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成祖对北部边防的调整与改造

永乐年间,明成祖对北部边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造,不仅使边防指挥系统和沿边兵力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得到改善.在此基础上,以京军为后盾的分地防御的边防格局初步形成.     

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

明代北部边防形势的演变与蒙古族进入河套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朱元璋在建立北边防线时对河套问题重视不够，朱棣即位后将大宁都司和东胜、兴和撤向内地，使明朝防御蒙古族的北边防线出现两大缺口，导致宣德年间开平卫撤向内地，土木之变后北边险要尽失，河套问题遂凸显出来，关于蒙古族各部进入河套的时间，诸史记载颇多不间，同实蒙古族早在宣德年间即已进入河套，正统初年开始扰掠明边，到景泰，天顺年间已有比较著名的部落在河套活动，成化以后河套成为蒙古族永久的根据地，蒙古族进入河套之后，给明朝的北边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形成明代中叶延续百余年之久的北部边防危机。     

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

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一方面全力阻遏北元势力的反扑,巩固其在北疆的统治;另一方面着眼长远,完成奠基定制的目的。明王朝对北部边防进行了一定的战略规划,在军事部署上,在依托山川险隘构建东西呼应的外围防线的同时,重视边防的层次性,设置纵深防御带;在指挥机制上,形成了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防御体制;在后勤保障上,通过屯田解除了边军的后顾之忧,并与卫所制相结合形成了边军的自身绵延体制。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对明代中后期的北部边防产生了深远影响。     

海都之乱与元朝北部边防——兼论元臣郭明德的备边之策

海都之乱是元朝初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宗王海都起兵对抗元朝中央政府,意在夺取最高统治权。这场战乱始于至元初,于大德年间结束,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屡为边患,带给元朝北部边防较大的军事、经济压力。为了保证北部边防的安全,元朝中央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北部边防出现的危机,如派遣宗室及重臣驻扎边境、开垦屯田、内地运粮等。在海都之乱末期,元臣郭明德向朝廷提出了针对北部地区的一整套的备边措施。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元朝北部边防情况的了解。     

论于谦的民族政策与边防思想

于谦是明景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家,他所执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代表了明景帝的施政意图.于谦在景泰年间坚决反击蒙古、重点防范北方民族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他的南方民族政策并不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明朝不能摒弃封建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立场,失却了南方民族的信任.     

清康熙时期中央对瘟疫的防预与救治--以北部地区的瘟疫防治为例

清代对瘟疫的防预与救治颇为重视。囿于医疗技术水平,清代北部地区的瘟疫防治多依靠于中央。康熙皇帝统治期间,在北部地区瘟疫的预防与救治方面采取了积极的举措,使清代中央对瘟疫的防治系统初成规模。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基础,以道家的天道观和阴阳家的思想为理论依托,充分吸收法家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主张,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成就自己为一代儒学之宗。同时,改造后的新儒学适应了汉武帝时期加强专制集权和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让儒学一跃而成为正统思想。     

合肥的战略地位与曹魏的御吴战争

合肥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南北水陆要冲,对于魏、吴两国的边防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用,因此双方曾对该地进行长期的激烈争夺.随着形势变化,曹魏陆续调整合肥及扬州的兵力部署,并在防御作战中屡次取得成功.     

论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与改造

正确认识与改造社会,是当代大学生成长的出发点和归宿。认识社会是改造社会的前提,改造社会是认识社会的目的。大学生要努力克服认识上的偏差,坚持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识社会,通过与工农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     

论释道安对老子本体论的承接与改造

释道安对老子本体论的承接有二无为道体,道不可言.他对老子本体论的改造亦有二一,老子之无可以生有,无的本体在先性乃是事实上的;道安之无则不生有,为全然之"空",其在先性乃是逻辑上的.二,老子认为语言虽不能言道,但可言具体事物,仍具一定的实在性;释道安则认为唯有彻底破除语言具实在性的观念,才能见到"真如".     

