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小说：意识形态与话语转换

在现代性追求的背景下，“革”后小说经历了由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到作为民间意识形态的精英话语和民间话语的演变，在理性层面上，反映为从历史批判到现实关注与历史虚元的并行。这一演变既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深刻的结构性裂变，同时也昭示了中国现代小说乃至全部学艺术的未来发展。     

文学批评话语存在与分析的意义问题

作为言语事实,文学批评总是构成表述,在表述形式之外它是无法存在的。而这种表述又属于特定的一个言语主体。文学批评由此保留着批评主体自己特殊的内在特性。这不仅使它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话语实践活动,而且把这一批评与那一批评区别开来,使文学批评成为一门富有个性化的、独立完整的学科,使每个批评家拥有自己的批评话语、批评对象和批评形式。因此,只有面对言语事实,从批评话语自身出发,制定研究目标,借以把批评话语的基本构成、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及其生成过程和运作方式等问题清理出来,批评话语分析工作才会在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言之成理。     

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中国文学批评的深层契合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研究者面临的文化环境和指导思想都是不可更易的。第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以及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文艺批评传统。对此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接受它们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进行时代的创造性变革。第二,建设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学的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从文化类型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一种外来文化,它的批评原则、思维方式、具体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受制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批评对象,具有区别于中华本土文化的特点。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原理对建设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学具有指导的有效性,要使我国的批评学建设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和中国固有文艺批评的结合点,笔者认为,     

文学批评意识及其构成要素

意识决定着人类行为。批评行为是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之一,文学批评则是诸多批评行为中的一种。文学批评意识作为文学批评的原动力,其特殊性在于必须具备审美意识和主体意识两个基本要素。审美意识将批评主体的阅读行为导向对文学原理的不断思考和追问。主体意识则直接影响着批评理论的客观性与深度,将批评与鉴赏区别开来,同时决定着批评的风格与批评理论的独立与完善。     

关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

启蒙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除了思想解放大潮这个大的时代语境之外,"新启蒙"思潮的推动、知识分子启蒙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启蒙色彩等都是重要原因.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大规模"反思现代性"浪潮中,启蒙也成为与80年代"现代化"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命题而备受质疑.     

论文学批评品位

当前文学批评面临着困境，也面临着发展的机遇。批评必须以其自身内部机制的转换和蜕变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品位才能走出困境，抓住机遇。批评品位的结构构成的哲学、文化、审美、历史意味既出自社会对批评的要求，又出自批评的内在要求。通过批评标准的建立将批评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是社会对批评的需要和希望，也是批评家的责任。     

女性的呐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意识形态性特征简论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兴起于本世纪60年代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正由于这种特殊的产生背景，以及其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自身的理论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系列攻击父权中心的文学理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性特征的文学批评。     

自由的心态与纯正的趣味--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在中国20世纪学理论批评史上，李健吾的学批评呈现出鲜明而独特的个性迟异于“自发的批评”和“职业的批评”。本通过对李健吾学批评的总体考察，从中把握出其独特性源于他在从事批评时的自由心态与纯正的艺术趣味。在学批评面临诸多困境的今天，重新观照李健吾的学批评，无疑对于当下学批评理论的建构、理性批评氛围的形成以及批评言说方式的丰富，具有多层面的借鉴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转变

本文通过借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探讨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话语转变的原因,指出任何文学批评话语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条件下的产物.     

文革文学中的知青文学

革开始了知青学的新时代。这种革命性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它逐渐取得独立地位，形成规模优势；其次，知识青年作为创作主体走进坛，使其在可能的水平线上更为全面、真实地反映知青生活，以群体的方式为知青学注入活力。革中知青学的繁荣并渐次走向成熟，为80年代知青学的繁荣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流派准备了条件。     

"文革文学"研究述评

“文革文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了突出的变化,逐步由狭窄走向了开阔,真正走出了沉寂,呈现出起点高、发展稳定的良好势态。从文革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亮点以及文革文学研究的个人反思三方面作了综合述评。     

阅读生活的荒凉——"文革文学"接受简论

文学接受活动从文艺社会学意义上看是一种社会接受行为的具体化。“文革”时期是一个“狂乱的文学年代”,其时的文学是“失态的文学”,或者说是“单向度的文学”,当然还有“地下”(或“潜在”)文学的潮流涌动。“阅读生活的荒凉”是这一时段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公开和地下两类文本,受众对“文革文学”的接受因为战时文化心理和缺乏性动机,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甚至“后文革”时代的文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文革文学史的形成过程,更多的是读者的极力推涌。换言之,是他们完成了对文革文学史的撰写。研究“文革文学”需要一种胆略:既要避免政治化的文学解构,也须在社会因素的干预和干扰中持续前行;既要有一般文学理论的架构,还得寻求与研究对象相契合的视野、理论和方法。     

文革文学：文学性的终结？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革亦然。革学的形成受革审美理想所导引和规范。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实现政治性与真实性的高度统一，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从而完成在艺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革学审美理想的主要内容。革的结束，被终结的只是革学这一学的历史时段，而不是革学的学性。     

论近三十年来文学史视域中的文革叙事研究

"文革"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格局中,以"文革"作为题材和叙事对象的小说是创作数量最多和涉及作家最众的一种小说类型。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文学现象并不能简单视为一般类型的题材小说,而是具有历史反思、社会群体记忆的建构、民族创伤情感的弥合等多重意味的文学命题。本文梳理了近三十年来理论界和批评界对文革题材小说及其叙事的研究,分析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研究不足,同时指出了学术研究的突破点。     

“历史”的“成长性”与“观念”的“层积性”——对“文革文学”思潮的一种叙述

“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的联系是微妙而复杂的,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关联性”。这些“关联性”是我们能够走向对“文革”文学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理由。“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之间,除了在“文学体制”、“文学生产方式”和“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之外,更为值得注意的还有文学的“理论命题”、文学创造的“实际操作”和“文学行为”等具体体现的文学思潮类型、形态方面的大量“同源”“同向”的现象。二者之间呈现为鲜明的“历史”的“成长性”与“观念”的“层积性”特征。     

文学本体性与文革文学研究——文革文学研究的反省与展望

革学研究虽然也曾产生过一批研究成果，但与现当代学研究和革学的重要地位相较，仍处在起步阶段。其经验教训在：革学研究更多纠着于政治学研究，而没有把学本体性放在重要地位；学术界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甘于寂寞的奉献精神；社会缺乏对于革学研究的必要的关注。革学研究有相当的学术发展空问。自如地谈说革学，将是社会成熟和进步的标志。     

革命伦理与文革文学

中国革命伦理思想在文革时期的发展遭到了严重的扭曲,以致形成了极左的革命伦理。这种极左的革命伦理使文学创作受到了重创。同样,文革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种道德的形成与发展的温床,致使中国革命伦理思想的发展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因此,革命伦理与文革文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论题。     

“文革”时期的“极端词语”及其使用

"文革"时期,各类"极端词语"的使用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最"和"大"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