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治”的分配正义思想

荀子以性恶论为理论基奠,提出"礼治"下的分配正义思想。该思想针对社会政治名分、物质财富以及相应的责任义务进行等级分配,体现了荀子以不平等为平等的诠释逻辑与以"人治"为核心的统治主张。     

先秦儒家“礼治”思想平议——以《荀子》与《礼记》为视角

在先秦儒家看来，礼治是谓一种理想的治国方略。但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降，世人往往只看到其“吃人”、“亲亲”、“尊尊”等消极方面，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传统礼治所具有的标准性、明信性、仁爱性、协和性、中正性等积极特性，以及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层面的价值，这无疑有待于学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之进行补偏救弊。     

“立心”与“立制”——孟子仁政论与荀子礼治论的政治哲学比较

孟荀之学代表了孔子之后儒学发展和演化的两个方向,孟荀政治哲学亦代表了儒家政治哲学建构的两种基本思路。二者一显"仁"一显"礼",一讲"性善"一讲"性恶",一言"仁政"一言"礼治",一主"仁义内在"一主"隆礼至法",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致思路向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基于仁学精神而展开的孟子政治哲学可谓是一种德治(仁道)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基于礼学精神而展开的荀子政治哲学则可谓是一种礼治主义的政治哲学。孟子德治主义政治哲学的要义是将政治道德化、将道德内在化(心性化);而荀子礼治主义政治哲学的要义则是将道德政治化、将政治客观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从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上来看主要是由于二者仁学进路和礼学进路的不同,而从社会历史的外缘条件下来看则主要是战国中期和战国晚期的时代精神有别使然。     

先秦儒家"礼治"思想平议——以《荀子》与《礼记》为视角

在先秦儒家看来,礼治是谓一种理想的治国方略.但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降,世人往往只看到其"吃人"、"亲亲"、"尊尊"等消极方面,却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传统礼治所具有的标准性、明信性、仁爱性、协和性,中正性等积极特性,以及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层面的价值,这无疑有待于学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之进行补偏救弊.     

荀子“治气养心”思想新探——兼论荀子心论的道德化进路

从《荀子》文本出发,试图在学界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厘清荀子思想中“心”与“气”概念的本质内涵,探讨“治气养心”修养的具体展开过程,从而提供一种在道德哲学领域理解荀子“心论”与“气论”的视角。荀子的“治气养心”思想重在“以礼养心”“以心治气”,该思想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人的“智心”发展为“礼心”,以及生理之“血气”发展为精神之“血气”两大问题,是一种外向的、渐修的修身路径。     

论荀子的“礼义”与“分”

荀子的政治主张是"礼治",其学说的主旨是"明礼",其所"明"者主要是"义"与"分"。其中,"义"是"礼"的价值性原则,"礼"因"义"而获得了道德的正当性;"分"是"礼"的功能性本质,"礼"因"分"而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深入分析"义"与"分"的概念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理论建构特征和历史局限性。     

荀子礼治的精神及其儒学史意义

就政治思想的层面而言,儒家自孔子而始就确立了德治取向的基本性格。基于此,儒家论政特别强调两点：其一,礼乐教化在价值上优越于刑政;其二,政治精英必须首先也是道德精英。儒家的这一德治传统在荀子这里发展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礼治思想。荀子对儒家德治传统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则,礼的权威不仅来自于习惯和传统,更在于礼是儒家道德价值的具象化（礼义）,体现着儒家基本的理想和精神;其二,就礼与法的关系而言,强调在价值层面上优先性——礼本法末。同时,在此前提之下,对法之作为特定层面上的社会治理的手段的意义亦做了明确地肯定,而不再是单纯的否定和排斥。就思想史而言,儒家的德治传统正是通过荀子礼治思想而发展成为秦汉以下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主导性政治思想资源。     

论荀子的礼乐观

荀子心目中的礼,一方面通向法,另一方面联系着乐。礼仪程式的训练,可以培养人们自觉的尊卑意识。以乐为代表的艺术教育,则能够借助感性的濡染,激发人们的爱亲精神。乐本就是礼制的一个侧面,是塑造符合礼制要求的社会成员的手段,所谓“制礼作乐”。因此,鼓吹性恶,试图以外在制度助成内在德性的荀子十分强调乐的地位,相反,坚信性善,希望从人固有的德性引申出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孟子,就对乐很少兴趣     

荀子“礼”、“法”关系的价值再现

本立足于礼法的涵义、特色、作用，来探寻其历史价值；通过对礼法关系的剖析，反映出荀子观点新的突破；在综合评述中，我们要学会领悟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在历史与现实中的价值。     

《荀子》"礼、法"思想试探

"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显著特色.荀子的礼法思想奠定了中华礼法文化的基本范式,后世的儒法合流、王霸杂用思想可以从中找到初步然而是较为清晰的影子.荀子的礼法并重思想昭示我们,全面把握人治与法治、教化与强制的辩证关系,既反对片面的伦理主义,也反对片面的法治主义,是为政者所应时时注意的.     