论苏轼对婉约词风的改造与革新

苏轼以其风貌崭新的婉约词对传统婉约词风进行了大胆的刷新,他拓展了婉约词的内容题材,突破了词只写艳情的藩篱,打破了前人词作单一表现手法,在原有基础上丰富了婉约词的表现手法,由此与以往婉约词比较,苏轼既继承了晚唐以来委婉抒情的婉约词的各方面,又对其进行革新,从而提高了婉约词的格调。     

论弗莱对弗雷泽与斯宾格勒循环论的改造

弗莱的文学循环论思想是其原型批评的重要内容,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就由此推演而来。弗雷泽的自然循环论和斯宾格勒的历史循环论作为两个重要理论资源,为弗莱的文学循环论提供了完整的隐喻和象征的框架,弗莱在此基础上对文学作品进行分类,形成了文学类型的循环序列。同时,弗莱赞同斯宾格勒对文明循环与自然循环的区分;批判弗雷泽忽略二者的区隔,将神话还原为自然和历史事实的行为。如此弗莱就形成了一套独立于真实历史的文学发展逻辑,构建了文学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然而这也导致了形式论和唯心论的弊端。     

发达国家老工业基地调整与改造的成功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英、法、德、美等发达国家陆续出现了老工业基地衰退的表征。为了调整与改造老工业基地,各国都制定和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成立专司部门、机构,制定和实施老工业基地调整与改造的战略规划;政府从产业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持与援助;进行产业部门结构、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注重环境的治理和保护等。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情、省情,采取有效的对策和具体措施,借以加快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     

论周作人对传统中庸观的继承与改造

周作人用科学常识置换出了作为传统中庸观内在评判尺度的“礼”或“礼教”教义,从而建设起了自己新的中庸之德。传统中庸观中的“中”“和”思想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成为他典型的思维方式,而且已经衍化成了一种人生策略,成了他寻找灵魂归宿和生存依据的途径。     

论郑玄、王肃对汉末儒学的改造与创新

东汉末，雄居汉代统治思想宝座二百余年的官方正宗学术的经学开始走向衰亡，经学的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经学衰微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从某一历史局部来看，这时候经学却出现一统的盛世，即历史上所谓的“郑玄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以郑玄、王肃为代表的一批人对儒学改造与创新所作的巨大努力。     

论《说文解字》对两汉方言学的吸收与改造

《说文》训释源自对先秦两汉训诂传统的继承,许慎全面吸收了汉代小学家、经学家的训释成果,其中包括对两汉方言学的继承与改造。具体而言,《说文》大量的词义训释直接取自扬雄《方言》,并从中吸收了训释优化的思路。在继承的同时,《说文》根据自身性质对《方言》进行改造。此外,《说文》对两汉方言学的其他成果也进行了广泛吸收。通过对两汉方言学的继承与改造,《说文》实现了对训诂传统的扬弃与优化。     

论汉代隐逸文化对先秦隐逸文化的改造与发展

在汉代之前,隐逸文化虽然借助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源而得以成形,但在文化内涵上并未能摆脱这两种主流文化观念的笼罩而自成体系,处于儒、道对立的分裂态势中。而汉代隐逸文化则从时代政治文化环境出发,分别借鉴儒家隐逸思想中的道德化原则与道家隐逸思想中的自由理念,对先秦儒、道隐逸文化资源进行改造与重组,并促成了隐逸与政治的和解与合作,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一套新型隐逸文化体系,对此后隐逸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论法律对国际商事仲裁与法院关系调整的价值目标

国际商事仲裁与法院关系的法律调整的主要依据 ,是《仲裁法》和 1 95 8年的纽约公约 ,其价值目标是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在我国实现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调整价值追求 ,应完善相关法律。     

顺性、自适与真诚——论李贽对心学理论的改造与超越

本文是对李贽哲学思想与阳明心学关系的研究。文章分三个方面对此作出了论述 :一是从王艮的安身立本论到李贽的顺民之性论 ;二是从阳明、龙溪的无善无恶境界说到李贽的内外两忘自我适意说 ;三是从心学的伦理之诚到李贽的自然之诚。文章的目的在于既追溯其源 ,又理清其变 ,便于读者更清楚地认识李贽的思想特色及明代思想发展变化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