体力劳动教育,加强创意或决策型和强社交的脑力劳动教育;开展生态劳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