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研究:历史重评与当代性建构

延安文艺的形成及其演进是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全面规范了当代文学的建构与走向。延安文艺不仅对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和政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产生了深远的世界性影响,它是中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对世界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但多年来由于受意识形态和当代文艺思潮的双重制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领域,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和重视程度恰恰显得非常薄弱,延安文艺的历史成就及其巨大影响始终没有得到科学、公正、系统的研究和评估。在中国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的背景下,对延安文艺所提供的强大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系统的研究必然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延安文艺的再研究,需要研究者以建构的而非解构的、理性的而非漠然的姿态进入,同时还需要形成新的研究思路,既不忽视延安文艺的本体性研究,又能将研究的重点置于考察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上面去。     

鲁迅精神传统与延安文艺新潮的发生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为了应对并解决前此出现的文艺新潮中的诸多问题而召开的。这场影响深远的延安文艺新潮,是在"皖南事变"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因"鲁迅"而启动,又以"鲁迅"的名义获得其合法性的。从表面看来,这股文艺新潮表现的是以丁玲为代表的"文抗"与以周扬为代表的"鲁艺"的宗派之争,但实际上,它的内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念与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根本性的冲突。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阻遏并逆转了这股以"五四"启蒙主义为旨归的文艺新潮,从而使其成为历史的一次回光返照而为后人所记忆。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中央苏区文艺制度与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传播

中央苏区文艺制度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苏维埃政府组织领导文艺工作的最初尝试,其文艺实践一定程度上对于延安文艺、解放区文艺乃至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起到了规范引领作用。中国现代文艺制度建设处于尚不成熟的发展阶段时,中央苏区率先建立起完整的文艺制度,其制度建设紧扣“文艺是革命武器和阶级斗争工具”的时代主题、响应“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的现实号召,强化“文艺组织政治化”的层级结构,这种独特的文艺制度创设理路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实施体制化管理和运作的成果。至此,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起文艺在整个革命宣传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并将体现其政党意识的文艺思想整合进相关文艺活动和论争等层面,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思想资源。与此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传播也不断将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提升至新的理论高度,使中央苏区文艺制度建设走出了一条符合革命发展需要,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艺发展道路,为中国形态文艺理论的建立和中国文艺实践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艺教育方针的变迁及反思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并直接领导的第一所高等文艺学院。在八年的时间里,其文艺教育方针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这种变迁既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有关,也直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教育的理解。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艺教育方针的变迁,表明其始终处于培养精英与面向大众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无法解决的,也是当代高等教育需要反思的问题。     

百年中国红色文艺的文化精神及当代意义

红色文艺作为一种贯穿百年中国历史的重大文艺现象,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精神结构、生命意识、审美追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成为数代中国人理解社会、理解革命、理解人生的重要窗口。红色文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深度互动,与百年中国文艺现代化密切同步,其以独特的叙事方式与审美表达重建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成果,红色文艺包含着政治与审美、历史与想象、通俗与典雅、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张力,并以革命性、人民性、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特征以及民族性、本土性的美学风貌,表征着百年中国文艺发展及其文化创造的民族精神和审美范型。红色文艺与百年中国社会生活、与现代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现代化、与中外文艺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艺实践、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百年历史经验等重大问题的深度研究,对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艺评论助推创作繁荣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以“长安画派”为例

优秀的文艺评论通过问题聚焦、理论阐释和思想引领,不仅对受众有导向、提升的作用,而且对艺术创作亦能产生镜鉴、助推的效果。作为文艺评论助推艺术创作繁荣的一个典型案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术》杂志所刊文艺评论文章与“长安画派”绘画创作之历史钩沉,引起了新中国画推陈出新问题的激烈论争,触发了美术界关于文艺评论标准的讨论。由此延伸,建党百年以来,客观公正的文艺评论不断修正着文艺创作的发展路线,使得体现现实生活厚度,时代精神锐度和民族风格、中国气派高度的经典作品层出不穷。     

论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

在延安文艺研究中,学术界普遍忽视了书法的实存及其作用,对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的广泛而又深切的联系缺乏关注和探讨。但事实上,延安文人与书法文化建立了相当普遍而又密切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能写善书的大小文人的积极参与,使延安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书法文化氛围;无论是"以文为主"的文人群还是"以文为辅"的书写者,都与书法文化有着相当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墨迹和心迹之间,发现延安文人的个性世界。延安人包括延安文人不仅将政治文化引向新的境界,而且也将书法文化引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们的文化追求、文化创造对延安文艺及书法文化的贡献堪称巨大,其所创造的红色书法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启示和意义。     

文艺的德性:打击道德虚假——从朱光潜“文艺与道德”的角度

文艺是道德重要的载体,优秀的文艺作品的道德意义在于将人高尚的道德品性通过文艺作品向大众展现。文艺的本质就是探索生活中的真、善、美,给人以教育和鼓舞,所以打击道德虚假正是文艺德性的现实本真的反映。道德的虚假,是人们过分追求利益的必然结果,防止这种现象的扩散与蔓延,必须重视文艺重要的道德作用,正如朱光潜先生认为文艺要以其独特的品格潜移默化地对人们产生道德影响。     

