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产业界与实验室合作方式十种

──合同研究。联邦实验室与产业界签订执行研究项目的合同。──合作研究。产业界和联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互利项目的合作。──专题讨论会。联邦实验室的科学家举办专题讨论会、研讨班和情况简介会，传播可能对工业有用的新技术或新兴技术的信息。──许可证交易。专有或非专有的许可证交易。──资助研究。因在联邦设备上做研究而由工业界补偿实验室。──技术咨询。由实验室科学技术人员为产业界提供技术咨询。──雇员交流。联邦实验室和产业界的研究人员在互利领域进行交换安排工作。──实验室设备的使用。这些设备的特有能力…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声场声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根据科学技术部关于国家重点和部门开放实验室评估工作的部署 ,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 ,于 2 0 0 0年 7月 ,对数理科学的 2 3个和地球科学的 2 6个国家重点和部门开放实验室进行了评估。根据实验室研究性质的不同 ,参评实验室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类。数理科学实验室中基础研究类 1 9个 ,应用基础研究类 4个 ;地球科学实验室中基础研究类 9个 ,应用基础研究类 1 7个。专家们根据不同性质实验室的评估指标体系 ,对数理科学实验室 1 995—1 999年、地球科学实验室 1 996— 1 999年的研究工作与成果 ,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开放交流和运行管理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价。评估结果表明 ,各实验室能够紧紧把握学术发展方向 ,研究重点突出 ,紧密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以至国防建设的基础问题和关键问题开展研究工作。多年来 ,实验室不懈努力 ,大胆创新 ,积极承担国家任务 ,特别是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取得了许多优秀研究成果 ,为我国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次评估结果 ,我院有 3个数理科学实验室和 3个地球科学实验室被评为优秀实验室。本刊将陆续介绍这 6个优秀实验室。     

潜心肿瘤研究事业 笃志健康中国建设——癌基因与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

<正>积淀深厚成果卓越癌基因与相关基因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由已故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健人创建于1985年,1987年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向国内外开放,为国内第一批设立的肿瘤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肿瘤研究的重要基地。实验室依托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上海市肿瘤研究所,主管单位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负责实验室的领导和管理职能。实验室瞄准肿瘤研究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突出基础与临床结合、医工交叉与转化应用,围绕肿瘤基础与转化研究,     

美国贝尔实验室掠影

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19世纪下半叶,德国最先在企业里系统地利用科学家,其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在一战中得到了展示.美国的工业实验室最早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用电器公司率先建立研究实验室,应用现代科学知识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使公司获得很大发展,其他大公司群起效仿.贝尔实验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大型的企业研发机构不仅为企业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还将触角伸向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以贝尔实验室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已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     

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的运行成效分析

为推动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我国于1984年启动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已成为我国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探索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的实施成效,以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着重探讨了实验室的战略定位、运行成效以及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支撑国家需求、推进原始创新、促进人才成长、推动学科发展、促进科学合作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面临着经费支持力度有待提高,评估体系仍需改进,顶层设计与动态调控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就相关资助与管理政策提出探索性建议。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正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1989年由原国家计委批准建设,是我国唯一从事冻土与寒区研究的实验室。实验室定位于寒区工程的应用基础研究,主要研究土、岩等介质冻融过程及相关的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过程、特性和模式,及其在解决工程、环境和资源问题上的应用。实验室立足于青藏高原、我国东北地区,以多年冻土区工程-冻土-气候-环境为主线,开展冻土环境与全球变化的综合集成研究、冻土与工程相互热、力学作用行为和机制研究,搭建水-热-力耦合的冻土工程与环境模型平台,解决冻土区工程建设中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为寒区重大工程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     

谈开放实验室研究成果的工业化转移

为了加强基础研究,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委先后支持建立了一批开放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纵观这些已建立的实验室为了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其研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应用基础研究,其中一些偏重技术科学类的研究成果可以向工业化生产转化.这就给我们提出必须并可能实现的目标——开放实验室基础研究成果向工业化过渡.     

科学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科学体制化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与社会交换的产物.科学体制化的历程是科学适应变化着的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不断改革创新,寻找能有效、协调与社会交换的科学组织、研究机构型武的过程.纵观科学体制化的历程,从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的科学院,到德国的大学,再到美国的大学、工业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科学与社会的交换变得越来越灵活和广泛,越来越多样化和协调.     

基于分类评价视角的科研机构评价方法初探——以化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

分类评价具有指标适用合理、便于同类比较等优点,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的科研评价改革方向。本文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研究案例,从分类评价的角度,运用层次聚类、多维尺度分析的方法,对各实验室进行评估研究。将被评估实验室分为基础研究类、应用基础研究类、应用研究类三个类别,并使用科研产出、学术影响力和受认可程度等多个维度的若干指标对其进行评估,一方面给出各类实验室的评估结果,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分类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一线工人的影响初探——以东风汽车制造集团乘用车总装配厂为例

随着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不断推广,其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文章以湖北省东风汽车制造集团乘用车公司为例,对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对工人的影响进行调研,在薪资水平、工作环境、工作压力等方面初步分析了企业在应用工业机器人的过程中对于一线劳动工人产生的影响。并针对这些影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并建立和谐的人机关系提供一些可行的参考。     

