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汉书》的匈奴传看汉匈民族关系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什么时代民族关系处理得好,国家政权就巩固,经济就发展,反之,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无一例外的是民族矛盾尖锐化,这对封建王朝的兴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重要民族,秦汉之际,汉匈民族间交往频繁,其间有过激烈的斗争冲突,也有团结和睦、友好往来。研究这段历史,有利于提高我们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认识和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     

论《史记》与民间文学的关系

民间文学的魅力给司马迁的童年增添了神奇的色彩，“二十壮游”使司马迁深得民间文学的底蕴。《史记》中充盈着民间文学的鲜活气息：神话传说直接入文，赋予历史人物神的灵性；民间故事、传说使人物形象富于传奇性；谚语、俗语或表现人物的性格品格，或是风土人性的浓缩。《史记》几乎包容了所有的民间文学样式，是司马迁对史学史、文学史和民俗史上的贡献之一。     

论《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在褒贬精神的继承、人物故事的运用、行文笔法的模仿、语言的借用等几个方面.     

《史记》民族列传史料来源考辨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列传,专门给周边民族及国外民族立传。为中国最早的一部民族通史,亦是正史民族列传的滥觞。因史料翔实可信,是研究先秦秦汉民族史的最基本史料。因此对其史料的来源进行分析、考辨,对民族史及《史记》研究有重大作用。其史料来源主要有：一、“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二、游历访问、实地调查;三、使节、商人、各族归附人提供的材料;四、各族相关的实物等途径。     

作为民族心灵史来看的《史记》

司马迁不只为中华民族著史,同时为中华民族写心;《史记》不只是中华民族发祥、发展、奋斗、成长的民族史章,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真切、深沉、多姿、多彩的民族心谱。本文从民族心灵史这一角度,探讨和论述《史记》写人写心的实绩;《史记》在陶铸民族精神、塑造民族性格上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以及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所存在的缺失。     

论《史记》对中华民族舍生取义精神的继承与弘扬

《史记》作为展示和构筑中华文明的史学名著,在人物的选择标准上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主体意识。司马迁在《史记》中,自觉地继承与弘扬了中华民族崇尚气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与气节风范,在《史记》各人物传记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从《史记》看文史关系

我国早期学与史学工没有的分界，所以有些史学名词时也是学名。史分家后，史学作以直载史实为贵，忽视了必要的学描写，往往使史书缺少可读性，这对于史学的普及与发展极为不利。司马迁在《史记》中成功地运用某些学描写手法史，说明了史结合的写作方法对史的必要性。     

《史记》研究的新领域——评池万兴先生的《史记与民族精神》

《史记与民族精神》一书,溯源探流,纵横开拓,从哲学与民族学的角度对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填补了我国史学界在《史记》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     

论《史记》对钟嵘《诗品》写作体例的影响

钟嵘《诗品》作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写作体例受到了《史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关于作家历史传承关系的梳理、对作家和作品关系的讨论、三品升降及作家合组等几个方面。当然,作者的借鉴或者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由于史料阙如,不能遽下结论。另外,对个别作家的品评很难成为共识,其同组安排也比较随意,远不及《史记》严谨。     

论京剧“史记戏”对《史记》的改写

京剧＂史记戏＂取材于《史记》,但由于戏曲和史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改编的过程中,＂史记戏＂对《史记》进行了多方面的改写,包括题材的选取和主旨的改写,人物形象的改写和情节的改写等,有得有失。     

论《史记》取材于《诗》

司马迁在写殷周春秋史时多取材于《诗经》。他当时所采用的《诗经》读本是《鲁诗》,《鲁诗》不仅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古时期史料不足的缺陷,而且还给司马迁评价历史提供了经典依据。     

论司马贞补《史记》意识在《史记索隐》中的体现

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的初衷是要续补《史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程没能完成,进而改为注解,因而《史记索隐》中也常常体现司马贞补《史记》的残留痕迹。古今学者对司马贞及其著作的研究多集中在"三家注"之一的《史记索隐》上,对司马贞的补史工作或是视而不见,或是只作只言片语的讨论。然而,明确司马贞续补《史记》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在《索隐》中的体现,是我们做好《史记索隐》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环。     

《周易》对《史记》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思想深受《易》理的影响,《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其《易》理思想的具体体现。本文从人物典型化手法、含蓄化手法、互见法、悲剧人物、传奇色彩五个方面展开论述,说明《周易》与《史记》二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     

《史记》中母亲形象散论

依次从史学、文学角度分析了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注重文字史料和口碑史料的综合运用,注重对不同历史人物在同一历史事件中的相互映衬与呼应,从而使<史记>中几位母亲形象具有了跨越历史时空的性格魅力和人格内涵,并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论金批《史记》

未完成的金批《史记》的最大贡献,在于金圣叹看到这部作品的传人本质,抓住了中国文学发展中史传文学与小说、戏曲的关系这个重要链结,在三者的横向比较中,宏观地研究了三类文本在创作方法上的异同。这集中表现于在对《史记》与《水浒传》的比较批评中,他提出了“文”与“事”这一对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认识。他认为,史家必须同时是文学家,述史必须与文学创作同步;修史者处理“文”与“事”的关系,应当以“文”为主,作为历史真实的“事”,不过是提供了创造艺术形象的材料－这就是《史记》已作出典范的“为文计,不为事计”。对于小说创作,上述原则更是题中之义。那么,可否轻视“事”呢？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在史传与小说的创作中,情形并不一样：《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一“运”一“生”之间,史传文学在艺术创造上的局限性与小说的自在性已经了然,故从传承性看,小说之于史传,是青山于蓝而胜于蓝。在《史记》与《西厢记》的比较批评中,金圣叹认为其共同处是都纯熟地运用了戛然而止法和狮子滚球法。金批《史记》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才子必读古文》中以知人论世的态度,对九十余篇论赞进行评点。     

浅谈《史记》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其实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 ,具有高度的文学性 ,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作为批评其他作品的类比对象 ;成为小说创作的比较对象 ;《史记》的创作动机在文学批评中的利用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与《史记》。     

论《史记》中历史人物的动机

以《史记》中较为人们所熟悉的历史人物的记述为基础,通过分析这些不同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成长背景、社会教育以及性格特征和利用马斯诺需要层次理论等来总结出这些历史人物从事历史活动的主要动机,并进一步分析在这些动机的促使下所形成的历史事件。分析的动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自我实现、功名利禄、私欲、爱国、报知遇之恩等。     

《史记》多笑论

《史记》中关于笑的描写,可谓数不胜数.它不仅是人物内心情感的外化,更有其深刻的艺术性.它加强了人物的讽刺效果,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刻画,推动了《史记》叙事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影响了后代的文学作品.     

论《史记》批判性的表现形式

司马迁撰写《史记》,欲成"一家之言",并对社会历史"稽其兴坏成败之理",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性,而这一批判的功能又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论赞"是直接评判;"寓论断于叙事"中隐含批判;微言讥讽中寄寓批判。     

《史记》的体制结构反映了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

《史记》的五体结构,不仅是一种历史编纂方法,而且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形象反映。它记事起于黄帝,表现了司马迁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史记》的体制结构象征着历史的大一统方向。《史记》结构上的尊汉倾向及其等列天子臣民的体例安排,是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