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礼”的分化与地位的隆升

以＂礼坏乐崩＂形容春秋社会剧变,不利于正确认识评价礼的作用与价值。春秋社会频频僭礼、违礼的现象背后,孕育了礼的重大变化,内容上与仪相区分,地位陡然隆升,备受社会瞩目,成为统治者治国定邦和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礼”与“仁”视角下孔子的鬼神观探析

关于孔子的鬼神观念,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对孔子生活时代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观念以及由"礼"与"仁"所构架的整个儒家思想体系进行分析可得知,孔子一方面是借鬼神祭祀来恢复"周礼",进而维护周代上下有别、长幼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孔子又将鬼神祭祀转化为了一种不需服从于神的个体的人格自觉、道德完善与社会政治理想。     

荀子的礼分思想与礼的阶级化

“以和为贵”虽然是儒家礼学的中心思想,但儒家主张的“和谐”,原本就不是没有差等的“齐一”。孔子主张“正名”、“仁民爱物”,孟子认为“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或劳心,或劳力。”都隐含了“维齐非齐”的观念。荀子的“礼分”思想,无疑地可以视为这种观念的延续。只是荀子的礼学思想,较之孔孟,多了分具体实在。荀子的礼分思想,也很清楚说明“明分使群”的必然与必要。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人与人之间的差等,也就很自然的必须被强调,唯有确知了差等的存在,人才能确认自己的权限。而维持差等的方式,除了大众心理自觉的认知,更可以加上外在的限制,使得人群间界线分明、各守其分。这些外在的限制,依托着礼的面貌,在《荀子》书中有了朴素的开端,而在秦汉之际的儒者手中,被完全确立了起来,礼的阶级化于焉完成。本文之研究,旨在整理荀子的“礼分”思想之大要,并探讨其与阶级化礼制的关系。     

中西文化中的“礼”与成长

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不同,这更多的体现在"礼"这一方面。双方要实现更好地交流,必须重视中西方礼的差异性。基于此,现主要从中国"礼"文化和西方个人主义角度阐释"礼"文化对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影响,分析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并提出尊重中西方文化差异,探求中西方文化共通性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     

礼俗通论

本文是对我国传统的礼仪文化进行全面综合论述的文章。通过对"礼的种类"、"礼的起源"、"礼之实"、"礼与仪"、"礼与俗"等题目,从形式到内容,从表象到实质进行考察和探析,从而得出如下结论:礼是以仁义为内容的社会规范,是调剂血缘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形式。它所具有的熏陶作用是其他形式的社会规范所不能替代的。当前,报上登载某些地区或学校的青年学生为立志而举办"成年"礼仪。这就给社会提出一个课题:如何使传统的礼仪文化在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出新的历史作用。     

礼制对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影响

"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礼"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具有强烈的等级差异和道德色彩的思想体系和制度。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带有着"礼"的浓厚色彩,"礼"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本土资源,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分析礼制的特点,阐述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     

朝鲜时代的礼讼与君统、宗法诸问题

礼讼是指在宗法制度下 ,因王位继承者的嫡庶、丧服的等差、宗室勋戚的封号等礼仪问题所引起的争讼。朝鲜后期频繁发生的礼讼事件 ,与党派斗争交叉纠结 ,对社会政治不断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依据宗法理念和相关史实 ,分析了元宗追崇、己亥服制等礼讼事件在君统、宗法等问题上的理论意义     

“三礼”对考古研究的意义

礼制的发生与发展,完善与成熟,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经历,是中华民族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国文明的基本脉络。这些礼制在"三礼"中多有记载,笔者便主要从"三礼"对研究楚国礼俗制度的意义、"三礼"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丧葬形制的意义两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考古研究提供参考。     

先秦献捷礼考论

献捷礼最早源于部落社会献俘告祭的原始习俗。西周时期,献捷礼已成为中国古代军礼的重要内容,它包括献恺乐、告祭、献俘授馘、饮至、赏赐等主要内容。在当时,献捷活动特指周人之诸侯国对蛮夷戎狄少数民族用兵胜利后向周天子的告庆活动,诸侯国之间发生战争不行献捷礼。春秋时期,诸侯国向王室的献捷活动明显减少,同时,出现了诸侯国相互献捷的新现象。献捷礼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民族融合的空前加强,周夷矛盾日益缓和与周人内部矛盾日渐尖锐的的社会现实。     

礼:从历史到哲学——孔子与儒家社会理想学说的创立

礼：从历史到哲学——孔子与儒家社会理想学说的创立韩德民一三代时期，学在官府。春秋以后，随着周王室的衰落和封建的解体，王官之学逐渐连同王朝史官而分布流散于列国。王官之学，无非礼学。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礼源于各种原始的巫术礼仪、图腾禁忌，所以祭礼是礼的集...     