基于效率视角的产业政策效果评估——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例

在对中国产业政策进行评估时,必须考虑到政策的机会成本,从效率的角度进行。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营收的影响,发现:(1)政府财政补贴与企业自身研发投入都显著增加了企业的总营业收入;(2)财政补贴给企业带来的营收增长,远低于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带来的增长,前者只有后者的1/3左右。这意味着,相对于资金的市场化配置,政府财政补贴的效率较低。考虑到产业政策配置资金对社会资金的挤占,我国产业政策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中美工业企业R&D投入差异化原因比较与启示

R&D投入是企业R&D活动的基础,对企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我国企业R&D投入长期不足影响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通过对比中国与美国R&D投入的总量、强度、来源、投向等多方面指标,基于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投入的现状,从中发现中美两国在上述方面存在的差异化原因跟企业内外部环境有关,进而指出我国工业企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美国的工业企业的R&D投入经验中获得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企业信息化水平与竞争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人们对基于信息技术的企业竞争力提升并由此产生的投资效益提出质疑,针对该问题,本文选择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竞争能力和信息化水平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发现企业信息化水平能正向地影响其竞争能力,规模越大的企业这种影响表现得越明显,并且这种影响有一定的时滞效应。     

独立董事在公司利益制衡机制中的作用探析

文章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实际出发,依据公司多边治理理论,认为独立董事应当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应该只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代言人。在董事会决策中站在公司的角度,保护公司的利益免受侵犯。     

基础设施BOT项目的产品价格调整机制研究

基础设施BOT项目普遍都有较长的特许权期，项目的外部经济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必将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而项目公司一般都没有自主的价格调整权力以适应这种变化。通过设计一个限制性的价格调整机制来解决这一矛盾。这一机制允许项目公司在政府限定的次数和幅度内进行价格调整，增强了项目公司对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投资BOT项目的积极性，同时政府也能限制价格调整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     

CEO年薪报酬、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CEO年薪报酬、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年薪报酬与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虽然非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年薪报酬与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存在负向互动关系,但关系不显著;(2)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对公司当期和上期财务绩效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关系;当期和上期财务绩效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关系;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的互动关系相反,并且关系不显著;(3)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当期年薪报酬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虽然非高新技术企业CEO的当期年薪报酬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但关系较弱。本文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现有相关研究文献,而且在优化CEO年薪报酬契约,矫正公司研发投资不足和提高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等方面,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产业创新实验室的高创新效率模式研究：基于WSR理论的组态研究

本研究基于WSR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我国91家产业创新实验室为样本,通过fsQCA的组态分析范式,剖析产业创新实验室高创新效率的驱动因素组态及提升路径。结果显示：(1)单一因素无法推动产业创新实验室的高创新效率；(2)存在3种能够驱动产业创新实验室高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分别是“物理”层面的创新生态环境型组态、“事理”层面的高组织创新驱动型组态,以及“人理”层面的高层次人才引领型组态；(3)发现了1条能够产生低创新效率的组态路径。故建议相关组织为提升产业创新实验室创新效率,需审慎思考自身资源特征优势或劣势,并结合“物理-事理-人理”三个层面的因素组合,优化调整资源配置与优势能力建设,以摆脱条件劣势局限,实现创新效率的稳步提升。     

金融危机企业资产负债表模型对我国的适用性检验-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摘要：本文根据我国52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财务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Krugman(1999)提出的金融危机企业资产负债表模型对我国的适用性。研究结论认为,在企业存在货币错配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企业的短期信贷能力有显著的影响,但对长期信贷能力的影响还不明显。而且,这种影响是动态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滞后1期值比当期值对企业信贷能力的影响更加明显。因而,金融危机企业资产负债表模型对我国具有适用性。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ndustr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 study of German MNCs

This paper reports on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s of Germa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Based on a detailed empirical survey of laboratory sites established by 49 German MNCs, we examine (i) the level and pace of R&D internationalization, (ii) the motivations and mandates of overseas R&D laboratories, as well as (iii) the strength of the laboratori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ties. Participating firms account for about 46% of all German enterprises with international R&D activities and approximately 66% of the nation's privately funded R&D expenditures in 1999.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timing and organization of German owned overseas R&D investments more closely resemble Japanese or French than US or Swedish firms. Furthermore, in line with prior studies, German MNCs increasingly invest in international R&D for resource as opposed to market-seeking motives. The paper also find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regard to the laboratory's mission and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on one hand, and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mbeddedness, on the other.     

R&D laboratory classification and public policy: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context on laboratory behavior

R&D laboratorie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hese changes have included the emergence of new laboratory forms such as cooperative and joint venture laborator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existing industrial,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 laboratories into new and different entities. The utility of classifying R&D organizations as being industrial, university or governmental in character and then further assuming certain behavioral traits based on sector status appears to be limited. Science policy analysts need an updated classification typology that captures the nature of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R&D laboratories. To address this need,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conceptual typology for R&D laboratory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re-thinking for science policy analysts.It is argued that R&D laboratories, like most organizations, are to a large extent functions of their environment. Realizing that the environment of R&D organizations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market or both, the typology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classifies R&D organizations accordingly. The resulting classification typology establishes 9 clearly different research laboratory types.Using survey data from a study population of 250 laboratories and case study data from 32 laboratori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typology did capture the significant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differences among the array of laboratories operating toda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classification typology indicates that new initiatives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market influence on R&D laboratories or to create more cooperative research ventures should be carefully considered before implem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