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环境下高职计算机基础教学的几点分析

新时代的高职生必须掌握计算机基础技能,提升自身的信息素质,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争做时代先锋。本文分析了高职计算机基础教学特点、机制弊端以及改革措施,为开拓高职计算机基础教学的前景提供了更多的适用经验。     

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中国287个地级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以中国287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使用截面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优化营商环境是否会促进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研究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营商环境每上升1个标准差,会导致城市创新能力提高0.150…3个标准差;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信息化程度高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占比较低、城市规模较小、政府科技扶持力度较小的中小城市,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会更为明显。     

环境规制、市场需求与生态技术创新——基于34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34个工业行业2001—2010年和2011—2016年两阶段的面板数据为分析样本,实证探究环境规制、市场需求对不同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研究表明,在重污染(需求推动型)行业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在轻污染(技术推动型)中,环境规制对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除重污染(技术推动型)行业,市场需求对其他类型行业生态技术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渔业资源环境变化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沿海1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沿海11个省市2002—2010的面板数据实证渔业资源环境变化对水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废水污染强度增加对水产品出口下降有着显著的影响,工业废水污染强度增加1%,则会使得水产品出口水平相应减少0.64%。最后就保护渔业资源环境,促进水产品出口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雾霾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基于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以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雾霾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结果表明:第一,雾霾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N型,未出现传统的倒U型;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雾霾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差异显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呈现倒N型、N型和U型,拐点也各有不同;第三,经济规模可减轻雾霾污染,产业结构、人口密度、能源强度和技术进步则会加重雾霾污染,贸易依存度及城市化并未能显著改变雾霾污染现状。     

FDI的空间集聚是否影响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85个城市的空间面板分析

    本文采用GML指数测算了2003—2016年中国285个城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ETFP）,检验了FDI和ETFP的空间相关性,探讨了不同空间集聚类型的FDI对ETFP的空间影响。研究发现：（1）全局Moran指数和局部Moran散点图均显示城市FDI和ETFP呈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特征,且FDI和ETFP同种集聚类型的城市有重叠,表明城市ETFP在经济地理上的高低跟一个地区FDI的空间集聚密切相关。（2）回归结果中正向显著的空间滞后系数表明一个城市的ETFP及其分解成分受到邻近城市的影响,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特征,分解成分回归结果显示,FDI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城市ETFP的提高。（3）High-High和High-Low集聚类型城市的FDI对ETFP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高值集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于分散的FDI更为显著,促进了自身和周边城市ETFP的提升和集聚。Low-High和Low-Low集聚类型城市的FDI效果不显著。为此,中国需要打破行政区域的束缚,发挥High-High集聚型城市的“领头”作用,加强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充分考虑空间协调性,发挥空间关联的积极作用。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双赢的帕累托最优区域研究——基于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6～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呈倒N型曲线关系和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内的帕累托最优区域时促进技术创新,实现创新与绿色的双赢。规模效应与人才集聚也推动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差异化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快人才资源积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环境政策、制度质量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基于32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是促进能源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已有研究多从国内经济因素探讨环境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较少从制度层面以及开放的国际视域开展研究。本文利用1998—2016年3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首先引入政策强度计量政策严格性,探索国内外环境政策对本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动态影响,其次选用制度质量作为制度环境优劣的度量指标,探讨制度因素对环境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国内外环境政策对本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均存在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期;②国外环境政策对本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早于国内环境政策,国外环境政策的“政策溢出”效应存在;③制度质量正向调节国内环境政策对本国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影响,制度质量的提高能够增强环境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结论可为中国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