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史教材编纂的文学史书写——以两种古代文学史教材为例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里的中文学科,是以文学史教育作为主要结构的,文学史教材的编纂随之成为一个重要论题。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史书写方式,文学史教材的编纂,既要具备了一般文学史书写的学术科研性质,又要具备了作为教材的教学功用。当下文学史教材众多,在“吏不失真”的前提下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学史书写,而文学史教材编撰这种特殊的文学史书写。应具备二元日的和评价标准。     

“断裂性”与“当代文学史书写”

本文认为,对＂断裂性＂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当代文学史书写＂研究的深入。引入＂断裂性＂视域,重视断裂性的文化内涵,有力的突显出文学史书写中对于叙述中的统一性和平顺性追求的文化底蕴,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基本特质。     

“文学”的建构与重释文学史 ——兼论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史铁生与当代文学史书写

八十年代初,史铁生因特殊遭际而系身"心魂书写",这使他与历史语境、文学批评、阅读"惯例"、文学史写作之间长期存在紧张与突围的关系."人文精神大讨论"为史铁生与文学史之间的相互妥协提供了机会.史铁生成为"重要作家",是生存环境、文人"圈子"、文学"成规"与制度性环境长期排斥、导引与形塑的结果.     

“文化转向”后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书写

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与原创文学相同的地位。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建构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翻译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受国际翻译学界“文化转向”的影响,对翻译文学的独特价值有了全新认识,他们从译者、译作、读者等几方面勾勒出翻译文学史的框架。但是,我们要避免走入只重视文化、忽视语言的新的翻译文学研究误区。     

“文学”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释——兼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建构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经历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对此一过程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学史书写的诸多相关问题，并对当下的文学史书写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宏观层面论述这一学术梳理和研究工作的相关问题，包括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进一步研究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手段，以及相应的写作策略，结构和叙述方式，体例安排，选录标准等等，以便为更加深入具体的研究打下坚实的方法论的基础。     

重庆文学史:一种可能性描述

建构重庆文学史的可能性,至少表现为两个主要方面。其一,重庆地域内文学的互动,无论彰显潜德、急促舒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以杜甫为例,他的夔州诗作作为创作的最后一个高峰,在高扬理想主义旗帜以支撑精神和艺术,吸纳地域自然人文精华以推动和丰富创作,都对后世重庆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文学互动中的地域接近性,是研究和建构地域文学史的前提和内容之一。其二,重庆市打上鲜明历史印痕的自然地理的特殊性,影响到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生成及其发展。受其制约和影响,重庆文学从古代至于今,逐渐形成外部（自然地缘）和内在（文化血脉）的紧密联系。建构重庆文学史,就不再只是一种主观臆想和盲目冲动,而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和现实的可能性。     

浅谈歌德的梦想之“力与美的结合”

歌德在《浮士德》第二卷安排浮士德与古希腊美女海伦结合．两人爱情的结晶欧福良是歌德梦想的体现,即“力与美的结合”,同时也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巧妙结合。但这一梦想的实现,又存在着诸多困难。欧福良是歌德的梦想,体现为日耳曼强劲有力的精神与古希腊美丽多姿的艺术的和谐融汇．但这一梦想的实现又存在着诸多的困难。     

论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类型”意识

当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尽管非常繁荣,但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不够理想。文学史的书写可以分为“教材型”和“学术型”两种类型,它们之间有共同性,但在意识形态性、文学史观、书写目的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应该充分重视尊重这种差异以形成互补,从而从整体上提高文学史书写的整体水平。     

论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的文学史观

钱钟书在其学史观中，不仅考察了学本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历史性特征，而且从内在审美规范特征的维度透视了体的分类与创新。同时，他还立足于学的审美艺术性，主张尊重学历史的现象与事实，认为学史不应按朝代分期，“因世以求”，而当“以能为本”，并采取札记体的形式实现其对学史的构想。     

文学论争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刍议

文学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论争大致具有三个特征：发生频率高;地域性和阶段性;产生原因复杂多样。在文学论争的教学中,不仅要求教师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要有分析判断的能力和超越的历史眼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谈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

钱基博“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写作了《现代中国文学史》。该书叙述“现代文人”,“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评论具有整体性、深刻性和生动性。这种评论方式,在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领域应重新加以审视。     

文学史教材编写应注意“文学”“史”

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不仅要考虑到文学史教学实际,也应该处理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所以其编写应该坚持一项基本的原则:文学史编写要注意"文学" "史",即注意四要素构架的"文学"、注意多层级的文学"史"、注意差异性的"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香港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为香港文学修史成为一个自觉的行动。然而书写观念和叙述方式的制约使得这种“书写”并不成功。“香港文学”如何被整合进中国文学史,一直是内地学者孜孜以求却又难以解决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突破既有的史学观念,建构起新的整合理论,提出新的史学模型。新作品在不断出现,旧作品被重新挖掘与阐释,文学史理论也处在不断的调整与建构之中。     

文学史理论建构的多元与写作实践的困境

文学史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是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分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激励下,学者们为文学史写作从理论上设计了多种多样的模式,带动了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现从多样的文学史模式、文学史写作实践的困境两个方面来总结现阶段文学史理论建构及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宽容和权宜之计

宽容和权宜之计是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命题。把这两个命题引申到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来,对文学史写作本身和文学史写作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当代文学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宽研究者作为当代人不可避免的狭隘视野,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采取权宜之计的叙述方式,可以更好地体现宽容的原则。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学问题

现代文学史学科历经“新文学”与“革命文学”为主宰的发展阶段,随着学科的发展,其存在的深层次的历史学问题也逐渐显现：既包括抽象的历史哲学,也涉及具体的写作、研究方法。这在一个方面向我们预示了文学史研究视域拓展的可能和必要。     

论刘勰的文学史书写——以《文心雕龙·时序》为中心

从文学史视野考察《文心雕龙》有其积极意义。首先,历史书写是刘勰的言说习惯。从某种程度上说,《时序》可以看成一篇短小精悍的文学简史。以《时序》为中心,再结合其他诸篇,可以看到,刘勰客观上书写了一段从先秦到南朝宋的文学史。其次,历代文学的书写中,对帝王及帝王文学的大力书写是一大特色,充分体现了刘勰的文学理想。第三,从价值评价的角度看,十代文学的发展有高下之分。在刘勰看来,周代及其以前的文学是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     

“文学的哲学”: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的建构

文学史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依附于外在的历史框架,二是文学自身内在的发展结构."文学的哲学"即体现为一种重视文学内在发展结构的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认为文学史乃是文学本质实现的历史,因此强调对文学本质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文学的哲学强调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探讨文学本质的实现的历史及文学内在的发展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文学史.文学的哲学包含了文学史观、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的建构等基本内涵,这一范畴的提出对当前的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