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的境界

<正>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笔者在读小学时,恰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当时有一句红卫兵喊得非常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刘就是刘少奇,邓是邓小平,陶就是陶铸。过了十余年,"文革"刚结束,恢复高考,笔者考上大学。在进入大学校园的第一年底,即1978年12月10曰,陶铸女儿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上刊出,立即引起社会轰动9与此同肘     

大师之大

最早发现并引荐陈寅恪这匹“千里马”的,是梁启超。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曹问：“陈寅恪是哪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曹拒绝：“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大怒：“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一听,十分震惊,这才同意聘请陈寅恪。     

"文革"时期红卫兵组织之特征--以福建红卫兵组织为个案的分析

红卫兵组织是“文革”期间有亿万群众广泛参与的群众运动中最早的群众集合体。本文通过对“文革”时期福建省红卫兵组织的考察 ,主要从红卫兵组织领导机构、组织建制、成员政治倾向与构成、红卫兵组织的名称等几个层面 ,探析红卫兵组织一些带有典型意义和价值取向的特征     

梁濑溟：否定“文革”第一人

绝无仅有：“文革”中被补戴“右派”帽子 1966年8月24日，梁漱溟旧居小铜井一号家门被怒气冲冲呼着“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一脚踹开，红卫兵冲了进来，勒令梁漱溟站到一边．开始了野蛮的抄家。梁漱溟的妻子上前去劝阻，大声说：“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立即被红卫兵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顿劈打，可怜的老妇哪有招架之功，只得抱着头转过身来任小将劈打，打得脊背出血浸透内衣，打过之后就是一番砸、烧、撕。接着，梁漱溟被拉出去参加一个斗争大会，罚跪于主席台上。等批斗完押回家来，满目凄凉，家中已是一番扫荡后的杂乱破碎，凡是值钱一点的木器多被砸碎，床也被捣了个稀巴烂，梁漱溟只得打地铺，基本生活用品被扫劫一空，更揪心的是，他的先曾祖父、先祖、先父三代历尽战火动荡都没有损坏的画轴册两大皮箱全被焚毁．自己的书籍、文稿、信件、笔砚、名章等，也全无了踪影。     

如此提取公因式

文革期间,许多知识分子遭到了批斗．这天,一群红卫兵突然闯进了叶教授的家．其中一红卫兵头目一把揪起正在伏案写作的叶教授,并大声吼道：“老家伙！你可知罪？”叶教授：“我何罪之有？”红卫兵：“你老实交代,你三个儿子都叫什么名字？”叶教授：“大儿子叫爱国,二儿子叫爱民,三儿子叫爱党,这也犯法、’红卫兵：“哼！你这是叫他们热爱国民党,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叶教授·“这·”红卫兵：“这很明显,先把你三个儿子的姓名连起来,再将公园式‘叶（热）爱’提出来,难道不正是热爱国民党吗：｝”如此提取公因式@马新安     

万卷唯凭胸了了

“万卷唯凭胸了了”这句诗 ,是我国著名词学专家夏承焘先生由衷钦佩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肺腑之言 ,其意是说陈寅恪先生“读书破万卷” ,且能融会贯通 ,了然于心。紧接着还有一句“九州共惜视茫茫” ,说的是陈寅恪五十五岁时双目失明 ,令人感到万分惋惜。陈寅恪这个名字 ,现在的青年人恐怕都比较陌生了 ,但在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陈寅恪的名字却如雷贯耳 ,其人其文 ,都使人油然而生敬意。想当年 ,陈寅恪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 ,其他三位是 :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四位导师都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 ,都是莘莘学子心中的偶像。我国…     

对花还忆去年人——以序跋作品考察陈寅恪的学术理路

史学巨擘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以及略征旧籍参证的跋文、“书后”当中。这些文字既是在对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本文通过对收入《陈寅恪集》的数十篇这类文字进行解读,进而讨论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精神,试图梳理出另一种可能近乎陈寅恪其人及其学说的解释模式。     

陈寅恪的对子与语文考试

1933年7月,陈寅恪应邀为清华大学代拟入学考试国文科的题目,作文题为“梦游清华园记”。此外,陈寅恪还拟了一道对子题,上联为“孙行者”,要求学生对出下联,这道对子题后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趣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邓云乡和吴小如对这个“孙行者”对子题的标准答案进行了一番争论,邓云乡的《也说“孙行者”》认为“行”应读去声,所以“祖冲之”应是绝对。     

“陈寅恪致陈序经函”跋语

新近发现了未刊的“陈寅恪致陈序经函”，函中主要涉及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与职教员卢华焕、王力等人，并述及陈寅恪一家与工友不合之事。这或许是陈寅恪“畏人”的又一证明材料。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说献疑

