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桐城第一人——陈仁的古文创作

桐城派在广西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毫无疑问是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但实际上，桐城派与广西的最早接触，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他就是雍乾时期广西武宣人陈仁。陈仁从游方苞十年，受方苞古文思想影响，形成了“文以载道”的观念和论文以辨体为先的思想。其古文以文气雄伟著称。陈仁虽未能掀起广西学习桐城古文的风气，但他在学习和实践的同时，结合清初以来广西古文创作经世实用的文风，形成自己的特色，为清代广西古文创作积累了经验，为桐城派在广西的兴盛作了有益的尝试。     

广西文学桐城第一人——陈仁的古文创作

桐城派在广西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毫无疑问是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但实际上,桐城派与广西的最早接触,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他就是雍乾时期广西武宣人陈仁。陈仁从游方苞十年,受方苞古文思想影响,形成了"文以载道"的观念和论文以辨体为先的思想。其古文以文气雄伟著称。陈仁虽未能掀起广西学习桐城古文的风气,但他在学习和实践的同时,结合清初以来广西古文创作经世实用的文风,形成自己的特色,为清代广西古文创作积累了经验,为桐城派在广西的兴盛作了有益的尝试。     

从桐城派的古文谈到姚鼐的《登泰山记》

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与实际成绩卓然，桐城文派是当时清代势力最大的散文流派，且在中国文坛上居于显赫的地位。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桐城派的诗学观

桐城派是我国文学史上作家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散文流派,它从兴起到终结有200余年的历史,以古文创作和古文理论名世,但该派成员也不乏善持诗论者,他们以古文理论入诗学,形成了一个独有的流     

桐城派与近代社会改良思潮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影响广泛、深远的散文流派,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着辉煌业绩的学派。桐城派传承者不仅关注桐城文法与桐城古文,传承桐城派的救世理念,而且侧重从"经济"层面探讨经国济邦。一方面,近代桐城派传承的代表性人物吴汝纶、黎庶昌等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有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近代桐城派的主要活动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更迭中的中西文化论争流变相始终,桐城派人物活跃在中国近代各改良思潮中,并对近代社会变革思潮的建构有重要影响。这些都是解读桐城派文统变迁的关键。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姚椿的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姚椿的古文理论基本不超出桐城文法范畴,"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主张的继承。姚椿在维护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古文观点,他在桐城派前辈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提出文章的"纪事"功用。"纪事"是指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姚椿对姚鼐的"辞章"更进一步发挥,提出"言词深美"。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传播桐城文法、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姚椿论文既以桐城文法为旨,又能适时突破桐城文法范畴,体现了古文理论的新特点,值得关注与研究。     

试论桐城文派与晚清词论的关系

桐城派文论在清代通过文传师授产生广泛影响,对词体发展有理论贡献,余绪波及近代。方苞推崇"雅洁"风格与姚鼐"阴阳刚柔"理论为词体在美学上提供另一种思路。谭献注意到词与古文相通,蔡桢、蒋兆兰等将古文笔法引入词论,沈祥龙主张词家应兼通古文诗赋;在修辞和篇章结构方面,古文可资借鉴,其法度体格与叙议功能为词境开拓提供参照。词与文均注重行气,"潜气内转"正是从桐城文派辗转接续的一个重要批评话语。     

晚期桐城古文派中的衡水人

桐城古文派自兴起以来,其师徒的传授始终以江南人为主。但自从张裕钊、吴汝纶北来直隶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两人的弟子绝大部分为直隶人,而在直隶人中又以衡水人居多,其中更有贺涛等这样的晚期桐城古文派的代表人物。因此晚期桐城古文的中心在直隶,而这一结果的取得,衡水人功不可没。     

试论钱澄之对桐城派的影响

钱澄之作为桐城派的先导,其古文创作理论对桐城派影响较大,然因其文多涉时讳,传世作品较少,其主张未曾引起关注。钱澄之针切时弊、文以载道的创作宗旨、以气运文的行文法度和语词雅洁的文风主张极大地影响了桐城派方苞、姚鼐、刘大櫆等人,对后世桐城派、文论体系的形成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从姚鼐的古文理论谈其诗学特色

