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德”论述评

“史德”论是章学诚关于史家修养的重要理论．“史德”论要求历史撰述中正确处理好史家主观与史实现客观的相互关系，它是建立在史家“气平”、“情正”的基础上。“史德”论的实质是要求维护封建主义的“天理”、“名教”。     

章学诚“浙东学术”新论

章学诚撰《浙东学术》篇,非为构建与戴震抗衡之学统,其主旨与《朱陆》同,均为消弭当时愈演愈烈的门户之争。章氏以宗主为标尺区分浙东、西之学,以治学方式与风格的差异来分辨朱、陆之教,以对乡邦文献的继承为标准阐述浙东史学,体现了三种不同的叙学视角。据此以观章氏对自身位置之暗示:宗朱不宗陆,非"浙东学术"中人;对浙东文献不甚周详,亦非"浙东史学"之传人;赞赏朱子之教,欲以经世史学继之,可归于承朱子学者之列。     

章学诚与清代“汉宋之争”

清代考据学反对宋明理学的形上思维方法,主张回归汉儒,以训释字义、考证典章制度的方法发明六经之大义,由此引发了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宋之争".章学诚既反对纯粹空谈心性的宋学,也不赞成考据学者对宋学的过分责难.他主张"因事寓理",以调和"虚理"和"实事"的关系,并在宋学之思辨、汉学之考据之外提出了"史学明道"的思想方法,实现了对"汉宋之争"的超越,同时也预示了清中期学术发展的多元化趋向.     

章学诚对“良史”的几个要求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我国史学理论有巨大的贡献,虽然他一生艰难坎坷,但他依然以"良史"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述他的良史观,以此来窥探其史学思想的一角.     

矛盾中显现的“士不遇”

董仲舒与陶渊明皆有＂士不遇＂题材的赋作传世,然而二者的境况却有极大的差别。本文通过分析当时对＂士＂与＂不遇＂的界定来探索董仲舒、陶渊明二人自身＂遇＂与＂不遇＂的矛盾关系。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新论

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含义,前辈学者已有种种的理解.通过梳理此说形成的过程.可以说明章氏晚年是从六经即政典的意义上断言"六经皆史".这应该是他的定说.而他晚年的这一论断,乃由三个逻辑层次构成:(1)古代私人不著书,则传统以为经乃圣人孔子私人所著,不合乎历史事实;古人不曾脱离日常事情空谈义理,则传统以为经乃纯以文字言理之典籍,是没有根据的误解;(2)道不离器,理不离事,而事、器是指"先王制作",故"六经皆先王之政典";(3)政典即史,故"六经皆史".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井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章学诚"六经"诸论探析

清代史家章学诚,从史学发展着眼,提出"六经皆史","六经"是上古政典,对后世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他还强调"六经不可拟","六经"之意可以"师仿"等.这些认识,对人们进一步研究"六经"、探索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章学诚以“文”济史的治学之道

乾嘉时期，章学诚以“文”济史，提倡性情与功力合而为一的个性学术，倡导学术创新“成一家言”，使其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与当时的考据派有了显著的不同；但另一方面，其史学家的思维特性渗透到文学观念中来，使得他的思想呈现出复杂的落后性。     

论章学诚的小说观

章学诚的小说观源于班固《汉书》以来的史家传统小说观,但又有新的变化:一是对小说的史学价值作了新的阐释;二是提出小说"历三变"论,肯定了唐传奇、明清通俗小说的地位;三是对小说的文学价值有独到的阐发;四是对小说创作中的虚实关系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的小说观新旧杂陈,说明史家传统的目录学小说观念业已分裂,正在被文学本位的小说观所取代。     

章学诚史学思想分析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的最高成就。他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乾嘉学术时代独树一帜。旧中国的史学体例系统到章学诚而完备,“史学”一名也从章学诚开始。他不仅提倡了“六经皆史”的理论,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而且继承发扬了史学“经世”思想。     

论晚清蜀中词人张祥龄的词学

晚清蜀中文人张祥龄的词学著作《词论》广为人知,但对其生平与交游尚缺乏足够了解。而从廖平为张祥龄和其妻所撰墓志铭中,大致可以知晓其生卒年月等基本生平状况;他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词坛大家的词学交游活动也可从相关词学著作中得以考见。其《词论》从词体体格、词体发展、词学风格等方面阐述了他尚雅的词学理念,而将“主文谲谏”“发展变通”观念引入词学与他的经学背景密不可分,从中可以管窥儒学思想对晚清词学的影响渗透。     

地理沿革在方志中的地位——论章、戴之争

我国方志撰著的历史非常悠久,到清代达到鼎盛。形成了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派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文献派。二者对地理沿革的地位的迥异,成为二者争论的焦点。     

从张说、张九龄创作的异同看盛唐诗歌的演进

张说、张九龄是初唐与盛唐之交的文坛领袖.张说的诗风主要接近初唐,张九龄的诗风则与盛唐为近.个人关系上,张说是张九龄仕途与文学上的领路人;诗歌创作方面,张说起到先导作用,张九龄则后来居上,成为盛唐诗坛的领袖和重要作家.他们二人既领导着当时诗坛的潮流,在创作上又各有重心,由他们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出盛唐诗歌发展的轨迹.     

论张之洞的精神品格

张之洞之所以成为晚清时期重要人物,这与他具有儒者强烈的时代意识、勇于任事、关心国家命运的精神品格密切相关。这些精神品格使他:积极接受相关的西学,为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勇于任事,敢作敢为,所到之处皆努力开创新局面,以图解决社会问题,发展社会经济;主张坚决抵抗外来侵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从而使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莫理循《中国风情》一书中所反应的清末西南社会

1894年2月至5月,澳大利亚人莫理循在中国西南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旅行,著成《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译本名为《中国风情》）一书,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该书从客观的视角,真实地记录了晚清四川和云南两省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诸如鸦片的普遍种植、官吏的颟顸腐败、乡土社会的凋敝、边疆军备的废弛、传教士和外籍人士在西南的事工、民众对现代化设施的破坏等等。莫理循还在书中提出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对认识晚清西南社会乃至中国社会都有启发意义。     

无庸立案与不给奖励——晚清政府的外人办学政策考察

晚清学部对于外国人在华办学的基本政策是"无庸立案,不给奖励",但有两所外人在华所办高等教育机构在学部立案。其中北京协和医学堂立案原因有:学堂不传教,重中学;晚清政府官员对医学事业的支持;立案时间在学部"无庸立案,不给奖励"政策出台之前。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立案原因有:它不是教会学堂,重中学;它是两国政府合办的高等学堂;学部对于外人办学的政策有所变化。对于外人在华所办学堂毕业生的出身奖励,学部一律拒绝给予。其表层原因在于给予出身奖励与当时政策相冲突,深层原因在于担心其毕业生难以站在中国立场上为国家办事。     

清代泰州女性文学繁荣的缘由

在中国这个绵延千载的古老国度,尽管宗法社会的压迫使得女性各方面发展的能力都受到影响,但却不能压制女性特殊的艺术天才在文学中的表现。清代泰州女性文学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文章试以此现象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家庭出身等方面分析具体缘由,对这一文化现象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