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佛教、道教的本体思想及其作用

文章从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本体论入手,揭示了我国佛教和道教本体学说在本质上的相同。提出无论是佛教的“性”本体论还是道教的“道”本体论,现代社会,我们都应该看到它们所具有的积极的一面。     

从合理性的角度审视道安的佛教哲学本体论

引入合理性讨论本体问题,是在当代条件下重建哲学本体论的重要思路.运用合理性标准重新审视道安佛教哲学本体论,我们发现,道安佛教哲学本体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合理承接,同时它又是对印度佛教哲学的转述和会通,在中国哲学本体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将佛教的本体论发展成为一种纯粹的本体论,割断了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联系,同时又与老子的道论有所关联,更易于为中国人接受和理解,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中西本体辨析

关于本体的争论由来已久，对于本体论，中、西哲学提出了各自的不同观点。一是对语言的态度上，中国哲学诉诸自我的内心体验而忽视语言，西方哲学则将语言作为建立和探讨本体论的主要线索。二是对人的理解上，中国哲学将人理解为自身内部的原始体验，即“诚”、“尽心”，并扩展到宇宙天体，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西方哲学则将人理解为须靠自己的能动作用与他人、社会乃至神达成一致才能实现自我的意志自由。     

关于禅宗美学本体论的再思考

中国佛教各宗要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只能在一种本体论上建构完成，它们都是以心性作为本体范畴，而以心本原说为本体论的最高形态。而《般若》之荡相遣执之妙用与《中论》之体法空，乃是各宗之共法，而非各宗据以建立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本体以及本体论。而禅宗把“心”(禅)作为本体范畴，作为自己在终极信仰中安身立命的源点，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禅宗哲学与美学是以“禅”作为本体范畴，以“立心”在“禅”的本体上建构了心性本体论。     

佛教与程朱理学本体论联系探析

从佛教理论的发展来看，佛教各派都重视对本体问题的论证，建立了一个“真如”本体。这在三论宗、华严宗那里主要表现为“理”；在天台宗、法相宗和禅宗那里主要表现为“心”。佛教在哲理上优于儒家。程朱理学以儒学为宗，采他之长补己之短，批判地继承了佛学思想，主要是华严宗思想的成就，本着力于探讨佛教与程朱理学在本体论上的联系，以透视程朱理学如何与佛教“联姻”。     

佛教本体论与奥义书

佛教是在与婆罗门教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二的共同源头都是奥义书，佛教原本是反本体的，但是，由于其理论体系的需要，又不得已使用本体论的方式，佛教本体论可以直接上溯到奥义书的本体论思想，奥义书关于“梵”的哲学，对于从部派佛教“心性”的讨论到大乘佛教关于“如来藏”、“佛性”和“阿赖耶识”等的讨论，有着很深的影响。     

文学之本体与本质辨析

本文就“本体”与“本体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词源流变进行梳理，提出应以“本质”一词来代替文学理论界所谓的“本体”或“本体论”，以求正本清源，使概念更加明晰和规范。     

认识本体和实践本体疑义

近几年来,学术界有些同志不加分析地吸收了西方本体论的观点,用来代替和反对认识论与反映论,将人的认识和反映活动都归并到本体论的范畴;更有甚者,把人的社会实践也纳入本体论中去,提出“实践本体”的概念而到处使用。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倾向,虽然早就有人列举大量事例从理论上加以反驳。但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仍到处     

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观的变革

马克思哲学对以往旧哲学的变革首先是从本体论的变革特别是从本体观的变革开始的。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特质的揭示实现了对本体观的变革，创立了一种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实践本体观。马克思对传统本体观所实现的这种变革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对最高统一性的追寻由形而上的超验世界返回到形而下的经验世界，从而为人们自身超越性和自为性的实现指出一条现实的道路。     

中国哲学本体思想下翻译本体和认知视阈下翻译客体探究

翻译是什么和翻译什么是翻译理论面临的两个问题,前者是翻译本体论问题,后者则涉及到翻译的客体问题。以前的翻译本体和客体的理论研究,为进一步研究翻译的本体和客体奠定了基础,但只是抓住了翻译本体或客体的某个方面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中国哲学本体论思想与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化境思想探寻翻译的本体;从翻译的认知取向探讨翻译的客体。     