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所作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即“造极说”)从20世纪末迄今二十余年,被越来越多的宋代历史、宋代文学、宋代思想研究者所接受。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的尊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即:晚清民初汉宋学之争中的宋学倾向,陈寅恪对宋代史学的推崇,华夏民族本位文化的指向,陈寅恪中国文化整体视域中的宋代文化。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陈寅恪先生当年发表“造极说”有着特殊的语境,因此不宜简单地用陈寅恪先生指称宋代学术思想(主要是程朱理学)之“造极”来涵盖包括文物制度在内的宋代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更不宜作为夸耀宋代整体文化发达的一种标签。二是陈寅恪等学者身处救亡的历史大背景,强调华夏民族的单一性、独尊儒家文化的学说思想,是当时时代条件使然。就其尊崇气节和提倡纲常理论的出发点来说,实际上与辛亥革命之后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理论相仿佛,即“希望以学术趋向转移人心治道世局的良苦用心”。故不能以此厚非陈寅恪。     

也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治学方法——兼与万绳楠先生商榷

陈寅恪先生作为近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从治学方法上讲,为世人所共同瞩目的,是他考察某一问题时,从文、史、哲多视角的透角,博综古今、触类旁通的思考,和由此而总结的“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方法。“以诗证史、以史说诗”作为一种卓有成效的治学方法,史学界和文学界多看成是陈寅恪先生采用朴学方法注释元(稹)白(居易)等人古典诗歌的结晶。本文不赞成这一习惯的说法,本文认为,从陈寅恪先生重要的史学著作《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以下简称《讲演录》)来看,陈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的方法,实际是以最广义的“文化”来界定其“诗”和“史”的内涵的,“以诗证史“就是以最广义的文化史料来考证“正史”,“以史说诗”也就是将传统的文化作品放到最广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阐释。在“证史”的过程中陈先生使用了“阶级分析法”,但这种方法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实际上只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因而《讲演录》的整理者万绳楠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行者或“过渡桥梁”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玩古生新意 豪情壮诗魂——略谈陶铸诗词的推陈出新

陶铸同志是深为人民敬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深为人民爱戴的文采风流的诗人。在四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政暇论文”,“文余问政”,不仅在繁忙的国事活动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我国的文艺宝库留下了不朽的艺术珍品。我们得以读到的《陶铸诗词选》,是陶斯亮同志从他的遗稿中选出来的。其中的一些篇章是陶铸同志在隔离审查期间,书写于旧报纸上的,只是因为夹杂在抄录的毛主席和鲁迅先生的诗作中间,加以行书难认,才逃过林彪、“四人帮”的魔爪,而幸存下来的。因此,在“四害”剿除,玉宇澄清的今天,我们捧读遗诗,更感觉到它的珍贵。《诗词选》共有二十五篇,全部属近体。除了律诗和绝句,就是长短句的词。这些诗词创作的时间跨度达三十年之久,它真实地记录了陶铸同志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历程。在这些诗中,不仅辉映着阶级搏斗的刀光剑影,充溢着无产阶级的磅礴大气,同时也闪耀着对旧体诗词推陈出新的异彩。     

红卫兵诗歌概说

《火炬颂》、《战地黄花》、《写在火红的战旗上》三部诗歌选集,是红卫兵诗歌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红卫兵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     

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

“敦煌学”一词,一般都认为是陈寅恪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后来发现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使用“敦煌学”的材料。从敦煌学的发展、影响、实际效果和“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来看,说陈寅恪是“敦煌学”的首创者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正视的是,在陈寅恪之前,石滨纯太郎已经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因而有必要探讨敦煌学出现的背景,即当时国际学术的潮流是东方学,而东方学又是在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或占领下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具有殖民主义的成分。虽然东方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为提出的背景而否认其科学价值。     

陈寅恪的“骇人听闻”

陈寅恪从来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寅恪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家伦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藏学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即：陈寅恪治藏学的缘起;陈寅恪的藏学功力;陈寅恪在藏学领域的论述对陈寅恪与中国藏学的关系作一“查漏补阙”式的论述。     

陶铸故乡设立曾志助学基金

陶铸故乡设立曾志助学基金最近，“曾志助学基金”在陶铸同志的故乡祁阳县潘市镇设立。陶铸、曾志夫妇生前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去年６月，曾志同志因病逝世。她在弥留之际仍惦记着家乡，想完成陶铸同志的遗愿，立下遗嘱将自己节衣缩食毕生积蓄的３万元存款捐献给家乡...     

“陈寅恪”的“恪”到底怎么读

“陈寅恪”您是怎么读的?到底是“Chén Yínkè”还是“Chén Yínquè”? 国学大师陈寅恪名字中的“恪”字,如今学界通常读为què,但按规范并无此音。如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即注“恪”音为 k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也如此,并特别注明“不取què音”,例词除“恪     

孩子，我为什么打你

有一天与朋友聊天,我说,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我也没打过人。我还说,我这一辈子,从没打过人。     

让“我”回归：从学术视角看陈寅恪的“独立精神”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的名言。过去这一言说常被误解,需要多从学术视角去认识。它不是陈寅恪一人所见,而是当年相当一些人的共同取向,牵涉到时人关于学术与“我”之关联的认知,以及近代从历史研究中“人”的隐去到学术表述中“我”的消失这一发展进程。陈寅恪对学生再三强调“读书一定要独立”,强调“我”的主体性,意味着主观和客观可以是互补的,不必以客观取代主观,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中有其特殊意义。至少在学术表述层面,我们需要让“我”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