论荀子的国家思想

荀子既是君主论者，也是民本论者。他把君主论与民本论结合起来，建构了一整套关于国体问题、国家功能问题、国家起源问题以及政府体制问题的系统理论。这一理论既肯定君的人主地位（统治地位），也肯定民的根本地位（对君的制约作用）。由此证明，荀子不是君主专制论者，而是受民本论制约的君主论者，是君主民本一体论者。那种把荀子的政治思想说成是君主专制主义的观点是没有理由的。     

论荀子和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荀子批判吸收先秦孔孟儒家天人合一的“中和”思想，提出在分的前提下的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协同，人与社会义分则和的群居和一之道，人与自身和谐的礼别异，乐合同。这些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训诫作用，可以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精华和理论资源。     

荀子“以礼导欲”思想的社会学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荀子思想的独特价值只有从社会学角度观照才能凸显出来。其唯物主义的立场使其能够准确发现社会治乱的根源,并从社会需求和社会分配的关系出发,解决社会矛盾,超越了从单纯道德修身出发来谈社会治理的局限性。其“以礼导欲”的社会治理方略切中社会矛盾要害,其“和谐”的社会理想虽缺乏终极意义,却可以支撑人类社会完成到达大同社会理想之前的发展与衍化。     

简论荀子的“仁本礼用”思想

荀子继承发展了“仁”和“礼”的思想,以“义”作为“仁”的外延,纳“法”入礼,以人性论为出发点,认为自然质朴之性无所谓善恶,提出不仅要“隆礼义”,还要“本仁义”。“仁”与“礼”最终落实到个人道德修养及王道仁政等具体的实践当中,以“仁”为本,以“礼”为用,荀子在“仁本礼用”的体系下构建道德、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道德人文主义。     

《苟子》“礼、法”思想试探

“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显著特色。荀子的礼法思想奠定了中华礼法文化的基本范式，后世的儒法合流、王霸杂用思想可以从中找到初步然而是较为清晰的影子。荀子的礼法并重思想昭示我们，全面把握人治与法治、教化与强制的辩证关系，既反对片面的伦理主义，也反对片面的法治主义，是为政者所应时时注意的。     

论荀子的修身意蕴——以《修身》篇为例

荀子修身思想的根源来自于其从人性论角度的阐释。荀子从根源性上说明了修身是人的内在自觉的自我要求,并从内在自觉性的角度阐释如何修身。荀子引入"心"作为切入点,从"礼""师""一"三种修身途径具体阐释修身的方式,最终达到"公义胜私欲"的最高标准。     

论荀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入世”品格

战国末期,社会濒临转型。荀子顺应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潮流,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创建了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导欲"为价值功用,"隆礼重法"和"师法之化"为实施措施,"内圣"为终极目标,凸显"入世"品格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从而大大推动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进程。     

论荀子性恶说之意义与定位

荀子系先秦儒学之殿军,其学无所不窥,举凡政治、军事、社会、教育、经济、知识、名理、心性及人生等皆有其个人之弘识,然要之,以“礼”为依归。由《荀子》一书中,随处可见荀子行文虽长篇大论,然皆有条不紊,且其立论时,多有严密之推理,其中,尤以性恶说之论证,最为明显。由于性恶说乃荀子之主要学说,故荀子即透过层层严密之论证来建立此论,以期性恶说能为世人所接受且信服。荀子性恶说之论证主要集中于《性恶》篇中,而荀子学说中最著名的即是性恶之主张。有关苟子之研究,中文学界之研究成果极为丰硕,而美国汉学界亦已作出极为可喜之成绩。虽然,荀子以主张性恶著称,然而,吾人发现,中、外学者在性恶之某些议题上之观点,却颇为分歧,其中,所涉及之荀题有：荀子“性恶说”之意义及定位等。依此,本文旨在针对中、外学者所提出的一些与苟子“性恶说”之相关议题,予以分析、诠释,其目的在于厘清中、外学者在《荀子》思想中所发现之问题,并希望借此能对荀子之学说有更确切之理解与把握。     

荀子礼乐同构论

礼乐本为一体,并且,礼包含乐。荀子论礼亦论乐。从礼的角度审视乐,荀子发现礼与乐均治人治世、本于性情、取法天地。呈现同功、同源、效法对象相同等面貌,甚至,乐之“和”也基于礼之“别”。即是说,礼乐同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