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

法官释明权制度源于大陆法系,在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释明权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辩论主义为基础,但是纯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过分强调法官的消极性,对保障当事人权利,促进诉讼公正,有效率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具有阻碍作用。法官释明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即为弥补辩论主义和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的不足,保障实质正义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背景下,释明权制度具有特殊意义。文章通过对释明权制度功能、价值的分析,论述了我国构建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明确规定释明权的内容,完善释明权行使的方式,确立释明权救济机制的建议。     

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当事人主导的民事诉讼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来更好地为实现公民诉权而服务也就戍了大势所趋,应该从行使原则、适用范围以及行使方式等方面来逐一完善立法。     

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释明权的构建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释明权制度在民事诉讼中作用逐渐被重视,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在民事诉讼制度中作了相关规定。我国正处于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时期,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践中把握,构建审前准备程序释明权都具有迫切的必要性。本文从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释明权行使原则、主体、方式、内容以及不当释明五方面来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分析与阐述,以期对我国民事诉讼准备程序中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有所裨益。     

构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之再辨析

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当事人主导的民事诉讼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来更好地为实现公民诉权而服务也就成了大势所趋,因为涉及公权力的设置,找出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就显得尤为关键,本文将对此问题做一探讨。     

法官释明权正当行使的理念基础与路径选择

法官释明权制度存在的合理基础是通过强化法官的程序控制功能,对完全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缺陷进行限制与修正,但过度释明极易破坏法官的司法中立地位,进而危及司法公正,从而使设立这一制度的本意发生异化。为保障法官释明权的正当行使,应创设协同型的诉讼模式,并从保持程序控制和法官中立的维度出发,确立积极、适度、公正行使释明权的三项原则,在将释明权定位于法官职权的基础上,建立释明权不当行使的救济机制,以纠正法官释明权的不当行使。     

论法官的释明权

辩论原则是各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是完全的辩论原则会造成诉讼的拖延，影响诉讼效率。所以，各国都采取了由法官释明的办法，从法律和事实的角度给予当事人以更正和补充主张的机会，我国可否借鉴他国的经验，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释明权制度。     

论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未对法官释明权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仅在一些司法解释中出现了个别类似规定,且这些粗线条的规定对释明权的主体、范围、行使时间等均未加以明确。建立我国完善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应当对释明权的适用范围、行使时间、行使方式、后果救济等方面进行规范,确保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权力行使有法可依。     

我国释明权运行法治化研究

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主张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有瑕疵而误认充分时,法官以提示、告知、说明等方式引导当事人补充或修正其主张、陈述和证据;其法治化运行应遵循权利法定、正当程序与合理限度。而法律不健全、范围不统一、法官素质差参不齐是我国释明不规范的原因。通过明确规定其行使原则、范围和方式,构建相应救济程序,进一步提升法官素质,稳步推进释明权运行法治化。     

我国释明权运行法治化研究

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主张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有瑕疵而误认充分时,法官以提示、告知、说明等方式引导当事人补充或修正其主张、陈述和证据;其法治化运行应遵循权利法定、正当程序与合理限度。而法律不健全、范围不统一、法官素质差参不齐是我国释明不规范的原因。通过明确规定其行使原则、范围和方式,构建相应救济程序,进一步提升法官素质,稳步推进释明权运行法治化。     

完善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若干思考

本文通过对释明权的概念及性质的阐述,对释明权制度的基础及我国释明权制度现状的分析,进而提出了设立我国释明权制度的立法构想。     

质疑司法解释的权威

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赋予司法解释普遍约束力。使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推动力量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解释主体在诉讼活动中的最高权威;二是应用司法解释能够提高司法效率。司法解释是最高司法机关在其权力范围之外对法律的解释,它不是有权解释,或者说,它仅仅是最高司法机关对法律的认识。司法解释和法官解释在本质上没有差别。     

和而不同：法官与律师之间

法官和律师同为法律人,有着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追求,都应该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仅仅是在社会上的分工不同、占据的社会资源不同和表现的方式不同而产生了具体差异。法官和律师都要恪守从业的基本要求和道德底线,建立彼此尊重、和而不同的司法理念,以自身点滴的言行影响并引导民众学会对法律的敬畏,在每一件平凡琐碎的纠纷处理中学会彼此互敬。也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使已制定的法律得到贯彻执行,并且促进立法进步,才能使“依法治国”最终得以实现,从而真正实现法治中国、法治社会、和谐发展。     

论行政有权解释

行政法解释分为行政有权解释、行政工作解释和行政行为的解释。主要论述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新发展以及行政有权解释的主体、对象和程序,并分析了行政有权解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解释的必为性和可行性

法律解释是与法律适用相并行的、旨在解决法律的一般性与案件的个别性之间差异的活动.本文试图对法律解释进行相关界定,并回答法律解释为何必要,以及法律解释如何可能的问题,以期为人们理解法律解释提供认识上的参照.     

司法解释立法化倾向及其法律依据探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实务中,尤其是在司法判决的过程当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指导法律的实施、统一全国法律适用的标准、弥补法律漏洞有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然而,一个尴尬的局面是,虽然司法解释对于我国司法实务的作用十分突出,但是最高法和最高检司法解释权的法律依据却仍然不明晰。许多司法解释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立法甚至改变了立法的规定,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两高”在作出司法解释时在解释范围和解释程度方面所应当遵守的限制。     

新医改方案的法律解读——从健康权的角度分析

健康权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之一,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政府对公民健康权的实现承担主要责任。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进程推动了公民健康权的逐步落实。新医改方案体现了与国际人权法主流价值的接轨,标志着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

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反复无常。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源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利本位的要求。     

《治安管理处罚法》执法解释方法研究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执法中需要进行法律解释。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解释方法在使用时既有不同的使用条件,也有一定的位阶关系;在执法中使用解释方法还要受到一些原则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