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诸体的桐城派文学理论

<正>桐城派不仅以古文享誉文坛,还以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辉映学界,故桐城派文学理论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题。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义法"说为中心,辟六节专论桐城派文论,阐释方苞古文义法的要义,考镜刘大櫆对义法说的具体化,论证姚鼐对义法说的抽象化,直指桐城派文学理论的要路津。先生导夫先路,在高起点上确立了桐城派在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贾文昭编著《桐城派文论选》,收录从戴名世至吴闿生在内的46位桐城派作家文论,共计108篇。其中既节录有刘大櫆《论文偶记》、     

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中兴

曾国藩对桐城古文理论和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加以改造和阐发,使之与现实的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适应了晚清社会思潮的发展。加上曾国藩在晚清政坛上的巨大影响,一大批士人汇集其麾下,使桐城文派出现一度中兴的局面。     

论桐城文派在散文史上的地位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桐城派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认为桐城派的最大成就,即在于体系化的散文理论的建设。桐城文论的成功,得力于桐城文人对传统诗歌理论的借鉴与吸收。桐城文人擅长以小文章抒写对社会人生的切身感受,他们对“小说笔法”的认同和运用,极大地增强了其作品的文学意味。桐城派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带有对古代散文全面总结的性质,它是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过渡的中介。     

经世之学的蜕变与桐城文派的崛起

桐城文派形成的背景和原因诸说纷纭。从清代前期学术与文学背景的交汇点上探讨 ,桐城文派形成有某种历史必然性 :学术风气之移直接影响了文风的转变 ,为桐城文派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晚清词人的“词心”论

晚清词学理论达到了中国传统词学理论的高峰,晚清词人对前人的词作进行批评,或表达其词学思想,词心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并成为词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词作离不开词心,只有作者从心出发,融入自己真实的感受,才能创作出引起读者共鸣的优秀作品。本文分别论述了冯煦和况周颐关于词心的观点,以及词心与文心、赋心和诗心的联系与区别。     

论晚清闽中词社与词风的演变

晚清闽中词社接二连三,有梅崖词社、聚红榭词社、瓠社,词社成员相互唱酬,共同推进闽中词风的演变。梅崖词社的出现,促使闽中词坛风气由柔靡纤弱转向悲壮苍凉;聚红榭词社上承苏辛,故闽中词坛风气随之一变而慷慨激昂;瓠社成员却明哲保身,因浅吟低唱而词风柔弱。晚清闽中词社在词坛风气的转变过程中占有重要作用,亦反映了闽中词人对时代现实的接受。     

《晚清四十家诗钞》与桐城诗学

《晚清四十家诗钞》精加评点,分别涂径,以师友源澜为主,收录近代旧体诗人诗作,从编辑体例、选辑原则等方面表现桐城诗派的诗学观。辑者吴闺生继承桐城诗学并兼容当时各旧体诗派的诗学观,总结了晚清桐城诗学特色和创作方法,将桐城诗学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郑文焯与晚清词史意识

"词史"意识的形成源于风雅精神和诗敎传统,它倡导词脱离传统的"情爱"题材,用词体特有的格调意趣、抒情方式、语言风格反映社会现实、历史事件,表现士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担当精神,从而使词这种文学体裁与诗歌合流,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尤其在晚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词史"创作潮流,其中郑文焯作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他在"词史"意识指导下创作的"史词"意深旨远,深得风人之致,体现了晚清"史词"的较高成就。     

论晚清蜀中词人张祥龄的词学

晚清蜀中文人张祥龄的词学著作《词论》广为人知,但对其生平与交游尚缺乏足够了解。而从廖平为张祥龄和其妻所撰墓志铭中,大致可以知晓其生卒年月等基本生平状况;他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词坛大家的词学交游活动也可从相关词学著作中得以考见。其《词论》从词体体格、词体发展、词学风格等方面阐述了他尚雅的词学理念,而将“主文谲谏”“发展变通”观念引入词学与他的经学背景密不可分,从中可以管窥儒学思想对晚清词学的影响渗透。     

