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文选》学"衰落之原因

自庆历、熙丰以后,宋代“《文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其衰落的原因很复杂,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政治运动、文学思潮、新旧党争、科举制度、宋代理学、统治者的好恶、文学家政治家的个人力量、文章选本、审美风尚等均参与其中并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论大学的第四功能与大学制度文化建设

高等学校的功能已经达成共识的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仅仅依靠这三项不能完整概括当代大学功能。所以提出大学的第四项功能——使大学成为师生的精神家园,即大学的文化功能。大学功能经历了从西方中世纪大学的博雅教育功能,西方19世纪—20世纪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功能和20世纪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项功能的嬗变。21世纪大学必须具备第四功能。大连大学组建学部、成立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的大学制度文化建设证明了大学制度文化建设对于发挥大学第四功能的重要作用。     

试论时政文献日译中的文化语境——以《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四字格”为例

文化语境是每个语言社团在各自的精神、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语言生态系统,是该语言社团特有的文化标记。继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后,国内外众学者曾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文化语境的本质问题。在当今的时政文献翻译领域,文化语境因其复杂性和独特性已成为影响跨文化交际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独具中国特色的“四字格”翻译则是探究多元文化语境最合适的切入点。该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日对照“四字格”为例,探讨时政文献日译中四字格在文化语境等值、缺失和变异条件下的不同形式及其相应的翻译策略。     

深化企业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践与研究

新形势下,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创新,更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举措。“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作风建设没有休止符。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当前管党治党的最新成果和锐利武器,是对“铁纪建党”与“铁面执纪”的内容的深化和发展,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把握,也揭示了管党治党的工作路径。通过“严管”与“厚爱”实现治权与正人并行,强化从第一道防线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突显了对执纪目标定位的精准化的要求。运用好“四种形态”,要把思想观念从单纯“执法”转向“执纪”“执法”并行,用党规党纪去约束党员的日常行为,充分发掘和利用各种执纪手段的优势。只有通过全方位的共同努力,“四种形态”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管党治党的作用。     

《论语》中“命”与“仁”之关系考察

由于从主观上论证自身理论和从客观上含义不同,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解释不计其数,都有一定合理性和文字上的依据。本文借助前人的解释,将这句话理解为孔子"利"讲得少,赞许"命"与"仁",但不是反对"利",是要多讲"命"与"仁"。重点结合孔子的思想、生平及《论语》中"命"与"仁"的关系,对此解释进行深入论证。     

“雅”精神及其审美表现形态“古雅”和“风雅”——兼论中日“风雅”理念之异同

雅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审美范畴和艺术批评标准,它所呈现出的审美精神贯穿于中国文艺美学始终。它的理论张力使其表现出多种审美形态,古雅和风雅即为其中两种。古雅意旨超远、古朴、厚重,具有高风远韵的审美风貌。风雅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是一种雅正精神,一种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日本的风雅理念则是游离于社会政治之外,埋头于自然,顺从造化,追求物我一如的审美境界。     

论《红楼梦》戬抄本之底本——与刘世德《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商榷

本文结合抄本行款、避讳方式、抄写时代等外证,从文本内证入手辨证吴晓铃旧藏道光人戬谷手抄之《红楼梦》戬本,既不属于脂抄本系列,又不同于程高本,而是属于《红楼梦》嘉庆十六年东观阁本系列;从破立两方面着手,论证戬抄本之底本当为东观阁本。否证了刘世德所谓＂我更相信,戬本的底本（或其底本之底本）的年代是在乾隆年间,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之前＂之观点。     

《论语》“不器”与“器之”的矛盾——兼论儒家的人生实践价值取向

君子人格是儒家学派的理想人格,代表了儒家对于人生实践的价值取向,《论语·为政》提出了“君子不器”的重要论断,朱熹理解为君子人格不能如器具一样,只是具有一种特定功用,此说颇有影响。而在《论语·子路》中又有“君子……使人也,器之”的讲法,这种“器之”与“不器”之间的矛盾难免使人们理解儒家人生价值取向和个人人生道路选择时造成困扰。该文通过解读文本,分析儒家对于人生与做事的基本态度,重新理解器与不器的关系。在儒家眼中,有健全人格的人应该是道德的、开放的、处在丰富的关联中的,因此人完整的、现实的生命有别于器,而在面对具体事务时要尽己所能,恕人不能,也不可忽视对人器性方面的把握。     

一个时代之“象”——兼论明末大儒黄道周与《明夷》卦

《明夷》卦喻示着政治昏暗、贤人遭难的情状,蕴含着在困难、黑暗中坚持不懈、生生不息的大易之道。箕子之艰不但是个人命运的蹭蹬,更有国家社稷面临倾覆之艰危,处于特殊历史语境中的明末士人更易于对箕子之明夷产生共鸣。黄道周的生平事迹略近于箕子,其诗文多引用《明夷》卦,其《易象正》对《明夷》一卦亦多有阐发,体现出鲜明的解《易》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