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书院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科举场域是科举制度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自身的发展逻辑。科举场域、科举资本、科举惯〉--j的研究领域与“书院学”研究有着内在的关系，“科举学”研究不仅是“书院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科举学”研究拓展“书院学”的研究领域。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科举学”笔谈——“科举学”古今含义的演变

科举制是对中国历史上教育、政治、化等各方面起过重要影响的考试制度，“科举学”是近年来日渐兴起的以科举制及其运作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由于“科举学”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现实性和远大的发展前景，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学术的一门显学。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纪念中国科举制废止100周年，我们特约请“科举学”的倡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组织了这组“科举学”笔谈，以飨读。     

跨学科视野的“新科举学”:概念系统与方法论

科举运行及其影响有多久,科举学的历史就有多久。以研究对象、范式与方法论为依据,科举学可分为"新科举学"与"旧科举学"。"旧科举学"停止于1905年,而"新科举学"则诞生于此时。"旧科举学"是"分科应考之学","新科举学"是"研究分科应考之学",前者关注科考的内容与偏好,后者聚焦科举运行的规律。由于科举及其运行具有先天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所以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是"新科举学"呈现出的典型方法论特征。本文认为,"新科举学"研究对象独特、方法论层次分明,跨学科视野可以成为解决其学科建设过程中概念系统和方法论核心问题的独特路径,并能从学理和逻辑上证实新科举学学科群的分化与整合符合学科制度化的外在规律(人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内在规律(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国科举学研究的里程碑--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评介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刘海峰教授,孜孜求索数十载而铸就的力作——《科举制与“科举学”》,已由贵州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发行。这是刘海峰教授继《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中国考试发展史》、《学优则仕：教育与科举》．《中国科举史》之后的又一部研究科举考试的规模恢弘的学术作,也是第一部提出关于“科举学”概念并围绕其进行研究的专。     

科举政治与科举学

科举政治是指以考试选拔为官员主要录用方式的官僚政治.科举时代多数中高层官员由进士出身,而科举牢笼天下英才,不仅能消弭反叛力量,所选拔者尤多报效国家的志士.科举与古代地缘政治、吏治、朋党等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科举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大部分政治精英从科举选拔出来,科举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利大于弊.科举政治研究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促使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北宋科举改革与守旧述评

北宋有关科举走向的争论，除司马光的改良方案外，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学校贡举与科举贡举两个范畴。改革派主张学校贡举，其精神实质是参考士子学历品行甄别人才；守旧派主张沿袭科举旧制，实质上是单凭借士子的科举时文录取进士。     

论王安石“罢诗赋而取经义”的科举改革

王安石作为北宋文坛、政坛的领军人物,其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影响深远.伴随他政治、文学观念的发展而形成的“罢诗赋而取经义”主张从酝酿、提出到实践都经历巨大的挑战,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重视人才改革时弊的举措,以及对于科举制度下应试文体和范围的限定都值得后世思考.     

冯桂芬改革科举教育制度思想刍议

冯桂芬揭示了科举教育制度的弊病,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学校教育与书院教育,设立西学教育机构,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实用人才。冯桂芬改革科举教育制度的思想具有鲜明的进步色彩,对晚清教育现代化进程有着积极的影响。     

建议中学开设“学习学”和“创新学”课程

历来的教育家都非常重视学生学习方法的掌握，尤其是近代、现代。郭沫若曾说：教育的目的是养成自己学习、自己研究、用自己的头脑来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手来做的精神［１］。叶圣陶也曾说：“凡为教育必期达到不须教。教师职务惟在启发导引，俾学生增益其智能，展卷而自能通解，执笔而自能合度。”［２］当今，同样有不少学者认为：面对时代的要求，最重要的不是教给学生多少知识，而是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是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让每个学生都 “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合作”［３］。随着时代的发…     

"科举学"古今含义的演变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说其古老,是因为"科举学"或"科举之学"的用法出现很早,科举时代有千百万读书人曾热中备考科举的学问,且自从科举制产生一段时间以后便有人开始进行科举制度及科举史研究,其研究历史长达千余年;说其年轻,是指以往并未有意识地将科举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至1992年正式提出将"科举学"作为一门专学,或者说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来研究之后,才更注意以整体的观点,以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新的高度对科举进行科学的研究,赋予了"科举学"一词以新的内涵和新的意义.     

欧阳修与科举改革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也是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在科举文风、选拔方法、录取公正、考试公平等方面的革新思路和举措,不仅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而且对后世考试选拔制度也有借鉴意义。     

中国科举学图谱与科举学家群像——科举学分期与学科发展阶段论

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全新的专门学问,也是一门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分析科举人物、事件、思想、活动、制度及其要素运行规律的交叉科学.在科举学原理和跨学科研究方法论指导下,运用科举计量史学和科举叙事研究等方法和CiteSpace、NVivo等工具,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返照大变局中的古代、近代、现代中国科举学与科举学家演进中断裂与传承"双循环"的时代分期轨迹,在科举史、科举人物史、科举活动史、科举思想史、科举器物史、科举制度史、科举学发展史等中透视千年科举学研究图谱和百家科举学家群像,赋能当代科举学人在弥合科举学学科史断裂的基础上传承创新,继续秉持新兴交叉学科建设的新发展理念,构建科举学总论及其分支学科领域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科举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科举史、科举史学、科举学史等分支学科领域为新时代科举学总学增值的现代学科建设目标.     

王安石“道德性命”之学及其对科举的影响

考述并揭示王安石“道德性命论”及其实质,以及它对北宋中后期科举考试的介入和影响,并论旧党与科场道德性命之学的斗争。当日根据“道德性命论”写作的时文,尚有极少篇章流传至今,亦略为举论,以窥当时学风、文风之一斑。由此说明,让尚在探讨中的不成熟的哲学理论指导包括科举改制在内的社会变革,风险很大,影响也相当消极。     

科举学与书院学

科举制度是唐宋以后的主要官选拔制度，而书院则是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1000余年来，科举与书院密切关联，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大舞台上分别扮演了取士与养士的角色，成为关涉士人前途与命运最重要的制度。     

科举学文化视角研究

分析中国科举文化概念时,不能单纯以文化论文化,而应更多地分析科举制产生的土壤——科举社会,这个科举社会包含着科举人群、科举制度及科举风俗等。科举文化内容可被粗略划分为物质内容与人文意识内容两个部分。科举文化随着科举制及封建社会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又表现出与其他封建社会文化相区别的独特特征,如至公性、竞争性、实用性等。     

“身教”与“身学”——中日阳明学的教育启示

新时代的教育需要培养知行合一的实干家。要实现教育中的“知行合一”,就要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行动,来掌握知识,增长才干。身体作为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只有全身心投入,才能实现“真学”,获得“真知”。阳明学注重身体的修行,强调实践的作用。通过对比研究显示：中日阳明学的教育启示主要体现在修己和治人两个方面,修己对应“身学”,治人对应“身教”。“身教”与“身学”,即聚焦于身体的“教”“学”双向活动,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在实践性上体现了统一。通过“身教”与“身学”,达到教学相长、共同进步,才是教育界的良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