晚清词家词境观念评说

全面清理晚清词家以境界评词的观念,我们可发现词境的生成及获得,须有一个多层级的超越历程：由泛化至独尊构成了词境观念的存在形式,“不离乎情,不泥乎境”是词境化生的一个基本前提,艺术的时空意识乃是词境内结构的深度焦点,层次和类别丰富了词境的审美品格,而语言的超越充实了词境的艺术张力。     

论晚清词学家的词学理论及其批评实践

晚清词坛，创作繁荣，理论活跃，诞生了陈廷焯、况周颐、王国维等一批著名的词人，产生了《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词学理论名著。他们各自提出了“沉郁顿挫”、“重拙大”、“境界”等鲜明的词学主张，并以之指导词学批评实践，影响深远。     

晚清教会学校探析

晚清西方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目的:一是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二是传播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教会女学的创办开创了中国女子接受教育的先河、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教育观;晚清教会医学校的创办促进了中国西医学教育的发展,为中国培养了早期的西医人才。     

从清末翻译看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其中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制约和操控最为明显。清末翻译思想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翻译对意识形态的依附。从翻译的内容上看,清末的翻译大致经历了科技翻译、政治翻译、小说翻译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是在相应的意识形态支配下进行的,科技翻译反映的是科技强国的翻译思想,政治翻译反映的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良的翻译思想,小说翻译则是自下而上唤起民众斗争意识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清末翻译的每一阶段都是在相应的意识形态支配下进行的,都依附于一定的意识形态。从清末中国翻译思想的变化研究翻译对意识形态的依附,为研究翻译与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依据,对理解翻译的本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意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意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意”作为词作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意表现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意”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考察。上述三方面,展开了词意之论,使古典词意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充实与深化。     

清代文化家族与桐城派的演进

众多文化家族的存在,是桐城派演变进程中一个别具意义的重要文化现象.从地理空间来看,桐城派家族的区域分布呈现出东南多、西北少的总体特征,这也反映出桐城派传衍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这些家族之间往往相互联姻,由此构建起的婚姻网络有力助推了桐城派的壮大.这些家族之间还存在家学交流和融汇的现象,这也有力推动了桐城派学术的不断向前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文化家族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形态,依托于他们的桐城派自身也在新陈代谢之中,并逐步向现代转型.总之,桐城派在两百余年的演变进程中,深深地烙上了家族化的色印,呈现出独特的传衍机制.     

周济寄托说与清代词学的成熟

周济提出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他既推尊词的意格,同时又充分注重词的词体特征,在词寄托说的基础上,他提出“词亦有史”的著名观点。周济词论虽滥觞于朱彝尊张惠言之说,却对之作了本质性的超越,周济之后诸词家虽对周氏之说有所增补,但总体说来并未超出周氏词论的逻辑框架,周济词论标志着清代词学的成熟。     

清代桐城女性诗词初探

清代安徽桐城的女性诗词是桐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整体形象鲜明而个性色彩趋淡、自然朴质与文学审美并用、家族文化现象非常突出三大特点,在安徽乃至中国的女性文学史上都具有相当的地位和影响。     

作气起孱为世重，如文中叶有湘乡——王鹏运与晚清词派

王鹏运是清末四大家的领袖，他的词论和创作都深刻影响了况周颐、朱孝臧和郑焯等人；以他为领袖的清末四大家对常州词派既有继承，也有开拓，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常州词派的藩篱；临桂词派更是在王鹏运的直接倡导和组织之下形成的。由王鹏运与清末三大词派的关系即已显示出王鹏运在晚清词坛无可争辩的影响、作用与地位。     

晚期桐城派与中国近代新式教育

对于中国近代新式教育,晚期桐城派作家个体的认知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存在一个整体的框架,并符合时代的潮流。虽然他们没有认清清朝衰败的实质,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但是他们积极的教育实践在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形成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