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理论的演变

20世纪初以来 ,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研究东南亚华人历史的理论 ,在二战前较有影响的有“华侨殖民论”、“华侨革命之母论”等 ,其特点是把东南亚华人的历史看作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二战后较有影响的有“华侨社会阶级论”、“民族认同论”、“民族融合论”等 ,这些理论开始关注华人与当地其它民族的关系 ,探讨解决华人问题的途径。     

海外华人历史研究的理论演变

20世纪初以来，海外华人的历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在二战前较有影响的有“华侨殖民论”、“华侨革命之母论”等，其特点是把海外华人的历史看作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二战后较有影响的有“华侨社会阶级论”、“同一民族论”、“华人同化论”等，这些理论开始关注华人与当地其它民族的关系。海外华人历史研究的理论是随着时代而演变的。     

华人写作在日本

中日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中日文字之交，源远流长。20世纪下半叶，华人写作开始在日本逐渐形成气候，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家。60年代到90年代间，陆续从台湾和大陆旅日或留居日本的华人作家创作了不少作品，“想象扶桑”与“记忆华夏”双管齐下，为华人文学提供了异于产自西方文化语境的另一类文本。     

全球化背景中菲律宾华文文学的文化取向

菲律宾处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最前沿,菲律宾华文文学,首当其冲地体验全球化与民族文化问题带来的极度焦灼与矛盾,菲律宾华文作家,作为菲律宾人,体验与倾诉着在“两难”处境之中“菲律宾的焦虑”。作为菲律宾华人,体验与倾诉着在“两难”处境之中“菲律宾华人的焦虑”。菲律宾华文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张力中趟出一条自己的路,并且,给世界华文文学增添着新质与光彩。     

反思“小女人散文”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小女人散文”之“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作品取材上的“小”和意义上“小”的特点;时代和文学本身的因素是“小女人散文”曾经风行并一度出现繁荣景象的原因;而“小女人散文”最终却归于沉寂,其中不乏有尖锐的批评,批评家们大都用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去评判“小女人散文”。本文认为客观、合理而公正地看待这种文学现象,是批评家的一种社会责任。     

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

“华人文化诗学”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即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与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     

华人留学生文学的起源、发展与现状

所谓“华人留学生文学”,是指描写华人在海外求学过程中所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各种事件、各种心态的文学作品。它与以汉语、华文为传播工具的华文文学不同,也可以用外文写作。华人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主体不一定是华人,可以是非华籍或非华裔人士,尽管目前在华人留学生文学的创作队伍中,华籍(含     

20世纪中国文学主体问题三论

本文以传统中国文学和现代西方文学为两大参照系，以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主体问题为切入点和主要论域，着重讨论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主体精神、主体品格，以及主体思维和运思方式这三个问题。作者认为：就传统中国文学和现代西方文学而言，其主体精神可以分别概括为“它律性的自律”和“互约中的自由”。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虽然在主体精神方面开始了“从自律到自由”的世纪性转折，但其发展路径和本质，则可表述为“自由与它由间一种摇摆不定和奇怪的混合”。与之有关的，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主体在基本品格方面所表现出几个较普遍明显的特点，即“忧患情结”、“否定意识”、“悲剧色彩”。此外，在思维类型尤其是方式方面，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主体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它一方面承续着中国民族思维和文化的“象本位”传统，同时又受染于西方“符本位”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在审美“观照－读解－判断－表述”诸环节表现出以“符象互补、符象合一”为特征的思维和运思方式的转型趋势     

从华族文化到华人文化的文学转换──对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趋势的一种考察

在“面向２１世纪的世界华人文化”的背景上，东南亚华文文学正经历着从较为单一地固守中华文化传统，体现着较为纯然的汉族思维方式，较多地带有移民群体意识的华族文化到扎根于中华“本源文化”和居住国乡土，较多地融入了海外华人群体现代思维成果的华人文化的转换，从而在建立东南亚各国华人文化传统上显示出其独特的建构和凝聚力量。     

论北美华文女作家创作中"离散"内涵的演变

近年来,在有关“离散”的华文文学讨论中,20世纪北美华文女作家的创作被认为是用文学想象的方式探讨华人移民女性的性别身份与族裔身份的双重“问题”而成为热点。本文结合两代北美华文女作家的代表作,分析“离散”的具体内涵及其演变,以期丰富研究界有关“离散”概念的思考,同时探讨女性主义话语在“离散”论述中所具有的理论能动性。     

