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而不可使”——以苟子《性恶》篇为中心的诠释

“可以而不可使”是荀子在《性恶》篇中回答“圣可积而至”然而却“皆不可积”的“自难”时所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对于此一命题学者虽有各种不同的诠释,但显然尚有很大的意义空间。本文即试图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荀子思想之总体特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阐发,以期更全面地了解荀子的相关观念。     

“材朴”之性又谓“性恶”?——驳为《荀子》“性恶”曲辩者

王国维、陈登元、牟宗三、路德斌等曾以"情恶"(情欲本恶,或结果可能恶,或结果常恶等)来证明荀子"性恶"论,且此类翻新解说至今层出不穷。陈林博士则别出心裁地将荀子的"性"概念剔除掉"情—欲"含义而只限定为"知—能"含义并谓统摄知能的"心"本无礼义,如此构建起"心无礼义=心恶=性恶"之说。"天生不具备礼义"不过是心朴性朴,并不等于心恶性恶,且荀子的"性"包括情欲且所指情欲尤多,荀子的"能"不排除生理官能、情欲。按荀书"性—伪""善—恶"的明确定义及"性者本始材朴也—人之性恶明矣"的明确命题,"性朴"与"性恶"在今本《荀子》全书是根本无法统一的,任何好心辩解或调和实皆与荀书自身定义及严格命题明确矛盾而流于无效与多余。荀子实非持"性恶"论,荀子《性恶》篇并非是要以性恶驳性善并立性恶论,而是以性无善驳性善并立性朴论、习伪论。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五种句读方法

文章列举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五种标点方法，并通过分析孔子的教育思想和生平作为，得出了这句话的句读体现孔子的“仁民爱物”思想。     

唐君毅的朱子学——以“心”概念的理解为核心

牟宗三将朱子的"心"理解为只是经验实然的"形下之气",非"道德本心",然而朱子曾说:"心比性微有迹,比气自然又灵""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佛)以心与理为二耳。"此一"气之灵"的"本心"和"理"关系,虽不像陆王"心即理"那样近,但也可能不像牟宗三所说的那样远。唐君毅对此提供了不同看法,他对朱子"心"的诠释有前后期的变化,前期认为心属气,后期更重视心具理,从而提出朱子亦有"本心"涵义,并对"心为气之灵"说再诠释。     

荀子的“性恶”是“心恶”还是“欲恶”？——从《正名》与《性恶》的张力说起

学界一般从《性恶》篇出发,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此处“性”往往指情欲,按照情欲“顺是”而为会导致乱,而化性起伪的关键在于“心”。这一思路即“以心治性”,“心”可以治理“欲”带来的恶,因此“心”是善的来源。在《正名》篇中,荀子对“心”与“欲”的阐述却似乎导向“心恶”的解释,即“心”才是导向乱和恶的根源。在《性恶》和《正名》中,荀子对“欲”和“心”似有相互矛盾的解读,“恶”有两种不同的来源,这为理解荀子的人性论造成了困难。基于对《正名》和《性恶》中荀子论“心”“欲”和“性”的分析可知,“心”只是“欲”的关卡,“恶”的来源仍归于“欲”,“心”可能消极不作为而放纵了欲望,因此对恶负有道德责任,但亦能积极作为以心伪去化性而导向善。     

论荀子的“情性建构主义”——兼论“性恶道善”较之“性恶心善”更合荀学大义

我们可以将荀子思想定位为一种由外而内的“情性建构主义”,由此可以介入到当今全球哲学的建设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首先,荀子思想有着一致的“情论”,但面对积极与消极之情有着不同的“化情”之路。其次,理解荀子情性思想的一条主流线索,仍在于从“欲恶”“情恶”到“性恶”的一脉相承,性之恶的动源在于情之趋恶,而情之恶的源头则在于欲之趋恶。再次,这种主流的情性论却不能否认荀子的另一条支流线索：“称情而立文”之情乃是中性的情,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荀子言情主要是就消极之情而言的事实。最后,文本认定“性恶心善”说将荀学心性化了,“性恶道善”论更符合荀学“心合于道”的外在化之路。     

“形而中学”的意涵——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的美学诠释

徐复观以“心的文化”立论来疏解中国文化,彰显出中国文化的生命意旨,因而,他消解“心”的形而上倾向,进行“形而中学”的意蕴阐释。     

“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以电影《入殓师》为例

以电影《入殓师》为例,通过论证入殓仪式的艺术性,揭示"艺术之道"和"入殓仪式之道",最终阐明真正的艺术完全超越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出发点之争、目的论之争,真正的艺术既是为艺术也是为人生。     

