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葆真日记》与晚期桐城文派的深入研究

贺葆真是桐城派晚期重要古文家贺涛之子,他所生活的时代,正值社会的动荡与转型,他的日记所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利用《贺葆真日记》重点讨论晚期北方桐城派作家群体活动图景、徐世昌幕府与北方桐城派、贺涛的阅读与桐城文派的新变与守旧等问题。对《贺葆真日记》的研究,既可以补充刘声木的《桐城文学渊源考》记录的不足,同时又可展现晚期桐城派内部的发展情况和桐城派形成的机制。     

归有光《先妣事略》的流风馀响

归有光《先妣事略》一文被《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重要选本收入,受到后世读者和古文家特别是清代桐城派作家的普遍重视,在相关文学史写作中也常能占有一席之地。本文通过引证具体的文献,探究古文家特别是桐城派作家如何评价、接受归有光的《先妣事略》。他们的创作从中汲取营养,于是类似题材的作品形成了一个文章传统,这正是归氏此文的深远影响。     

论戴名世与桐城派之关系

<正> 戴名世是清康熙时代一位卓有建树的古文作家。关于这位古文作家与当时古文主潮——“桐城派”之间的关系,解放以来研究界大致有三种意见。有的认为戴名世不属“桐城派”。如贺珏在《戴名世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4、5合刊)中说:“戴名世虽是桐城人,又与方苞同以古文著名,但他与后来的桐城文派理论和风格是不同的。”也有的认为戴名世虽不属“桐城     

《戴氏宗谱》与戴名世研究

戴名世为桐城派之鼻祖,死于清康熙年间的“南山集案”,有关史料多遭禁毁,因而研究者对他生平中不少情节尤其是其家世考察不清。从新近发现的桐城《戴氏宗谱》,则可理清戴名世家世系列、确知戴名世与张英、姚士、方苞的关系,窥测“南山集案”对戴氏家族的影响     

方苞《古文约选》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

《古文约选》是桐城派始祖方苞为当时国子监学生编选的一部古文选本。它不选先秦文和《史记》,主要选两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是方苞古文理论的很好体现。其中评语较多地论述了作家创作渊源与风格的关系以及古文创作得失,是研究方苞古文理论的宝贵文献。《古文约选》的广泛传布,促进了方苞“义法”说的广泛接受,对桐城派的另一部重要古文选本《古文辞类纂》产生了很大影响。     

《余氏宗谱》中所见桐城派名家佚文

检阅《余氏宗谱》可发现桐城派主要代表作家戴名世、姚鼐、姚永朴的三篇佚文,这既弥补了三位作家文集的缺失,又为研究桐城派名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裕钊作文作诗皆受曾国藩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却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黎庶昌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国藩重用。薛福成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融通诸体的桐城派文学理论

<正>桐城派不仅以古文享誉文坛,还以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辉映学界,故桐城派文学理论亦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题。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义法"说为中心,辟六节专论桐城派文论,阐释方苞古文义法的要义,考镜刘大櫆对义法说的具体化,论证姚鼐对义法说的抽象化,直指桐城派文学理论的要路津。先生导夫先路,在高起点上确立了桐城派在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地位。贾文昭编著《桐城派文论选》,收录从戴名世至吴闿生在内的46位桐城派作家文论,共计108篇。其中既节录有刘大櫆《论文偶记》、     

姚鼐散文艺术理论——兼论桐城派

<正> 桐城派是清代最正宗的散文流派。姚鼐为“三祖”之一,因他与方苞、刘大櫆同为安徽桐城人。“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传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但是姚鼐晚出,故被视为“三祖”中之集大成者。正如王先谦所言:“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     

论桐城派的诗学观

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作家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从兴起到终结有200余年的历史,以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名世,但该派成员也不乏善持诗论者,他们以古文理论入诗学,形成了一个独有的流派——桐城诗派,与桐城文派并驾齐驱。清末安徽绩溪人程秉钊曾有“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之说,对桐城派诗歌的地位作了充分肯定。     

