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歌曲和短信:文学抒情话语的悖论——"大众化文学现象"个案研究之四

在市场消费和技术进步的强势推动下,通俗歌曲和短信已成为主流的大众抒情话语.多重话语悖论的存在表明,通俗歌曲歌词和短信在抒情上与身体的关系过度亲密、在审美和精神内涵上显示出同质化平面化的特点,与经典文学抒情话语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作为大众审美文化形态,通俗歌曲和短信仍然有着不可忽视和替代的价值,通俗化、大众化也从来都不是文化艺术的耻辱,需要警惕的只是过度的低俗化或"伪大众化".     

大众艺术“话语主体”探寻

艺术的大众化思潮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艺术思潮之一。这一思潮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换。毛泽东的为大众服务的文艺思想是艺术大众化运动的强大理论基础。在大众化艺术思潮的运动中,艺术的“话语主体”实际上是政治文化精英。他们的艺术理论与主张从属于他们的政治抱负和文化理想,在大众化艺术的表象后面彰显出艺术从本质论到功能论的转折。     

“E”时代的短信文学话语

短信在担负传递信息重任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当下引人注目的大众文化现象。短信话语在内容上可以分为日常、祝福、幽默、创作型短信。作为文学的创作型短信是后现代语境下的产物,它不但具有情感隐私性、短小精悍性、语言生动性等特点,同时也包含着后现代艺术中大众化、娱乐性、复制性等特征。     

宋代“说话”的大众文化属性

作为一种早期的商业化的娱乐形式,宋代"说话"的深层文化模式与经典文学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艺人们为了向大众推销"说话"作品,在创作中自觉地选取大众化的题材,并按照流行的审美趣味,大胆地表现世俗化的情感,用曲折的情节和明晰的价值判断来招徕听众,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品格。     

现代中国文学大众话语的起源

现代中国文学大众话语起源于晚清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国民"与"新民"概念的提出及其泛化确立了文学大众话语的接受主体,以"开通民智"为核心的启蒙目标的确定使文学变成了政治启蒙的工具,促成了晚清"文学民众化"的潮流的发生。白话报刊的创办和戏剧改良的盛行是晚清"文学民众化"潮流的主要表现形式,晚清的"文学民众化"运动开启了"五四"时期的"文学民众化"潮流,其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     

新时期以来新诗抒情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

关于新诗抒情问题的研究,已有的学者多将抒情作为诗歌艺术,将抒情问题局限于文本或诗人主体范畴内来进行谈论,较少对"抒情""抒情性""抒情主义"等相关概念进行细致地区分,在具体进行论文写作时也存在一些混淆。而从更广阔的视域来研究抒情,将其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审美想象、生活态度在新诗研究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展开。就九十年代诗歌而言,其叙事性特征已得到较为丰富的研究,而对其抒情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站在新诗史的视域下来揭示九十年代诗歌情感的发展变化,探究情感与诗歌语言、与文化环境的互动关联还较为缺乏,关于诗歌的"情感文化修辞论"还有待研究与确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话语挑战及应对路径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及其话语优势与它在中国的现实形态存在一定差距,造成大众心理落差,大众利益表达失语,加之西方社会思潮的泛滥和僭越,使得马克思主义话语面临一定程度的挑战。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努力克服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的缺位与贫困,拓宽和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公共话语场,创设马克思主义真实大众话语的表达机制与氛围,重视和参与中西方网络媒体话语博弈,积极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路径。     

论李煜后期词的艺术特质

李煜因身世变迁之故 ,后期词作在情感空间、抒情话语、审美意识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开拓 ,从而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 ,升华了词的精神世界 ,提高了词的审美价值 ,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经验及其借鉴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大众哲学》出版发行80周年之际,应该深刻反思其成功经验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借鉴意义。《大众哲学》抓住了大众,凸显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是"头脑"与"心脏"的互需关系;《大众哲学》的问题意识,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紧扣时代需要;《大众哲学》的平民气息,启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作者身份与地位上要作出改变。     

文本吸纳和美学转换——论武侠小说的电脑游戏改编

近年来,武侠小说被广泛地改编成电脑游戏。在改编过程中,武侠小说为电脑游戏提供了有利的现成故事、文化背景与文化想象,而电脑游戏从叙事结构、故事原型、叙事话语、抒情话语等方面转化了小说,使小说美学得到了延续。     

大动荡时代的个人性话语与时代话语--20世纪"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

本文着重分析了20世纪40年代"新浪漫派"的个人性话语与其时代主导话语的区别和关系,力图在这两种话语系统的对照比较中,揭示"新浪漫"派文学的审美、文化特性,并将其纳入到"现代性"问题这一新的理论视野中估量徐讦、无名氏的创作所独具的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意义.     