马华左翼文学缘起与流变的新探索——评谢诗坚《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

马来西亚华人谢诗坚先生的《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是第一部从“中国革命文学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马华文学的著作.在深入分析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该书厘清了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缘起,并系统梳理出了马华左翼文学从萌芽到形成、发展以及衰退的历史脉络,相关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在马华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该书的特点在于视角独特,材料丰富,研究系统深入,立论有据,观点新颖,对马华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海外其他区域的华人文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华裔美国作家的性别视角探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在主题、意向、文体、风格和特征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特点,尤以汤亭亭和赵健秀为个中翘首.汤亭亭深入探讨华人女性的生活并对女权主义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而赵健秀则力图打破陈腐的模式化华裔形象,创立全新的华人男子汉塑像.尽管"赵、汤"之争削弱了美国华裔作家作为华人社会代言人的力量,但它同样是美国华裔文学正在走向成熟的标志.     

维特的“烦恼”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

《少年维特之烦恼》对20世纪中国作家有着明显的影响,而维特式“烦恼”或“忧怨”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更是感染了几代作家并成为一种忧郁型的创作症侯。在艺术审美层面上,维特式忧怨与中国文学的感伤传统在“现代性焦虑”中融结,体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形态中便是感伤和哀怨。其次,20世纪中国忧怨类作品的基本表达方式是“舒郁”——心理倾诉和“解愠”——主观抒发。正是在东方化语境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怨类创作既有西方色调,也有本身的生成特性。     

西方民俗学与文学之“民间”

19世纪西方民俗学创立 ,关于“民俗”之“民”的界定及理解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差异 ,各民俗学流派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反映在文学领域 ,可以发现 :西方文学秉承“民间”人文精神 ,张扬个性、思想自由 ,文学创作指向人类的终极关怀 ,作品中的“民间”情结贯穿于西方文学长河之中     

非主流文学: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话题

进入新世纪,非主流文学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话题。因为,非主流文学是整个古代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与主流文学相辅相成,互为影响,共同构成了古代文学之“全景”。但是,在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格局中,非主流文学所占的份额太少。对它研究的疏漏,不应在新世纪继续延续。非主流文学有多层次内涵,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研究非主流文学对于全面把握古代文学之价值、解决古代文学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及弥合“话语文学史”与“文学实况史”之差距等,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谈“阿 Q 正传”和“边城”对国民性的探索

国民性在我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早在七十年前的“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中,就不少人探讨过这一问题。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驻法使馆幕僚钟天纬。他的关于“西人之性好动”,“华人之性好静”的说法,就颇有影响。严复、梁启超后来还常书语重复着他的观点。然而,国民性到底是什么     

我是陈小春 不是韦小宝

近日,由陈小春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鹿鼎记》开始在内地播放。之前,该剧曾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博得收视第一的佳绩。日前,在《亚洲周刊》选出的“20世纪华人文学百强”中,《鹿鼎记》以其厚重的历史氛围和洒脱的     

金庸小说——在传统文学与新文学的交汇点上

如“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绝非过誉之词.金庸小说的读者层面之广,覆盖面之大,确实令人咂嘴.《金庸传》中有一段评论的话,是对金庸小说的最高称赏:“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人的人生: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另一便是金庸的武侠小说.”     

“追索”与“构建”——澳洲华裔文学两代作品主题探索

澳洲华裔文学是澳洲华人的生活实录,其主题变化反映了华人在澳洲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改变。澳洲华裔文学主题的变化过程中,部分华裔文学作品有背弃祖国传统文化之嫌。通过找出中澳文化碰撞和融合过程中出现这一问题的主客观原因,为澳洲华裔文学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提供借鉴。     

论19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学中否定的华人形象——以诗歌John Chinaman,My Jo为例

19世纪美国文学中华人负面形象的大量涌现并不是19世纪的必然结果,而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选择性建构,是黄祸论、他者迫害妄想狂、宣泄情绪和政治运作的综合结果。所以,从形象学的角度来看,John Chinaman,My Jo这首诗歌的出现是对华人文化或者社会的想象和幻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复制品,是把华人做差异性描述和他者化后的,采用象征性套语定型化的产物,因而19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学中华人负面形象的出现主要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具有被注视性和提供主体反思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