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史学著作重版发行

吕振羽同志多年来以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中国历史。他的著作从三十年代初已流行国内,以后在解放区、在全国曾经多次翻印。最近重印发行的有三部:1.《史前期中国社会史研究》:1934年北平人文书店初版,现由三联书店据1961年校订本第三次重印。书前有李达序,说明此书第一个特点是作者态度严谨,指出波格达诺夫主义的“商业资本社会”论的错误;指出马札尔派“亚细亚生产方法论”的错误;指出伪历     

吕振羽对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带来了中国史学的根本变革。吕振羽继郭沫若之后发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系统地探索有文字记载以前的上古历史,初步建立起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科学体系,并摸索出一套研究原始社会史的科学方法,成为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创之作之一,并由此奠定了吕振羽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者之一的历史地位。     

试论吕振羽《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

193 0年 ,吕振羽撰著《中国国民经济趋势之推测》(含续篇 )一文。该文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时期马克思主义派别的重要代表作。从这篇文章所论述的内容可以看出 ,吕振羽在思想认识上已开始否定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 ,跨过他思想质变的关键点。因此 ,该文又是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的代表作之一。     

略论德里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

德里克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著述颇为丰富；“中国社会史论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中外学者特别关注的学术课题，笔者拟就德氏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略作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本世纪三十年代,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先后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这几次论战都是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的。尤其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前途等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尖锐斗争的一个方面。通过论战,使更多的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中     

简析社会史论战中的方法论问题

史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研究,存在着忽视方法论问题的缺失。本文从理论形态和具体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社会史论战的方法论进行梳理,旨在引发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热辩中的冷观——科学史学派缺席三大论战原因探析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以及中国农村性质问题展开了论争。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长,影响也很深远,而且参加论战的人员比较复杂,牵动着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但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史学界的“正统派”——科学史学派却对这场论战态度冷淡,几乎无人参与其中。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论战的起因和目的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科学史学派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会参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论战的议题不在科学史学派的研究范围内;论战的参与者并没有被主流学术圈接纳;科学史学派与论战各方在治史方法上有着巨大差异;论战的起源、发展都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论战的党团性使得科学史学派对它敬而远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有着内在的、必然的逻辑联系。首先,这场社会史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其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期,这场论战与作为毛泽东思想主要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论战中学者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的任务、领导权等进行了广泛地探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再生》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兼评牟宗三的早期经济思想

30年代,国社党机关刊物《再生》对社会史论战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疏离到自觉参与的变化过程,其从方法论、学理等角度对论战展开了批判,并对社会史论战的诸多问题作出了解答。     

评陈独秀的中国社会史观点

中国社会史问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关于中国社会问题大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焦点是中国古代社会究竟分成哪几个时期,实质则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而改造中国,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一次重要的论战,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和深远的理论意义。最后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结束。在1927——1937年的十年中,陈独秀正在经历着他一生中的重大转变,即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逐渐沦变为中国托派的首领,并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了五年的时光。他并无专文论述自己的社会史观点,也未在大论战的高潮中发表文章参战,但是,他的社会史观点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陶希圣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陶希圣最大的史学贡献,是创办和主持了《食货》半月刊。《食货》的创办,是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作学术反思以及在政治失意后转向教学之境遇的一个结果,也是适应时代思想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一个结果。《食货》创办的史学意义,在于明确打出“社会史专攻”的旗帜,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拓荒与奠基的作用,在中国史学融入世界史学新潮的历程中,起到了推进的作用。《食货》的成功,得益于陶希圣在会通史料与理论之研究理路上的探索。所有这些对他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最好的说明。     

《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读后

《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是朱政惠博士撰写的一部研究吕振羽史学的学术著作。该书具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其一,注重把吕振羽的史学置放到“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全程中去横剖纵割。     

试论吕振羽的道德思想

从三十年代开始,吕振羽就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科学眼光,对人类社会的道德现象进行比较全面的审视和探讨研究。他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作指导,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以及道德社会作用的不同性质。在如何对待传统伦理道德和西方伦理文化问题上,吕振羽主张采取辨证“扬弃”的态度,坚决反对道德贩运主义和伦理闭关主义。在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国民道德精神方面,吕振羽提出爱国、爱民的道德要求以及适合社会主义实际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吕振羽的道德思想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以后要编写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史,不能忽视吕振羽这个重要人物。     

吕振羽墨学观评析

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之一。他不但是中国西周社会封建论的最早提出者,也是最早应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思想文化史,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学者。他对墨子和墨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新评论,把我国“五·四”以来的“扬墨抑儒”的学术思潮,推进到了马克思主义新阶段,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认真深入研究他的墨学     

重新审视《帝国主义论》对股份制的否定——列宁与“修正主义”论战新说

伯恩斯坦是“股份制中性论”首倡者：(1)写于1919年的《帝国主义论》在总体上把股份制论定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实际上也是列宁与当时所谓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论战的需要。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伯恩斯坦。他曾多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人。“股份制中性论”是他被斥责为“修正主义”的根据之一。     

新特点与新途径——论改革开放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刘吉教授是国家体委副主任。在改革开放新的发展阶段,对如何正确认识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作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他提出的思想政治工作地位“适当论”,作用“有限论”,加强“有益论”,削弱“有害论”的正确观点,对当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有指导作用。     

谈《曹刿论战》中的“论”与“战”

董武同志在《<曹刿论战>申的“论”》一文(见《语文教学与研究》一九八一年六期)中,指出“有很多人被题目中的一个‘论’字所迷惑”。把全文归结为文章意在一个‘论’字,处处紧扣一个‘论’字来写等等,把这篇文章误认为是一篇议论文”。他认为,“在教学中应该按照记叙文的特点去处理,而不能只扣一个‘论’字”。     

论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学术贡献

1835年由上海不二书店出版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中国当代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吕振羽的重要史学著作之一。他在书中详细阐述了殷商奴隶说和西周封建论的观点,是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争论有重大影响的史学代表作。在此之前,吕振羽在1933年6月编定、由中国大学发行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的第三编“殷代的奴隶制度经济”和第四编“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的提纲中就已大体形成了关于殷商奴隶社会和西周封建说的观点,表明他在这一领域的探讨拥有领先优势。本文即对《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的学术贡献作一重点分析。一、首创殷商奴隶社会论及其学术意义     

论马克思政治解放视域中的“宗教问题”——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解读

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将人的“解放”过程划分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不同阶段的同时,比较系统地对“政治解放”所涉及的宗教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马克思指出,犹太人的解放并不是简单的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最根本的还是要进行“政治解放”,从而彻底颠覆了鲍威尔等人将“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混为一谈的谬论。通过分析马克思与鲍威尔关于此问题的论战,结合政教分离这一历史现象,试图更好地把握与解读马克思政治解放视域中的宗教问题。     

走向政治小说——“乡土文学”论战后陈映真的创作转向

1977年台湾爆发“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派”大获全胜。但是,“乡土派”在论战中的胜利并未使这一文学流派得以发展,相反,论战之后“乡土文学”风流云散,乡土文学的作家直接或间接地相继转入符合各自利益立场的政治叙述——“统-独”论述众说纷纭。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映真坚持“乡土文学”论战所找回的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策略性地避开政治权力的压制,逐步转入政治小说的创作,寻找国家统一的历史、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