大众话语观照下的女性角色探析

讨论大众话语观照下的女性角色,就要分析女性话语和女性话语权。本文结合理论与现实,阐述了女性话语权缺失导致女性角色定位两难的情形,以及在现实的大众话语下,女性如何进行自我角色定位,对女性自身和大众话语传播的媒介都提出了富有意义的建构。     

论抗战现实主义话语建构的路径

抗战与文学的联姻,使文学与政治的深度关联被建构起来。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作家在创作方法上选择现实主义,在文化观念上选择政治倾向性,有着特定的政治文化学意义。由于过分强调政治的功利性诉求,致使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损害艺术审美性的"差不多"现象,同时文学大众化实践也陷入了无力平复普及与提高的冲突而导致的困局。面对这种困局,抗战现实主义话语的建构路径在于不断纠正不良创作倾向,以理性的眼光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联。     

试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运动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众化运动”几乎贯穿20世纪文学史,在理论、创作和运动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复杂的发展脉络。政治话语、大众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在表达各自独立内涵的同时,也把对大众化运动的理解投放到了多元文学文化语境中,折射出内生性、开放性和互动性的价值取向。     

中国梦的话语特色

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世界潮流,立足中国国情,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梦思想,其贡献之处,不仅在于思想理论本身蕴含的诸多新经验、新判断、新阐述,而且在于围绕着中国梦的一系列话语,构成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具体说来有以下特点:一、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统一精英与大众原本是政治学、社会学理论的一对范畴。作为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精英话语通常注重表达的逻辑性和思辨性,追求话语本身的精密程度;而大众话语通常注重表达的通俗性和普适性,     

由“精英”到“大众”——析“刘心武揭秘《红楼梦》”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从私人形式变成公共领域的文化事件,是在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上,精英知识分子的文本叙述经过央视、网络、报刊等媒介,使私人空间大众化,形成了大众文化的最初形态通俗文学,红学家等精英知识分子对其学术性的批评,遭致了大众的抵制与反抗,从而形成文化事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这种文化现象就更能看清事件发生的内涵。     

自然描写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出现形成了中国文学新的抒情传统。自然描写对中国现代抒情小说情感氛围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抒情方式包括融情于景、触景生情、移情于景和因情造景等等,运用的手法是传统的情景关系,一是移情,二是象征。中国现代小说的自然描写是一种情感话语,也是一种社会话语,是现实生活的审美符号。     

审美现代性批判视域中的当代审美文化

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审美文化是异彩纷呈的,也映射出当代大众审美价值观的蜕变。从审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当代的大众审美文化可谓喜忧参半。厘清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的两面性与复杂性,有利于文学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审美救赎",对大众审美价值观的塑造、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重要意义。     

大众媒介话语环境调控失衡及对策研究

大众媒介在话语环境中面临多方声音,作为多种声音的代言人与发布者,理应沿着真理的路线,贯彻新闻真实的基本原则,承担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但现状尚有不如人意之处。本文意图指出大众媒介在调控话语环境中出现的失衡现象,分析其原因和不良影响,同时尝试着提出大众媒介调控话语失衡的对策,避免失衡现象,营造和谐的话语环境。     

新中国战争文学的话语书写

战争文学创作体现和反映了文化话语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战争文学被用来佐证制度的合法性,而战争史诗及党和群众的关系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文学形式。当文化话语从政治上的合法性过渡到法律上的合法性后,制度话语与战争文学之间的紧张感得到缓释,制度话语允许人性话语探索战争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但人性话语书写受到制度话语和题材局限性的双重钳制,无论是作品的主题深度还是作品影响力都难以和制度话语书写相提并论。加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文化市场和大众传媒的双重作用下战争文学出现了文化市场书写趋向,对以文化市场为导向的战争文学来说,它把放弃对制度话语的质疑和批判,以及对受众的无条件迎合当作了基本的叙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