《金瓶梅》书名寓意新诠

《金瓶梅》是明代四大奇书之一，人们对其书名寓意的理解则歧义纷纭，归纳言之，约有五端。其一，书名是由西门庆所宠之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各取一字组合而成。明代袁中道《游居柿录》云：“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阐论尤深：“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祷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鲁迅先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亦直截了当地指出：“因为这书中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都是重要人物，所以书名就叫《金瓶梅》。”其二，盂昭连先生《漫话金瓶梅》则认为，从象征的意义去理解，     

试论桐城选本的编辑学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呐喊,给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桐城派古文创作判了死刑。随着新时期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近代文学研究者对桐城派及其散文艺术做出了更为科学中肯的评价。但是,研究界几乎没有专门研究桐城选本,或无视桐城选本的存在,或轻视桐城选本的文化功能及其历史地位。我们认为,在桐城派中确实存在着继承肖统《文选》体制而编选古代散文选本的编辑现象。桐城派自创始人方苞、姚鼐到中兴之主曾国藩以及后学者黎庶昌等人,都以其古文选本对这一流派的发生和     

《左忠毅公逸事》的“义法”

所谓“义”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义”即内容,“法”即形式,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就是桐城派散文的理论基础。方苞的散文《左忠毅公逸事》真正体现了桐城派行文讲究“义法”的特点。     

新旧《大波》：辛亥历史的不同叙事——基于郭沫若、曹聚仁的论析所做的考察

随着学界对李劼人《大波》研究的深入,对《大波》与“历史小说”之间的关联出现了质疑之声,而与之相关的李劫人与左拉的关系,李劫人是自然主义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其《大波》是自然主义的还是现实主义的等等问题,成为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论文借用当年的重要评论者——郭沫若与曹聚仁——的言说进行分析,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认为新旧《大波》都是对辛亥历史的不同叙事。     

清末文献学家萧穆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研究

萧穆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文献学家,也是桐城派后期的著名作家,他的身后之作《敬孚类稿》是其思想的汇集。重视教育是桐城派学者的传统,萧穆作为一个处在时代大变革环境下的桐城文人,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敬孚类稿》中均有体现,具体可分为读书立人、治学态度、校讎与为文、提携后学四个方面,对此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对桐城派的研究,也可以为我们当代的教育提供经验和教训。     

“因声求气”指导下的古典诗词诵读教学

正《现代汉语词典》对"诵读"做出的解释是:念(诗文),即清晰响亮地朗读(诗文)。古诗是语言的艺术,其感情之充沛、意蕴之深广、声韵之和谐、音调之铿锵、辞藻之华美、气势之流荡,诗歌的情感性和音乐性决定了诗歌诵读的重要性。由桐城派作家倡导的"因声求气"说对我国古代诗歌诵读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朝的桐城派人物刘大槐在《论文偶记》中这样写道:"(读书)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     

20世纪阳湖派研究述评

20世纪学界的阳湖派研究,学者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阳湖派与桐城派之关系上。80年代前,学界多注重于阳湖派对桐城派传承的一面,虽言两者之“异”而重在两者之“同”;80年代后学界则多着眼于阳湖派与桐城派相竞的一面,即重在探究两者之“异”。正是这种“同”“异”关系的辨析,使阳湖派研究得以不断深化。     

桐城派及宋诗派辨析

桐城派的基本思想倾向需要加以具体的、历史的辩证分析,通过研究桐城派的产生及兴起,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宋诗派虽没有取得像桐城派那样很大的成就,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桐城派及宋诗派的出现,都是对于当时极端的拟古之风的反驳。     

再谈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确立"的理解

在高中世界近现代史的学习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确立”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历史学习》2002年第1期刊登了李家年先生的《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确立”》一文。该文认为,“简单地把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最终形成,理解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确立的惟一表现”是不全面的。对此,笔者深表赞同,但觉得文中对“资本主义世     

“桐城派”述略

在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一个主要由安徽桐城籍作家组成的散文流派逐渐崛起于文坛,它吸收传统文学理论的精华,师法古文的精、气、神,倡导散文的“义法”与“义理”,致力于自身的散文创作,这就是桐城派。桐城派人数之多,其散文创作的声势和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是鲜见的,以至于时人发出了“天下文章出桐城”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