桐城派除了有文派外还有诗派，其诗学理论和实践在清代独树一帜。姚鼐的著作提出了多个有价值美学论点，并形成了自己的美学体系。他将古文理论直接用来建立诗学理论，将古文法与诗学合而为一，以文论诗也就成了桐城派诗学的重要特点。     

探析姚鼐书法艺术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陆续出现过很多各异的文学流派,但要论流派之大、影响之深远的当属桐城文派无疑。桐城派的书法艺术自明清以来,书家辈出,气息磊落、高古大气,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正脉。其中集大成者姚鼐的书法造诣极深,他初学董其昌和赵孟再由怀素直接上追二王,主张书法要"天与人一"、要有神。姚鼐在古文、书法等领域的成就皆是一绝,其卓然风采至今依旧为人所津津乐道!     

李详“桐城派”批评之学理反思

李详“桐城派”批评是“宗派”之争、“骈散”之争、“汉宋”之争、“新旧”之争的合力效应。“派别”界说上,李详否认“桐城派”,有意误读其义界,忽略流派多元性,存门户之见;但他于“桐城”之外率先命名“湘乡派”,点明“桐城派”转型契机。“骈散”观念上,李详批评“桐城派”、批评林纾,有意张扬骈文地位,争夺话语权;但他指出“桐城”古文空疏之弊,理性评价“桐城先贤”与“桐城后学”,利于“桐城”古文近代转型。李详立于“汉学”阵营,批评遵奉“宋学”的“桐城派”,以宣扬“汉学”;新、旧文化冲突时,他自觉以“旧派”文人身份对抗“新文学”阵营,力图维护“旧文学”。梳理并反思李详“桐城派”批评,对深化李详研究、“桐城派”研究、骈文学研究、近现代文章学研究及文学批评史研究皆有助益。     

冯志沂：清道光时期桐城派重要的古文家

冯志沂是清道光时期桐城派作家,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评价他是梅曾亮的"高第弟子"。在师事梅曾亮十余年间,他忠实地践行梅氏的古文理论,古文造诣日益精进,文风简净精洁,在梅氏诸弟子中堪称翘楚。因此,冯志沂在道光时期桐城派作家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从方苞的义法到姚鼐的文论——桐城派文论述评

<正> 一桐城派是有清一代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一个散文流派,因它的倡导者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派为古文,推崇唐宋八大家,上追左、史。其最大成就和贡献,在其文论。桐城派初祖方苞首倡义法说。他说: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     

简析方苞对清政权由离心变为向心

方苞,据《四库全书》载:苞字凤九,号灵皋,亦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会试中式举人。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落职修书。方苞生于康熙七年(1668年),卒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是清代著名古文家,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开派人物。     

论戴名世与桐城派之关系

<正> 戴名世是清康熙时代一位卓有建树的古文作家。关于这位古文作家与当时古文主潮——“桐城派”之间的关系,解放以来研究界大致有三种意见。有的认为戴名世不属“桐城派”。如贺珏在《戴名世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4、5合刊)中说:“戴名世虽是桐城人,又与方苞同以古文著名,但他与后来的桐城文派理论和风格是不同的。”也有的认为戴名世虽不属“桐城     

钱钟书“桐城亦有诗派”续说

从清代桐城籍诗人的实际创作看,不仅文在桐城,诗亦在桐城。桐城派诗人谨守家法,有较为自觉的流派意识,以“正雅祛邪”为己任。姚范诗学观深刻影响了桐城诗派,以姚范为诗派的发端者,有合理一面,又不尽合理。重道不废文,唐宋兼取,刚柔并举,融通的诗学观,使得桐城诗派影响甚大。     

是“旁系别支”还是“田氏篡齐”？——论湘乡派之成立

湘乡派似乎从李详《论桐城派》一文中得其正式古文派别称号,并被李氏认为属于桐城派一旁系别支。与之相对,学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它是一独立文派,不为桐城派所笼罩。当然,与认可该派成立针锋相对的看法则是否定湘乡派的成立。其实,从文学流派的统系、代表作家及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这三大必备要素来考察,不难确定湘乡派成立是毋庸置疑的。     

试论桐城派的开放性

为挽救古文颓势,适应统治阶级意识,桐城派以唐宋八大家散文为文统,以程朱理学为道统,自成一派。然而桐城文人并不固守家法,而是强调"变",他们在理论创造和写作实践中都表现出强烈的包容性和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