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校R&D经费资源配置状况分析

通过对贵州省高校RD经费投入、来源结构和支出结构的分析研究贵州省高校科技投入状况及水平。研究发现:贵州省高校RD经费投入偏低,强度不足;政府是高校RD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投入规模还不够;试验发展经费比例过低,科技成果转化不多。     

科研工作投入产出评估中资金投入要素分析

对科技单位科研工作的综合评估因评估目的侧重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如果主要对一个科研单位科研实力和潜力作出评价,往往选用反映其科技能力的指标。一般多属科技投入方面的指标。如人员投入、经费投入、科研机构设置等量的指标,以及人均经费、机构均经费、单位总人员中科研人员比例、单位总经费中科研经费比例等结构性指标。但     

我国企业与政府R&D经费投入最优比重测度

分析对近年来R&D投入来源结构的变动情况及其成因,并运用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模型测度我国R&D经费的最优采源结构.研究表明,我国目前R&D经费来源结构中企业占较高比例并不意味着企业R&D投入主体地位的确立,政府R&D投入增长缓慢是导致我国R&D来源结构未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原因.因此,应继续加强企业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大政府R&D投入的力度.     

高等院校基础研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分析我国高等院校基础研究中存在的科研经费投入少、人才队伍结构和层次不合理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一是提高政府、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合理配置R&D活动中三类研究经费的比例;调整各研发主体经费配置结构,建立以高等院校为主的基础研究模式.二是制定各种激励政策,培养、稳定、引进各类优秀人才;大力加强领军人物培养和团队建设.     

GERD中政府和企业投入的“最佳”组合存在固定比例吗

 R&D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企业与政府R&D投入的相互关系与“最佳”组合是关乎政府R&D投入策略的重要问题。这篇论文通过历史数据的分析,从经济增长背景和科技发展政策的视角,研究了典型国家特别是美国R&D资助结构的演变。研究发现：R&D资助结构自身并无一般性的固定比例,“最优”R&D资助结构也不存在固定的比例。基于这个发现,分析了中国R&D资助结构的现状及问题,这些分析对中国确定政府R&D投入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我国R&D投入的计量分析

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为依据,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深入考察近年来我国R&D投入的增长变化情况.我国R&D经费投入连年高速增长,企业作为我国R&D投入主体的地位日益加强,我国R&D经费在投入类型上更加倾向于试验发展.但是目前我国R&D的投入强度依然很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经费投入的比例失衡,政府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发展.继续加大我国R&D经费投入,提高R&D投入强度,特别是加大政府R&D经费投入,协调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的比例,是我国科学技术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对政府推进自主创新战略的一个评价

从2006年开始,中国政府通过诸如增加研发投入或者给企业直接研发补贴等多种干预方式激励自主创新。分别从研发经费的支出强度、研发经费的投向结构、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益分析等不同角度,评价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分析中国政府在推进自主创新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论表明,国家的确加强了对科技的投入,企业研发经费占整个研发经费的比例也得到提高,国家对企业的研发补贴的确有助于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入。同时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基础研究的经费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研发经费的增长速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基于新功能主义的政府R&D经费投入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政府R&D经费区域分布非均衡是不争的事实,且政府R&D经费投入由于具有外部性特征,在配置过程中对邻近地区将会产生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此,基于新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将政府R&D经费投入空间溢出效应的传导渠道划分为政治性空间溢出和功能性空间溢出,详细阐述这两种溢出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2009—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察政府R&D经费投入的政治性和功能性两种空间溢出效应传导渠道。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政府R&D经费投入对邻近地区政府R&D经费投入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政府R&D经费投入的政治性溢出效应得到了检验;同时,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及研发人员规模的扩大均有助于提升政府R&D经费资助规模,而财政分权的影响不显著。第二,政府R&D经费投入对邻近地区的技术创新产出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政府R&D经费投入的功能性溢出效应得到了检验;企业R&D经费的投入同样有效地促进了技术创新产出。最后,围绕上述结论,提出优化政府R&D经费空间配置、推...     

中美两国R&D经费支出结构的比较

本文先对中美两国在R&D活动中实际支出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再利用效用函数理论来探讨中美两国如何将R&D的经费分配于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总称)和试验发展才是合理和有效的。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比例严重不足,而对试验发展的投入比例相对过高;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从联邦雇员从事R&D活动的情况来看,他们投入于科学研究的经费比例较大,而投入于试验发展的经费比例却较低;但从全美人员从事R&D活动的情况来看,他们在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上的经费支出结构较为合理。     

区域R&D投入模式的国际比较及政策建议——以陕西省为例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工业化发展不同阶段RD投入模式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本文将陕西省2001—2013年RD投入模式与发达国家同期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陕西省RD投入强度基本符合规律,但政府RD投入比例偏高且基础研究领域经费投入比例偏低,建议陕西省稳定政府RD投入规模、加大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调动企业RD投入积极性、提高RD投入的产出效率。     

美国、英国、日本三国政府科研机构经费管理比较研究

以美国、英国和日本为例，分析了三国的部分政府科研机构在科研经费来源以及经费使用管理方面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对三国政府科研机构在经费管理各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偏向性政府科研资助与产学融合:经验证据与作用机制