中古时期丧葬礼中的魂衣与魂车

在中古时期的丧葬仪式中,出丧时有魂衣置于魂车之上,以代表亡者的灵魂所在。代表死者亡魂的衣服即魂衣,魂车即是运载亡魂的车舆。与代表大凶的柩车不同,魂车代表的是吉祥之车的观念,这与古人对于魂魄的性质区分有关。相对于亡者的遗体和棺柩来说,亡者之魂具有吉的属性,引导魂车的是一系列的吉卤簿,为吉驾、吉仗。吉驾具有鲜明的宇宙象征的特征,魂车即其所围绕的核心。本文将中古时期丧葬礼中的魂衣以及其所凭附、搭载的魂车联系起来,考察其在礼经中的记载以及在汉唐时期的流变,以审视中古时期丧葬礼仪中的亡魂观念。     

君子行礼,亦求变俗——北山学派的礼仪传播与实践

北山学派传自朱门高足黄榦,继承了朱熹晚年重视践履的治学特点。作为学派的开创者,何基以"居敬持志"为教,将"敬"作为功夫的着落处。王柏则益之以"博文约礼",把内在的"敬"进一步外在化为礼仪实践。通过北山之丧,学派树立了考礼、议礼、行礼的礼学实践品格,实现了学派的"礼学转向"。此后,北山学者以章句训诂考订礼,以文学创作传播礼,积极参与到地方家族礼仪的建设中。金履祥的弟子柳贯及其再传弟子宋濂与浦江郑氏义门交往密切,不但主持、参与了不少典礼,还教导了郑涛、郑泳等杰出学者,编纂了《家范》《家仪》等家族礼书。这些礼学实践经验最终促使北山学派由金华走向全国,塑造了明初洪武儒学的经世品格。同时,《家礼》所代表的朱子礼学也由地方实践推广到全国,深刻影响了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     

先秦儒家礼法正义思想辨析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义”的基本含义是“宜”、“适宜”。它不仅是个人内在的道德要求和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而且是分配社会权利与义务的基本原则。在“义”与礼法的关系上,一方面,“礼”以行“义”;另一方面,“义”以行“礼”。先秦儒家的礼法正义是由“道”、“仁”、“礼”、“义”等范畴整合而成的分配权利与义务的价值标准,实质上是一种秩序本位的身份正义。     

论中国古代的举止礼仪

每个人的身体作为客观存在,不仅指生理层面的肉体,还包括历史、文化、思想等社会、精神层面的因素。身体是自我认知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沟通的起点和基础,在任何时代,身体问题都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作为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产物,中国古代的举止礼仪全面、系统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修身理念,本文将以古代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坐立行走礼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古人如何在举手投足之间践行举止礼仪,实现以礼正身的目标,进而挖掘古代举止礼仪所蕴含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实践功能。     

朱子对周礼改革的现代借鉴意义——以《朱子家礼》为例

如今我们处于一个追求现代化的社会,为了迎合现代而抛弃传统的弊端已逐渐显现,乱象丛生。加强法制固然有效且必要,但终究"免而无耻",我们需要社会成员既遵守法律规范又能有道德修养,自觉地约束自身行为,达到"有耻且格"。就就需要充分发挥礼的作用。恢复礼制不意味着全面复古,如何就当下世情民情而制定一套合乎天理、顺乎人情的礼制,我们可以从朱子修订家礼处得到启发。     

先秦时期射礼研究综述

射礼作为一种以射箭为主要内容、带有竞技性质的、有一定政治目的和道德教化作用的象征性礼仪活动,起源于商,兴盛于西周,春秋时礼节仪式进一步规范化,在《周礼》当中被归为嘉礼,战国时渐渐衰弱。射礼具体内容和含义的演变,很好地反映了礼乐仪式背后的奴隶制贵族社会的等级制度和运作方式。     

儒学伦理的当代价值演绎——以“南孔圣地，衢州有礼”之“礼”为例

儒家文化以孔子由"礼"而"仁"得以开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赓续千年的伦理范畴,"礼"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浙江衢州作为南孔祖庭,以"一座最有礼的城市"为导向,打造"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城市品牌,是对儒学之"礼"的当代价值演绎。衢州经由"南孔文化"到"衢州有礼"的文化实践与儒学之"礼",在文化缘起、伦理内涵上存在关联性。"衢州有礼"是对儒学之"礼"的转化性继承与创新,其背后隐含着"自觉垂范—共情共守"的伦理理路。     

价值与秩序之间——荀子礼法的功能与限制

荀子首先提出礼法包含法家所言"法治"的理论,奠定了其在中国法史上隆礼重法的地位,当后人谈荀子的思想时,往往会预先溯源其基本理论性恶论,荀子将性恶论运用于政治之上,则为礼治与法治。传统中国法是礼法结构,而现代中国法是政法结构,两者的哲学基础与传统三观有着大不同。荀子认为礼不仅能够规范人的行为,还具有解释权力合法来源的功能,与现代社会中的法相比较,发现其功能高度重合。但探索事物功能之前必先溯其源,当社会上浮现治理难题时,按照荀子学说我们可将其归因于人性本恶,再进一步推导出我们需借用礼来如何解决治理难题,但荀子始终都未为我们解答礼之逻辑根源。本文将首先探讨礼法二者的关系,进而指出在法的体系中礼为何是法的精神基础,在荀子学说的法体系中,礼具体发挥的功能是什么,最后指出荀子礼法体系中的根源价值间的逻辑冲突。     

朱轼丧葬思想探微

清朝前期各地大规模出现停柩不葬、丧葬奢靡等现象,"俗"与"礼"的矛盾开始突出。朱轼作为清前期重要的名儒、名臣,历仕康、雍、乾三朝,博学多才,将古代传统礼制与当时的社会现状相结合,提出了重视丧葬、反对停柩不葬、提倡俭葬的丧葬思想。其"俗"与"礼"相融的丧葬思想,对我们解决创建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戴圣生平和《礼记》的编选

戴圣是汉代著名的礼学家,治学、从政主要在汉元帝、成帝时期。先后两次为《礼》经学博士,官至九江太守。他于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至汉成帝阳朔四年(前21)的三十年中,以《记》百三十一篇等文献为依据,编选《礼记》四十九篇,配合今文《礼》教授弟子,传授礼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