滇越瑶族宗教信仰略论——兼论传统度戒文化

滇越瑶族崇信"万物有灵",并道教经义和佛教教规为核心,又结合本民族原始宗教及伦理道德,发展成具有个性名称和用途十分繁杂的瑶族宗教经籍。度戒是瑶族男子的成年礼,既是瑶族男子度戒入教仪式,又是其宗教以沿袭的传承形式,是瑶族社会生活中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内容。滇越瑶族宗教活动,受道教和佛教的影响,除崇奉的神祗大体相同外,使用的法器与道教无甚差别,对滇越瑶族宗教的教义和活动调查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发扬光大滇越瑶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龟兹佛教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龟兹是印度佛教东传重要的中转基地之一。龟兹佛教不仅承载了印度部派佛教的义理,还发展了印度佛教理论。龟兹佛教直接影响了中国内地佛教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它理所当然地应该在中国佛教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百年来,对龟兹佛教及其艺术的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在以"大乘佛教"为统治地位的中国佛教中,龟兹佛教因属于"小乘佛教"体系而长期被轻视,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其表现为,在中国历来的佛教史中,龟兹佛教史的记述极其简略,轻描淡写或材料堆砌,内容雷同;用大乘佛教理念解读龟兹佛教及其艺术内涵,背离原来思想,导致长期以来龟兹佛教的真髓不能被真正揭示出来。改变这种状况要解放思想、改变观念、理论求新。首先要为龟兹佛教作历史定位和理论定位。找准龟兹佛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在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贯彻"科学发展"和"继承与发展"的方针,勇于开拓,与时俱进。展望未来,龟兹佛教史研究定会迈向更高的新阶段。     

试论汉化佛教对新罗乡歌产生的影响

新罗乡歌是学界公认的韩国最早的国语文学体裁。收录在《三国遗事》中的十四首是保留较为完整的。三国时期是朝鲜民族文化从原始的神文过渡到人文的文化转型时期。一种文学体裁的萌芽,首先就要有孕育她的土壤,而在孕育乡歌的这片土壤中不得不提到的元素就是佛教。佛教起源于印度,最早在中国汉明帝永平11年(公元68年)传入中国。由于地缘因素以及当时中国文化的扩散,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无论从社会、政治、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教育、文学创作等诸多领域都深受中国的影响。4世纪佛教经中国传入朝鲜半岛,新罗统治阶层把佛教定为国教,佛教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基于此史实可以推定,当时传入朝鲜的佛教是经过汉化了的中国佛教。在此大的思想背景下,本文从原始佛教汉化的过程出发试论当时对乡歌产生的影响。首先分析新罗的社会背景,由此阐述乡歌出现的必然性,进而从乡歌的创作阶层与社会功能上管窥当时汉化佛教对其产生的影响。     

解读方立天先生的佛教文化内涵——以因果报应思想为例

方立天先生在多种场合提到了佛教文化内涵。先生认为,佛教文化内涵包括信仰、哲学理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风习俗等五个方面。以因果报应思想为例,对先生佛教文化内涵的解释进行解读。     

佛教文化与白马湖作家群审美品性之生成

佛教对白马湖作家群审美品性的生成影响深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教的心性理论对白马湖作家群的诗性审美理念形成的影响;二是佛教的平等理念对白马湖作家群的大众化平民意识形成的影响;三是佛教的启蒙性特征对白马湖作家群的启蒙意识下的拯救情怀形成的影响。     

怎一个"杂"字了得——苏轼尊儒好道杂禅论

苏轼儒释道杂糅,一尊儒学,人所共知;然其思想形成及转捩的重要时期在哪,却见仁见智。惠州贬前,苏轼佛老兼修,治儒为主。惠州之贬是苏轼儒释道思想发展的转捩时期,佛老膨胀,治身、治心为主,治儒次之,达观自处,但悯世之心仍存。     

论晁迥的庄学思想

在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下,以庄学为中心调和儒、道、释,成为宋代庄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晁迥不仅积极调和庄子与儒家思想、庄子与佛学的关系,他还吸收佛学和老庄思想中的修道理论重新组合成“虚空为体,心息为用”的修身心法,体现了佛教心性论对宋代庄学的渗透。     

说《论语》中的“知”

"知"是贯穿于儒道佛学说中的核心观念,与"智"通用,若不受妄念干扰,便是"般若"智慧。"知"是生命本体的根本表现形式,故简称为"本知论",即智慧学说。《论语》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即"能知"和"被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三种境界的关系、从"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的"生知"与"学知"的关系、从"知"与"仁""义""礼"诸观念的关系,对"本知论"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在最具体的事物中"致良知",观"天意",是《论语》的根本特征,正是这一特征,决定它比佛道更能引导人们入中国生命观之门。     

天台宗的善恶重构与审丑意识

关于善恶,天台宗展示了一种新的思维,在于其性恶说,也在于即善而恶、即恶而善、深迭两边的圆融善恶观;关于美丑,本非佛家所关涉,天台宗却以善恶缘好丑,并与善恶构成因果转换、自足互动的机制,比之传统佛教、中国经典伦理观和美学,呈现出独具内蕴的泛恶倾向和审丑意识.     

董其昌“以禅入书”思想浅析

董其昌作为晚明禅风兴盛时期的重要引领者,在晚明多元的文化思潮中,其理论创见和艺术实践,多由禅而发,并借以体现艺术风格和内在的精神气质。通过"以禅入书"思想进行书法的探究正是董其昌毕生的学书之路,他的书法风格和思想与禅息息相关,彼此汲取力量,对晚明及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