舆论笔下的载沣使德——以《申报》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因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醇亲王载沣被派往德国＂致达歉忱＂。《申报》对此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对于当今学者所关注的礼仪冲突,《申报》几乎不置一词,而是大谈亲王使德于中国变法大有裨益。《申报》的报道展现的是一个不同的＂载沣使德＂。     

日语拟声词拟态词翻译小考——以《我是猫》为中心

拟声词拟态词的丰富是日语的一大特征,它们可以传神地表达声音、状态和情感,是日本人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因为这种特点在对它们进行中译时,产生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本文根据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以及于雷先生的中文译本,对作品里的拟声词拟态词的翻译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对这类词的翻译能有跟好的把握。     

古典文化的可译性及不可译性——以《浮生六记》为例

浮生六记市清代文学爱好者沈复的一部自传,主要描写了他与妻子芸尽情享受自然和艺术之美的恬淡而有情趣的生活。这个更是林语堂先生最见功力的译作,译文在英国杂志发表后备受推崇。原著以文言文成文,其中有不少涉及中华古典文化的内容,虽说这给原著增色不少,但是这给翻译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其中涉及了许多了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问题。     

小学中段古体诗教学的范式研究——以《诗经》“养君子之风”

以《诗经》系列课程呈现的君子课堂成为"养君子之风"的载体,必须以"德、智、勇、艺"四方面的核心素养来引领,倡导"一主轴两基点"的创新教学范式,实施"选择学习""整合行动""校本运用""君子之巅"等策略,可促使学生完善自我,培养其君子之风,尤其是从中获得终身受益的核心素养,且具有可持续性。     

宋词英译中的可译与不可译--以李清照《声声慢》的英译本为例

认识论中所指的同一性和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可视作可译性的理论依据。然而,布隆菲尔德的“意义”理论意味着对任何翻译活动在理论上的正当性或实践上的可行性的一种否定。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翻译确实也存在着不可译因素。本文会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为例,来探讨翻译的可译限度。     

从“物使之然”到“可以怨”——《文赋》与《诗品》物感说之比较

《文赋》与《诗品》中的物感说主要立足于人本身,不同于前代物感理论将其落脚在社会层面。《文赋》把自然景物纳入“物感”的范畴,而《诗品》又补充了个人遭遇这一方面,丰富了“物”的内涵,并且更加强调“怨”情对诗人的感发作用。《诗品》之所以形成自身独特的物感说或源于南朝重情诗风的影响和钟嵘对三晋法家的学术继承。     

整本书阅读指导应该“连续而完整”——以《青铜葵花》为例

相对于单篇课文,整本书有着更丰富、更系统的教学资源,阅读指导应该追求“连续而完整”,使学生形成完整的阅读体验。整本书阅读指导的目标设计涉及情感体验、阅读方法与语言学习等三个层面,在阶段安排上一般要经历检视阅读、分析阅读、主题阅读三个阶段,在指导策略上要体现审美体验、思维发展、精神提升与语言运用的高度融合。     

《韩非子》中“为”、“使”的词性及句法结构

本文探讨了战国末期法家著作《韩非子》中两个使用频率较高的单音节词"为"和"使"的词性及其常见的句法结构。"为"主要用作动词,用作名词时常见"无为"、"之为";作为介词,"为"可以出现在名词、动词和代词之前,表示目的、被动或"给、替"等。"使"作为动词远比名词词性使用更为广泛,且作为名词单独使用时,没有语料显示"使"可以表示"使者、使臣"这一义项。因此,《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的断句方式应当为"苏代为齐使燕,王问之曰"。     

越南燕行使笔下的大运河——以阮宗窐《使华丛咏集》为中心

《使华丛咏集》是越南燕行使者阮宗窐乾隆七年(1742)至十年(1745)以副使身份出使中国期间的见闻记录,收录了其沿途所作的诗歌,是研究清代乾隆年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越关系史的重要史料。根据其诗文可知,阮宗窐由越南出发,经广西、湖南、湖北等地抵达南京,再渡江至扬州仪征,并由此沿运河北上直达北京,故其《使华丛咏集》中留下了众多有关运河交通及水利设施、城镇风貌和名胜古迹的诗歌和注文。尤其是诗歌前面的注文,多为地方志等史料所不载,对于我们研究清代运河的历史变迁及其沿岸风土民情具有重要价值。     

调式辨别中“宫音不可少”原则的商榷——以《三十里铺》为例

有学者以《三十里铺》为例,按照宫音不可少原则得出了与乐曲实质不符的调式辨别结论。本文对其局限于记谱形式、简单地将do音当做宫音的盲目性,结合实例分析,揭示了宫音不可少原则的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