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吴廷栋与方潜之辨学

晚清理学名臣吴廷栋在咸丰后期不厌其烦与心学之士方潜进行辨学,时处内外皆忧之际,虽于补救时世作用不大,然因广涉理学主要命题,极判心性、儒释之辨,既展现其理学思想概貌,反映其心路历程,又成为理学界一段插曲,折射其时的学术态势。     

论张岱诗歌的“冰雪之气”

张岱在诗歌创作上贯彻了自己追求“冰雪之气”的审美理想。从文化内涵来说,其诗歌充分体现了明清之际遗民的人生际遇和心理状态,表露出至死不渝的故国之恋和以冰雪精神自励的苦隐心态,让读者感受到其冰清玉洁的操守和刚倔的个性。从艺术风格来说,其诗歌浩气充沛,既有冷峻刚硬的一面,又有清新高洁的一面,也明显带有“冰雪”的气息。     

“义利之辨”及其政治转向——兼论二程对义利之辨的再思考

义利之辨作为中国哲学史与伦理史的重要议题,对后世影响甚大,但义利问题之架构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使得不同的时代和思想环境中对它的讨论与诠释不断发生衍变。就宋代儒学尤其是二程而言,对义利问题的把握与以往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以超越性的"天理"为终极价值尺度,在更高思维水平上反思和阐述了义利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道德依据,另一方面,针对北宋政局所出现的一系列矛盾,以二程为代表的旧党以学术上的"义利之辨"作为评判历史的起点,对如何改造现实社会、实施变法与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现实政治分歧中,原本学术道德与经世致用的政见之争,蜕变为不同政治阵营中无休止的党派倾轧,也由此引发了这一命题的政治化走向。     

当代中国“义利之辨”论析

当代义利之辨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当代义利之辨的理论实质,当代中国义利之辨在理论上的超越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走向义利统一、义利并重,走向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融合,并以此作为社会价值导向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论姜夔寿词的雅俗之辨

南宋著名词人姜夔创作了一部分寿词,属于俗词的范围。姜夔通过炼字和典故的运用,追求意境和语言的雅化,用俗体写雅趣,化俗为雅,以期达到“雅”的目的,但是仍然不能摆脱俗词题材的限制。     

儒学“内圣外王”到心性之学的转变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孔子把“外王”看作是“内圣”的必然归宿,孟子虽亦承认内在是外在的前提条件,但他已经把“内圣”和“外王”作为人生的终极理想摆在均衡的地位;到了宋明理学,则明显地蜕变为“内圣之道”的心性之学     

儒家心性之学对现代人生的价值

本文通过考察现代人生状况,指出人类精神追求在形上侧面的深层困乏;儒家心性之学对人性的分析及其衍生的规范,可以引导社会生活在善的途径上不断前进;儒学心性形上本体观念为实现理想人生的目标指明了前途。     

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是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观、国家观,往往会给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沉重的思想压力。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少数民族统治者会千方百计地对这一观念加以淡化,起初最通常的办法是强调本民族与汉族同源,这也促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后抓住华夷区分的标准重文化轻血缘的特点,以自己文化上的进步来争取“华”的位置,将“夷狄”的帽子扣在其它政权的头上。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华夷观发生变化。元朝在修辽、宋、金三史时,对三朝平等看待,各与正统,显示了元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已不看重华夷之辨。清王朝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后,竟将夷狄的称呼加到西方国家身上,以至于与西方国家难以确立近代平等的中外关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二程“性即理”思想的确立与追求——兼论儒家心性之学与修养论之关系

二程在其"性即理"的命题中,将"理"与"性"直接贯通,开创了儒家心性之学的新方向,并由此决定着修养之学的基本路向以及特色。儒家心性之学与修养论的关系,在宋明之际发生了变化,有了更多的相互关联。     

钱陈群及其诗歌创作探析

钱陈群是清中期的一代儒臣,对当时的政治、文化影响巨大,与沈德潜并称"东南二老"。一生著述颇丰,现存诗歌4000余首。其中亲情诗、民生诗、题画诗、唱和诗从艺术和影响上都比较大。钱陈群的诗歌取径较宽,重性情与学问,上窥汉魏、下综唐宋,出入韩、白、苏、陆之间,自成雍容温丽,和易流转的盛世平和之音。     

毛泽东的实践观与其诗词创作

毛泽东实践观的形成既体现了湖湘学派的文化积淀,也是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受此影响,毛泽东的诗词重在歌颂人民群众当下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歌颂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性,从而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钱陈群及其诗歌创作探析

钱陈群是清中期的一代儒臣,对当时的政治、文化影响巨大,与沈德潜并称“东南二老”。一生著述颇丰,现存诗歌4000余首。其中亲情诗、民生诗、题画诗、唱和诗从艺术和影响上都比较大。钱陈群的诗歌取径较宽,重性情与学问,上窥汉魏、下综唐宋,出入韩、白、苏、陆之间,自成雍容温丽,和易流转的盛世平和之音。     

吕坤诗词理论和诗词创作述评

吕坤认为诗词要“发乎情”、“写胸中自得之趣”和“我境”,要有“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在此理论的导引下,他创作出了反映下层人民疾苦、揭露社会弊端的诗词华章。他的诗词理论和诗词创作,符合社会现实生活的急切要求和诗词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明中叶诗坛词坛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严羽《沧浪诗话》及其诗歌创作的互动

严羽不仅擅长诗歌评论,而且也积极投身诗歌创作,留下很多诗歌作品。在严羽当时和身后不少人批评他诗论甚高,而创作一般。其实,诗歌理论作为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会对具体的诗歌创作产生指导作用,而创作体验也会给创作理论奠定基础。沧浪诗话在精神面貌上与严羽的诗歌创作有诸多一致之处。     

李益暮年诗歌创作探论——兼论李益对元和诗坛中心的疏离

被唐宪宗召入京城为官,是李益人生暮年阶段的开始.闲适自足与老病自伤构成诗人暮年诗作的主要感情内蕴.这些作品的总体成就虽然远不及诗人盛年时期的创作高度.但还是自有其思想、美学及诗史价值的.李益暮年对诗坛中心日渐疏离,对诗歌主流的影响也随之减弱.这正是诗史新陈代谢、发展前行的规律与明证.     

试论元遗民诗人李祁及其诗歌创作

扼要交代了被誉为元明之际湖湘第一诗人、遗民李祁生活的时代背景,并全面介绍了其生平,他有《云阳集》传于世。重点论述了李祁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同时对诗人的历史地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作了恰当的定位和评价。     

陆机天道思想的变化及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天道思想是陆机思想的重要内涵,从陆机的整个思想来看,其天道思想有明显的发展变化。以入洛为界陆机的天道思想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入洛前,受东吴阴阳变异的神学思想的影响,具有神学的性质,对诗歌的写作起消极的阻碍作用;人洛之后,在玄学思潮的影响和改造下,陆机的天道思想实现了玄学化的转变,对其诗歌创作及诗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柳宗元晚期诗创作心态

柳宗元在眨居柳州的晚期生活中,以诗歌形式抒发生命同论的深哀巨痛和对命运进行抗争的杂死未悔的追求精神。诗人源于人生感恨的激切孤直又幽独寂寞的性格导致诗人晚期衰伤、忧怨又不甘沉沦的复杂的创作心态,这种心态形成他晚期诗写物抒情,含痛楚于悲怆,寓戚戚于浩浩的独特的悲剧性审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