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国民参政会述评

国民参政会从1938年成立到1948年结束,共召开四届十三次会议,其中在抗日战争中召开了十一次会议。国民参政会的召开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的积极争取下实现的。参政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成立的一个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机关,在成立之初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到后期却变成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宣传内战破坏团结的御用工具。     

傅斯年国民参政会提案评析

国民参政会成立后,根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赋予参政员的权利,傅斯年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一些提案。提案的内容主要包括三点：关注民生,努力解决因抗战而形成的难民问题;竭力澄清内政,促成抗战的最终胜利;关注官僚腐败问题,揭露孔氏贪污;在其他方面也有提案提出。但傅斯年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政治思想家,他在国民参政会中的提案只是出于他的亲身实践和感性反应,并无系统性。     

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兼谈国民参政会的局限性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国民政府创造民主气氛,进行民主抗战的体现。它的成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和抗战政策的变化,顺应了广大人民抗日的政治愿望,推动了抗战的进程。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国民参政会成立不久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原本能作为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代表机构,却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一个无职无权的民意咨询机关。     

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政党形象: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形象嬗变——基于国民参政会的观察

近代中日之间的国力悬殊决定了国民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才能抵御日本入侵。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动员的有效途径,国民参政会正是其因应抗战局势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国民参政会的紧密合作使两党政治形象均得到积极提升;其后,由于国民党既无法满足各政治参与力量的愿景,又无法改变自身顽疾,使国民参政会在形塑国民党政治形象过程中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中共在国民参政会提出的一系列诉求逐渐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其政治形象得到极大提升。国民参政会在国共两党形象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证明了在近代中国,执政者在面临权威与权力双重危机情况下进行变革的困局,也使中共革命胜利的意义更加彰显。     

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兼谈国民参政会的局限性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国民政府创造民主气氛，进行民主抗战的体现。它的成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和抗战政策的变化，顺应了广大人民抗日的政治愿望，推动了抗战的进程。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统治，国民参政会成立不久便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原本能作为反映民意、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代表机构，却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一个无职无权的民意咨询机关。     

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的倒孔活动——兼论傅斯年的政治思想

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参政会存在期间,傅斯年作为参政员和驻会委员,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政治信念的驱使,力图消除政治弊端,积极行使质询权,最终将劣迹斑斑的孔祥熙赶下了政治舞台。     

战时中共在国民参政会的形象塑造

抗战期间不仅是革命时期中共实力壮大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共形象得到正面提升的关键阶段。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中国各党派团结御侮之象征,国内政治风向演化之坐标,也是中共在大后方公开活动及形塑自身政治形象的重要舞台。中共在国民参政会成立及运转过程中,形塑了团结抗日的支持与合作者、反对投降与分裂的抗争者、民主政治与发展的引领者等多重形象。透视国民参政会与中共在大后方形象变迁的关联,为理解战时中共战略政略演变及中共何以壮大提供了一面参考棱镜。     

林森与国民参政会

林森是国民党元老之一,自1931年12月起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直至1943年8月逝世。在他参加的国务活动中,出席国民参政会并发表训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林森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倡导者之一,早在1932年他就力主召开国民参政会。1938年他在武汉主持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促使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同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公布了这一条例;林森作为国民参政会的积极引导者,曾多次亲临会场致开幕训词。他关于国民参政会的历次讲话明确指出了国民参政会的性质、任务与工作方法,其特点是高举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旗帜、对抗日战争有比较科学的认识、强调团结抗日、具有世界战略眼光。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包容了各抗日党派的代表,在林森关于国民参政会的历次讲话中找不到任何公开指责、批评共产党的言辞,由此也可看出他与此相关的一些政治态度。     

抗日时期的国民参政会

1938年7月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民参政会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重要的一页,它虽然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在某种意义上,是抗日时期,国共两党以及和各抗日党派进行政治联系和政治对话的场所。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共四届十三次大会,到1948年3月正式结束。抗日战争时期召开了三届十次大会。本文仅就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为抗日民主、团结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复杂的斗争作一探述。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及性质抗战之初,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比较积极,但在民主改革方面却是“犹抱琵琶”,民主之门略开一线,迫于人民要求全国团结共赴国难的呼声,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国民党中央决定中央政治会议暂停,成立国     

黄炎培与第一届国民参政会

黄炎培积极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大会期间的各种组织,履行参政会闭会后作为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委员的各种权利,向参政会提出议案,为挽救国家民族危难而奔走呼号。     

人民政协与公民社会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前景

人民政协与公民社会存在较深的历史渊源.公民社会在20世纪上半叶的萌生推动了政协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消亡导致政协政治作用的逐渐式微.而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壮大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升了人民政协的地位和作用.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人民政协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发展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试论转型政治之系统整合

政治转型是政治系统在政治环境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所作的调适性变迁。政治转型与政治系统整合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相反相成的现象：政治整合是政治转型稳定进行的必然要求，政治系统整合就是建立具有凝聚力政治机制和政治连接纽带的过程，政治整合由多种社会政治力量形成合力完成。     

论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贡献

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多党合作的奠基人和促进者,主张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作用,反对在中国实行西方多党制。     

中国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动力比较分析——以制度变迁为视角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各种动力因素问相互交织和更替的规律性特点。以制度变迁为视角，纵观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轨迹，基本经历了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利益多元化”、从“单边行动”到“多元主体”、从权力基点下的“强制性变迁”到利益基点下的“诱致性变迁”的动力变化过程。民主化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成为贯穿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     

开展学风建设是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途径

学风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重要方面,是校园精神文明建设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多方面努力进行改进和创新.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风、校风、教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是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的有效举措。     

政治参与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的、实践的过程。政治参与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为他们相互交流、学习提供了一个平台；政治参与可以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和民主法制观念，孕育民主文化，塑造独立人格。因此，政治参与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而这种政治参与又是以有序化、科学化、法制化、制度化为前提的。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浅析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制度问题。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论汪精卫1932—1933年的“政治病”与国民党派系权力斗争

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使表一主持的南京政府行政院徒有虚名,汪精 无实权而在１９３２年８月初请刮行政院长职。辞职与挽留的较量构成了蒋汪权力之争的基本格局,也形成了思民政府特有的政治现象－－“政治病”与派系权力斗争。     

"两课"教师师德建设途径探索

高校“两课”教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承担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主导地位的重任。而“两课”教师的师德又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育的效果。本文遵循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要求，强调通过加强师德建设，提升教师育人的本领和素质，从而增强大学生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制的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作用,明确指出:多党合作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化;重视人民政协在多党合作中的纽带作用;为多党合作注入协商民主的内涵,提高多党合作的科学化水平;强化民主党派的监督职能,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把多党合作拓展到祖国统一大业中;采取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