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叙事研究述评

赋是中国文学独有的文学样式,赋体叙事研究随着赋体文学研究的复兴而逐渐发展,也是赋体研究逐步深入的重要表现。综合学术界相关成果,可以看到赋体叙事研究在其文学体式影响、汉赋、唐赋及俗赋等若干点上有了初步成绩。以赋的文学成就来比照,汉赋叙事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尤其显得不足。     

魏晋植物赋浅析

魏晋植物赋是魏晋赋体文学中值得关注的一类,从体物、抒怀、明理等角度来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植物赋所反映的时代思潮、文化观念以及赋体文学自身的一些特征。     

所遇无敌物,焉得不速老——读《文选》“哀伤赋”

《文选》所收哀伤赋.除《长门赋》外,都是魏晋六朝时赋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重“情”是哀伤赋的重要特点。可以从个性化、哀伤赋文本、咏物赋的比较和赋的转变四个方面来认识哀伤赋的主情特点。     

从京都赋到京城诗：汉代城市文学题材的变迁

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以卢照邻为代表的诗人则在初唐创造出了”京城诗”的文学样式,不能不说是一个颇有意味、也颇有意思的文学现象。而从京都赋到京城诗的这一创作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所呈现的城市文学题材这一文学样式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轨迹与原因。     

城市文化是催生文学新样式的肥沃土壤

散体大赋、词、小说、戏剧文学、影视文学等等,都是各个时代城市文化刺激下产生的文学新样式。从城市文化角度来审视,可以发现两个规律:一是文学反映和服务的对象经历了一个由上层走向普通民众的过程;二是产生文学新样式的原始激素蕴藏在城市市民之中。城市文化是催生文学新样式的肥沃土壤。以人为本,繁荣社会主义新型城市文化,创造文学新样式生长的条件,是城市文化建设和研究的任务之一。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试论苏东坡文赋对赋体的传承与创新

赋体是我国传统文学中一种独特体裁,赋体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长河中一朵美丽的浪花,其文学特征和发展历史仍值得研究,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探讨:赋体文学的一般特点及其演变;汉赋最高成就的代表司马相如;从前后《赤壁赋》看苏轼对赋体的传承与创新,他发展了赋体文学。     

汉赋之司马相如赋的写作视野

司马相如是西汉赋的大家,他使赋体真正从骚体赋前进到一代大赋,为汉赋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从司马相如赋的文学成就为视点,分别从其赋审美艺术特征、审美意象;铺陈描写,还有象征、描写等大胆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叙述这位汉赋大家为文学艺术长廊添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自悼赋》《捣素赋》看班婕妤的悲剧命运

班婕妤是西汉赋学史上唯一留下作品的女作家,她的《自悼赋》、《捣素赋》写出了失子、失宠后的痛苦心情,为西汉文学增添了一抹特殊的色彩。本文试从以理制情、身份依附、相信天命等三个方面来分析班婕妤不幸命运的成因。     

论历代狩猎赋反映出来的古代狩猎活动的功能

赋体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研究我国历史的极佳史料。我们通过对历代狩猎赋的研究可以得知,我国古代帝王组织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具有三大主要功能。一是提高将士的作战能力,训练军队的行军布阵与整体配合;二是展现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威慑周边民族;三是成全祖传礼制。     

论荀况与宋玉的造赋成就

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综合性的重要的文学体裁,亦是最早产生的一种专供诵读欣赏的书面文学.战国时代北方的荀况首创赋篇,成为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南方的宋玉与之呼应,以其赋体力作成为赋体文学的完善者和奠基者.     

先秦赋：早期文学百花园中绽放的奇葩

早期作为文体的“赋”都写作“傅”。傅,相也。古代乐师为瞽者,扶助乐师者为相。“相”除了扶助乐师、携带乐器之外,还要参与演出中的应对活动,相当于现在的报幕员。报幕的声音,不同于歌,而是另一种富有节奏感的朗诵,汉代人“不歌而诵谓之赋”,正是从这里来的。赋同其它文艺形式一样,最初都是由下层劳动人民创造并在人民中间口耳相传着,它是由口传文学发展而来的书面文学。近百年出土的西汉到宋初的俗赋,其类型可大致区分为故事俗赋、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3种,文章用赋的这3种类型和文体标准对照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钩稽出了53篇先秦的赋或带有赋体特征的文献。     

宋玉赋的夸饰铺陈与优语

宋玉被誉为＂赋家之祖＂,他所开创的赋体文学对后世影响颇深,尤其是夸饰铺陈的描写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夸饰》中言＂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1：333],可见宋玉对中国赋体文学采用夸饰的写法有首创之功。究其原因,夸饰铺陈的描写手法与宋玉作为宫廷侍从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更与以娱君为目的、讲究铺排夸饰的优语有着极深的渊源。     