产学融合是高校与企业间的一种合作共赢模式,是企业乃至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文章以2007～2017年111所“211”及省部共建高校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偏向性政府科研资助有助于产学融合。竞争性经费对产学融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尤其是“985”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位于东部地区高校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大;非竞争性经费对产学融合的抑制作用明显。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一方面竞争性经费以其直接的信号作用促进产学融合,另一方面经由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间接促进产学融合;非竞争性经费对高校科研产出作用不显著。文章基于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科研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DEA-Malmquist-Tobit模型

结合农业科研院所特点选择变量,运用DEA-Malmquist-Tobit模型,基于国内某国家级农业科研机构31家研究所2015－2019年数据进行科研效率静态和动态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影响科研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所科研效率水平整体平稳上升但表现差异较大,且不同学科类别下研究所的科研效率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类研究所表现较好;影响研究所科研效率高低的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其中对于科研效率的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无显著影响,不合理的人才结构呈制约作用,获奖成果激励有显著促进作用。基于研究结果,从调整资源配置、优化人才评价考核机制和完善成果奖励方案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学研究的特征及资助对策

加强数学领域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重大问题的研究,有利于推动数学研究在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发挥更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文章梳理了数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总结了国际上资助数学研究的实践经验,深刻分析了我国数学领域资助缺乏整体规划,持续稳定支持不足,高水平人才培养、选拔和资助机制亟待完善等突出问题,并提出提高数学研究整体资助水平、加强对数学领域高水平人才和基地的稳定支持、推动数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建设和稳定支持一个高水平国际数学交流中心等政策建议。     

以双层治理推动基础研究类院所改革

为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我国迫切需要提升原创性基础研究水平。近几年我国基础研究财政投入持续增加,但现行竞争项目制的科研组织方式与基础科研规律不匹配,阻碍了基础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本文从整体治理的角度构建基础研究院所双层治理理论体系,从政府外层治理和院所内层治理两个方面阐述了双层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双层治理体系包括政府外层治理明晰院所独立法人权责,院所内层治理建立以人才为核心的治理机制,二者优势互补,内外联动,有效促进了基础研究院所发展。在此基础上,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成功经验为典型案例,分析政府和院所主体分别在治理体系中的职能和作用,验证了基础研究院所双层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本文在总结制约基础研究发展的突出问题基础上,构建与基础研究科研规律相匹配的院所双层治理理论体系,以北生所为例验证了双层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为我国新时代基础研究院所治理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重点研发计划立项分析及对科技计划管理的启示

针对国家科技计划在"十三五"期间改革后形成的5类计划之一的重点研发计划,基于2016-2019年9月完成的3批立项项目有关信息,从不同领域立项数和立项资助金额、牵头承担单位、立项区域分布等层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发现:国家对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的力度和强度,除了基础配套领域,其他领域每年都有新的类型资助项目增加,社会环境领域项目数和经费数每年都排第一,高新技术领域次之,基础研究领域的重点专项投入最少,农业科技领域重点专项的投入不多且年均下降幅度最大,基础研究、农业科技领域的立项数和经费数明显低于前两个领域;与科研院所、企业相比,高校牵头承担项目数最多,项目平均经费却最低,这与高校牵头基础研究领域项目最多有一定关系,科研院所项目的 总经费和平均经费最高,企业的某单项经费最高;资助项目多数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北京的项目数约是排第二的上海的四倍.基于研究结果,对重点研发计划管理提出充分发挥产学研协同创新效应、促进区域间互补协调发展、深挖牵头承担单位潜能等建议,同时对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提出加强顶层设计、提高研发起点和评审层次、引领科技发展方向、增设平台咨询服务功能以及以成果转化倒逼高质量实施等对策建议.     

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非对称性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7年115所“双一流”建设高校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政府经费资助结构与高校科研创新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竞争性科技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倒“U”型影响；（2）政府非竞争性科技经费对高校科研创新产生正向影响；（3）高校类型对二者关系具有异质性调节作用；（4）不同地理区位下，政府经费资助结构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影响强度以及高校类型的调节作用均存在差异。     

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管理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本文分析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管理的需求,说明了项目管理系统的子系统组成、系统架构及软件运行平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管理系统实现了科技项目从申报、评审立项到监理验收的全过程信息化解决方案。该系统的开发与运行为各级科技项目管理部门的科技项目管理提供了可借鉴经验,是对我国科技计划项目信息化管理模式的有益探索。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基础研究:基本特征、资助体系与公共政策

在国际比较视野下,从基本特征、资助体系和公共政策维度分析中国基础研究。基本特征表现为基础研究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企业基础研究动力不足,基础研究水平区域差异显著;资助体系特点为基础研究经费基本来源为国家科技财政资金,并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牵头负责主要基础研究计划的资助,但各资助计划存在重复资助的可能;公共政策呈现的特征为各级人民政府是制定政策的主体,政策重点突出平台建设、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开放合作、体制机制创新和科研环境改善等方面。     

政府对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科研资助的第三条道路

机构资助与项目资助是目前政府对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科研资助的两种主要途径。为了提高政府科研资助的效率与效果,各国政府都在不断探索政府科研资助的最佳模式。OECD提出了一种促进研究卓越的新的资助方式,"研究卓越计划"(Research Excellence Initiative,REI),可视为政府科研资助的第三条道路。从政府与科学关系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条道路产生的背景;通过对机构资助、项目资助及REI资助的对比分析,提出第三条道路的内涵;基于国际案例,分析该资助模式在资助与管理方面的特点;在分析我国现状的基础之上,针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需求,提出对政府科研资助改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