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辨析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对当今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中体西用观的嬗变——从孙家鼐到陈寅恪

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在欧美和日本列强坚船利炮的欺凌下,士人运用传统"体""用"概念,所提出来的一种试图整合中学和西学矛盾关系的框架和构想。从较早提出这一说法的孙家鼐,到张之洞,再到民国时期的陈寅恪,他们的中体西用观在具体的内涵和倾向上,不尽相同。通过梳理和分析三者的中体西用观的内涵,总体呈现出去政治化和学术化渐浓的嬗变趋势。同时,这种梳理也有助于更加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三位历史人物及其历史地位。     

“中体西用”论的再认识

如何科学认识“中体西用”论,我以为要回答这一个问题,首先涉及我们以什么标准来看待或评判。“中体西用”论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只有首先正确认识近代历史,才能正确评判“中体西用”论。     

“因文求意”：桐城古文家吴汝纶的治经之法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经学研究受到尊宋思想的影响,秉持"义理"之说与汉学"考据"对立。吴汝纶却独辟蹊径,提出"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此法源自桐城派的相关古文理论,将古文天然具有的"辞章之学"视作治经一途。通过分析经书文章的结构规律和修辞特点等文法要素,诠释经文和经义,为晚清的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并且改变了"辞章之学"在古文创作方面的单一运用方式,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学研究方式,在古典学术领域与汉、宋二学分庭抗礼。     

从“中体西用”到“华魂洋才”——以自然主义的中国接受为例

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传播和接受这一话语事件显现出20世纪20年代中外文化文学交流新型模式“华魂洋才”的萌生。这种模式与“中体西用”迥然不同,为鲁迅的“拿来主义”及毛泽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对今天的中外文化文学交流仍富于启示意义。     

“中体西用”论不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学术界较为通行的观点 ,认为“中体西用”论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其实 ,洋务运动发生于 19世纪 60至 90年代中期 ,而“中体西用”论却形成于甲午战后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最初阶段 ,它遵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路 ,以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为目标 ,没有涉及政治制度层面 ;而“中体西用”论却突破了单纯学习“西技西艺”的限度 ,容纳了学习“西政”的内容。可见 ,两者在时间上不重合 ,在内容上又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 ,“中体西用”论不可能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是清末“新政”的思想先导     

孙家鼐的“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实践

孙家鼐总结和吸收前人及同时代中外人士有关中西学思想的经验,较早地提出和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他的政治、教育和文化等主张和实践或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或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他的“中体西用”思想主张实践上的主要成果是筹办了京师大学堂,并对光绪帝的变法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时期的重要教育思想,本文从这一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中体西用”的内涵,并着重阐述其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     

论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文化语境的合理诉求

“中体西用”在洋务运动时期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语境,必有其合理的诉求。首先,“中体西用”观念的提出,是当时先进士人为引进外来先进文化唯一能够选择的模式。其次,“中体西用”论的提出在洋务运动期间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表现在：它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实现了从“鄙夷”到“师夷”的转变;它突破了不识西学、轻视西学的观念,开始向引进西学、重视西学的观念转变;它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路线为洋务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为洋务运动开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但“中体西用”的宗旨毕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体”,所以从其语境生成之始它就内含消极与落后的一面。随着西学引进的深入,其合理诉求逐渐被消解,进步作用渐渐丧失,愈来愈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和障碍。     

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论张之洞的人才教育思想

从张之洞的人才教育实践来看,他的人才教育思想经历了从"通经致用"阶段向"中体西用"阶段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儒家学说的"经世"品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它们都体现出了儒家的"经世"精神.此外,它们都体现和符合了张之洞"治身心"和"应世事"的内在要求,所以两者具有很多的共同点.当然两者也有一些相异之处.     

从“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模式角度评析“中体西用”

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模式是“多元一体”,在鸦片战争爆发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以保护、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然而“中体西用”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华文化形成质的飞跃。     

论“中体西用”思想由进步性向落后性的转变

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评价应以1883年中法战争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在中法战争之前"中体西用"思想具有进步性和必要性;在中法战争之后它就由进步性转向了落后性.     

关于“中西体用”之争中的两种观点——浅谈“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100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着“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种观点。“中体西用”具有保守的特征,但重视民族的特殊性,强调民族现代化的多元化发展;“全盘西化”重视时代性,主张世界发展的趋同论,但否认了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精华,实质上是单一模式的西方中心主义。两种观点都有局限性,但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中体西用”思想的演变及其在近代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纵观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始终左右其发展变化,深入研究探讨“中体西用”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在近代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对正确评价“中体西用”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中体西用”文化观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探论

“中体西用”是盛行于晚清的一种独特的中西文化观。在其发展演变的晚清时期，这种文化观呈现出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这一阶段性特征的系统梳理，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对这种文化观本身的认识，同时对正确看待中西文化关系不无有益启示。     

试析近代“中体西用”教育模式的内在悖论及其文化根据

作为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中体西用”教育模式为近代中西学提供了一个会接点,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变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该模式以“重用轻体”为典型特征,并因此蕴涵着自身无法调和的内在悖论,“中体西用”模式所强调的“中体”本身是“求用”的产物,也靠“用”来支撑,“中体”缺乏一种“体”的支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是导致“中体西用”模式存在内在悖论的文化根据所在。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之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办学指导思想之异同

19世纪中叶,在相同的民族危机面前,中日两国各自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以求民族的独立富强.在教育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日本则以"和魂洋才"作为总原则,为何看似相同的办学指导思想,结果大相径庭:"中体西用"的教育改革没有为中国的独立富强打下人才基础,反而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厄运愈加深重;日本则到明治维新的后期,教育现代化基本定型.教育改革的成功为日本实现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和跻身世界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日两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背景下和大致相同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教育改革,何以结果迥然相异?通过比较分析,探究个中原因,可见,"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表面的相同下面掩盖的本质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教育实践的不同,是二者在改革结果方面产生重大差异的基本原因.     

“中体西用”论对构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意义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影响很大的思想,分析这个思想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不应一概而论给予否定。就它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而言,“中体西用”论在构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上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促进了中国教育向近代化的全面转型。这种作用表现为它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成为其发展的动力;它为新式教育注入了崭新的教学内容,并带来了近代教学形式。     

基于民族复兴视角的价值评价——以“中体西用”为例

聂幼犁教授主张用民族复兴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而不是先强调阶级属性,这样或能更好地把握近代史的历史特点和地位,教学上也更有时代意义。①这样的价值评价,笔者深为赞同,正如林则徐虎门销烟一样,人们首先认可他是一位民族英雄,谁又会念念不忘他销烟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呢?!然而,近日听一位教师     

逃到无处可逃——论《逃离》中卡拉“出走”到“回归”的必然

短篇小说《逃离》是加拿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主人公卡拉在两次形式上的逃离之后转而回归家庭寻求内心深处的“逃离”,文章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关于“归属与爱”的需求理论为依据,解读卡拉两次逃离的动机,从而得出卡拉逃到无处可逃与她回归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