宫室名物词误释例举

古代宫室名物词如＂阁道＂、＂复道＂、＂欂栌＂、＂浮思＂、＂阳马＂、＂飞昂＂等,在现代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往往存在误释的情况,主要表现为相互混淆、表述不确、以偏概全等。依据相关文献典籍及建筑史学成果,举例说明了这些宫室名物词被误释的原因。并提出在对此类宫室名物词释义时,应给予《营造法式》等古代科技典籍足够的重视。释义方式宜采取＂核义素＋类义素＂的方式。     

严复与“人的文学”观念的诞生

严复“三民”思想是中国近代以来改造“国民性”思潮的理论源头。严复框定了改造“国民性”的整体性理论架构,之后的梁启超以“新民”为己任进行“三界革命”,胡适立足于“个人主义”发展“平民文学”,周作人强调人间本位的人道主义的文学,鲁迅立足于“立人”思想重塑民族魂的新文学创作,都是这一思潮在文学领域里的延伸。     

“诗赋欲丽”与文学观念认知的转向

“诗赋欲丽”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一个对于后世文学发展进程具有积极而且重要影响的意见。这一意见给其后的理论继承人最大的启发,更多体现在人们对于文学观念认知的心理转向方面。它消解了文人游移与文道冲突中的心理障碍或者说是心理上的疑虑,迎合甚或说是感发了文学家对于词藻美的兴趣。重视词藻成为了诗文创作的一个正当的理由,而不必担心遭到过多的思想攻击。“诗赋欲丽”含蕴的文学作品的声情美、节奏美的主张,同样也触动感发了文学创作对于声律的追求。骈文的兴起,诗歌声律的追求和理论探讨,不能说没有曹丕“诗赋欲丽”说暗藏其中的影响。     

北宋王巩笔记考论

北宋王巩的《闻见近录》、《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三部笔记,是其在哲宗绍圣、元符年间至徽宗大观年间依次创作的,创作时间长约十年.十年中王巩随手杂记,所记不分次序,不分类别,在编排条目上有一定承上性、连续性和主观叙事性.所记内容博杂,其中涉及到北宋党争、北宋士风、典故沿革、地理风俗等内容,具有补北宋正史的史料价值.王巩笔记史传体与小说体结合的叙事体式,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汉代经学视域与文学空间——兼论汉代文学的“独立性”

汉代经学与文学的观照往往投向共同的对象,可作实证的考辨和类聚的阐述.汉赋继承《诗》之“窈窕”并《诗》、《骚》玉女、宓妃的审美观照,经学的解释则取伦理评价.《诗》、《骚》山水表现俱以个体情感的投射表现审美精神,汉代骚体如之,大赋以之为审美的对象而形成宏阔的铺陈;经学则承仁、智的观念进行比德的说教.经学对虹蜺的解释与道德相系,但《楚辞》却以楚人图腾的关联而视之为美好之象,并延及汉赋的描写.这说明汉代经学视域与文学空间的并存及其相互关联,说明汉代文学得于往代继承和具有审美的相对独立性.     

论建安七子军旅纪行赋

纪行赋渊源于屈原《九章》中的《涉江》、《哀郢》两篇,通过刘歆、班彪、班昭、蔡邕等人的创作实践纪行赋有了固定的模式。建安时期"七子"对纪行赋的题材有所拓展便产生了军旅纪行赋。"七子"的赋作除了军旅纪行赋之外还有都邑赋、田猎赋、游览赋、山水赋、物色赋、情志赋、哀伤赋和咏物赋等多种类型。军旅纪行赋是建安时代的产物,因此有它独特的产生原因、文体特征和具体内容。     

难民与诗圣——余光中笔下的杜甫

基于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和历史归属感,余光中以特定的视角,在《湘逝》、《不忍开灯的缘故》与《草堂祭杜甫》中,为杜甫塑造形象。余光中造像时,特重杜甫的内心世界;其《湘逝》一诗,更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叙述,与咏写其他诗人用示现呼告——以＂你＂直呼——的＂谈心＂方式不同。这种更贴近余氏自我的手法,隐约有说杜甫就是谈自己的意涵,更显示杜甫对余光中的意义非凡。余光中用杜甫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加以点染转化,为诗圣塑像,因为这些诗句就是杜甫的＂符号＂,最切合杜甫本人。杜甫暮年栖栖遑遑往来于山城、泽国间,余光中从情、理两端,设身处地去揣摩杜甫的心境,刻画非常细腻。他凭一样＂向北的心情＂（就是北望中原的思归之情）,以＂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与＂历史成就最辉煌的诗圣＂之强烈对比为主轴,咏写杜甫,与一般添彩附丽的颂歌不同。     

也说“如怨如慕”的“慕”

苏轼《前赤壁赋》“如怨如慕”的“慕”一词向来鲜见确诂,今人或训为“怀爱”、“眷恋”、“爱慕”,顾久释为“悲哀”,虽较接近本真,然仍未达一间。据古代文献用例类比考释,“如怨如慕”的“慕”当训为啼哭之义,方较通顺妥帖。由“慕”组成的复词“哀慕”、“攀慕”、“痛慕”、“感慕”的“慕”是悼念怀思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