论中国现代文艺语境中的接受问题

接受问题在中国现代文艺语境中具有重要意义。文艺接受者的改造或主体性地位的提升启蒙与革命的努力方向,作为大众的接受者更是规定了文艺的基本内涵。因此,建构性和审美功利性成为是中国现代文艺接受观念的主要特征。     

民国时期保定文艺期刊《幽燕》研究

民国时期保定出版的《幽燕》半月刊,是当时华北地区唯一一份纯文艺期刊,具有地方性色彩。它将当时的保定的风土人情、社会面貌、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等通过不同的文学体裁和题材表现出来。《幽燕》贴近群众,贴近现实,注重文艺,注重与读者互动,它不仅促进了保定文化的发展,还活跃了河北地区的文化出版气象;它对研究保定历史具有相当的价值,对于河北历史研究也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变迁、民众思想都可从中窥得一斑。     

“五维度总体性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

"五维度总体性理论"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哲学框架与文学史哲学框架,这一理论框架是为了对人类社会文化史与文学史进行总体性分析与把握,立足于特定的"理想类型方法"而提出来的。"五维度总体性理论"的基本问题即是对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行揭示与阐释,并通过相关的历史分期来把握人类社会文化的总体性特质及其流变。在"五维度总体性理论"中,原始时代、古典时代、近代、现代与后现代是依次相序的,但这并不是一种线性序列,于其中存有着复杂的相关社会文化形态、质素及其意向的斗争、更替、延留与创生。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理应确立20世纪中国文学总体性特质之混杂性、复杂性与阶段性的观念,通过"近代性历史叙事框架"、"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与"后现代性历史叙事框架"及其整合进而达成特定的整体把握。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看网络促进文艺发展的几个维度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网络和文艺的讲话,我们可以知道网络革命会使得互联网发生以下的变化:网络作为文学的承载会使得文学生存条件发生变化;网络社会作为信息文明,会使得文学描写的客体发生变化;网络会带来传播方式的变化,从而引起其他条件地变化;互联网的发展最终对中国文艺的影响力产生巨大的帮助。     

报纸媒介在文艺传播中的历史与现状

自从19世纪末第一份报纸文艺副刊的诞生发展到现在,报纸文艺传播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时至今日,报纸的文艺副刊已经从最初的附属地位发展为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文艺作品的发表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平台,发表了大量的文艺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报纸文艺的创作门槛也得以降低,大大拉近了报纸与读者的距离。虽然报纸文艺传播取得了上述成就,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缺陷。     

文艺鉴赏中的“情“与“理”

文艺用形象反映生活、传达思想感情。文艺作品的审美特征和价值内容,决定了文艺鉴赏伴随着“情”与“理”的活动。“情”与“理”的融合构成了审美鉴赏过程的主客观的统一。     

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体制建设

中日民族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北上山西,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军事上获得巨大胜利,也在文艺体制建设上取得突出成绩。其一是建立健全文艺领导机构,通过文联、文救会、动委会等积极宣传抗战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巩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二是创办大量文艺刊物,有效提升根据地的文艺水准和社会影响力,占领意识形态高地。其三是从创作实践和政策制定两个层面加强报刊书籍的出版管理。这些举措不仅保障了根据地文艺的健康生态,也深刻影响到日后共和国文艺的基本形态和发展路向。     

瞿秋白翻译理念释绎——兼谈其与鲁迅在翻译问题上的争议

瞿秋白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翻译事业的积极提倡者和理论创建者,他的翻译理念——对翻译的认识、理解与要求,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革命文艺翻译成绩,他关于翻译作品的批评意见及翻译理念相关的讨论积累无疑是今天我们的一份宝贵历史经验。     

论40年代"解放区"叙事诗创作及其形式的"谣曲化"

40年代"解放区"的叙事诗创作及其艺术形态,不仅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学事实,而且也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大众化"及"民族化"追求与"现代化想象"的结果之一。从文学史的立场,考察分析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格局下"民歌体"叙事诗创作的繁荣,发掘其文体形式的"谣曲化"选择与现代叙事诗艺术互动、冲突及作用的历史,避免对"解放区"的叙事诗创作及研究的简单化,成为本文学术探讨与历史描述的主要目的及内容。     

重现五十年前菲华小说的侧影 --谈菲律宾《商报丛书》

近日,再次翻阅由菲律宾吴永源博士赠送的,在国内几乎是“孤本”的《商报丛书·学府风光》和四辑《商报丛书·商报小说集》。尽管,岁月沧桑带给它们的是纸质发黄,尘封厚积,但抖落多时的历史尘埃,一段被湮没的菲华文学的小说创作重现于世,显现出50年前菲华文学发展的侧影。重读它们对于我们研究菲华文学,了解20世纪50年代菲华小说创作提供了珍贵而鲜为人知的材料。     

略论文艺与商品

(一)过去我们研究文艺产品(包括文学艺术创作与文学艺术研究),多次研究它的意识形态属性(或政治性)、文化属性(或学术性)、审美属性和信息属性,很少去揭示它的商品属性,这是很不全面的。文艺生产也要耗费人类劳动因而具有价值,产品也要满足人们的需要因而具有使用价值,一般也要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才能供人消费因而具有交换价值。文艺产品也和物质产品一样,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统一,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其使用价值也一般是在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