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文学中的跨文化研究

比较学的跨越性要求在研究中越须进行化研究。而比较学的发展吏恰恰显示出化研究的欠缺。可喜的是，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化多元化和化一体化正成为新的时代观念，跨化研究也将成为比较学新的发展方向。在中国比较学的跨化研究中，应该从中外化的视角促进比较学的发展。     

卫拉特学学科建设断想

章认为卫拉特蒙古化是蒙古族整体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因历史发展的区别与人环境的差异而具有自成体系的特征。基于这个观点，作强调以研究卫拉特蒙古化为主要宗旨的卫拉特学应当成为蒙古学的一个子学科或准学科，进而，作以相关的事实为例，论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卫拉特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卫拉特学的涵盖面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柯文教授的清史研究

柯对历史科学和中国历史研究有执着的探索精神，坚持不懈，从善如流，顺应时势，知不足就调整：他的“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和发展和他及时、准确地观察和分析美国中国学发展状况和趋势有关，当然也和整个美国中国学与国际局势发展大背景有关；他由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对人类明共性问题的探索，这一历程与他受到史华兹的影响分不开；他不主张两种化的一般比较，而主张一种化在两个时间点内的研究．注重历史变迁中比较敏感问题的研究方法。这几点，不仅反映了柯本人的清史研究特点，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代美国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特色和现状。     

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世纪回眸与理性思考

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中国学史，自20世纪之初诞生以来，已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从总体来，它在梳理中国学五千年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性方面之成败得失，应该给予比较公正的历史评价。其功绩有三：一是建立了一门新的学科；二是初步理清了中国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三是初步再现了中国学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其失误有四：（1）学史观的时代局限性；（2）学史研究方法的线性思维模式；（3）学史撰写内容的陈陈相因和乏个性化；（4）学史哲学的理论匮乏性。新世纪的中国学史学科建设，我认为应该注重以下四点；一则加强学史观念的现代转换与学史哲学的理论建构；二则提倡学史研究和撰写的个性化与学史教学的学术自由化；三则注重中国学史学科研究史的研究，客观地评价20世纪中国学史研究和教材都市的历史功过与成败得失，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未来的中国学史学科建设予以科学性的展望；四则加强中国学史研究与教学的专门人才培养。     

比较文学学科"永恒危机"的逾越--兼及巴斯奈特与米勒的"比较文学危机论"

从20世纪中期到今天一直存在比较学“危机论”，笔结合英国学巴斯奈特与美国学米勒的观点剖析了这一历史现象。认为这种危机论有合理的一面，也存在不足之处。我们承认比较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确定方面有缺陷，但是通过辩证的比较思维可以使得比较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得到明确。同时对于一些片面理解比较学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论点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新的比较学学科对象论、比较学定义与系统的方法论。     

论奥尼尔研究中的两种文化整体观——以《榆树下的欲望》为例

奥尼尔的戏剧作品。可以放到两个不同的观察层面来看：一是其本土历史化的整体观，二是跨化的整体观。以《榆树下的欲望》为例．从其本土化整体观可以看到北美殖民地学精神传统基础之上的化人格，从其跨化整体观可以看到人类共性基础上不同化传统(如中国化与西方化)差异之下的不同归宿。     

文化层次翻译观对我国文学翻译的解释力

在中国，学翻译成为翻译的主流距今已有一百多年了，而这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化层次翻译观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根据化层次翻译观的观点，作为跨化交流活动的翻译，其译语的取向必须要考虑目的语化深层因素的影响，以及它对源语化的认同。基于此，章试图将学翻译置于跨化交流的总体环境下，运用化层次翻译观的观点来对我国一百多年以来学翻译的发展过程进行初步的剖析。     

“红学”成因之辨

自现代学科立场亦即一般意义上观,＂红学＂应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即使从特殊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也难以成为具备自主性品质的专业学问。＂红学＂成＂学＂之因,必须从华夏固有的经学本源中探索,从＂脂学＂及其学统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追寻,这也是一门旧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中国史学的童年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应该了解这门学问。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还没有树立起来。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史学史包括什么内容呢？第一，要研究历史观点、历史理论的发展。第二，史料学的发展。第三，历史编纂学的发展。第四，历史文学的发展。历史工作者最大的任务是写历史，要把历史过程写得准确、鲜明、生动，群众爱看，这就必须研究历史文学的发展。第五，研究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中华文化的根脉——评高国藩新著《中国巫术史》

高国藩新《中国巫术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巫术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影响的作。它从历史与化的角度阐释了巫术原始艺术对中国化的多元影响。作将融历史学、考古学、伦理学、社会学、建筑学、医学、美学、学、艺术、宗教、天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综合学科的研究，转化成为通俗明白的学术语言，以散化的笔法表达出来。它既是一部中国俗化史，更是一部填补中国巫术化研究空白的学术史。     

中国比较文学的失语症——以《读（拉奥孔）》为例

中国文论“失语症”提出良久,但迄今缺乏具体的个案分析;这一问题虽是在比较文学背景下被提出的,却缺少本学科的反思。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经典,例如钱锺书的《读（拉奥孔）》,实际上在本体论和话语学两个层面上已经“失语”。如此缺乏批判性的对西方文论的隐性顺从,将使中国比较文学沦为“东方学”的话语工具。     

先驱者的启示--纪念黄人《中国文学史》撰著百周年

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之一,黄人1904年开始撰著其《中国文学史》;并于1907年,作为教材由东吴大学堂内部出版。虽然是中国文学史初创时期的专著,但黄人《中国文学妨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从“精神上之文学史”,“实际上之文学史”,“文学史研究自然不妨破成格而广取”,“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以及分期和体例的匠心独运等方面,论述了黄人《中国文学妨对后人的启示。     

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与特色——兼谈有关新编中国文学史、汉语文学史的一些想法

当下的海外华文文学,以华人文学与华裔文学为主体,属于外国文学范畴,而不是中国文学范畴。只有对世界华文文学进行认真的研究,对各国华文文学及其所在国的历史与现实＂语境＂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才有可能逐步建立编写汉语文学史应有的思路与框架。     

新时期比较文学教材评价之管窥

20世纪80年代至今,比较文学教材建设成绩斐然,为新时期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石,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这些教材当中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那么,何谓优秀的比较文学教材？对此,本文试从三个方面予以解析：一、优秀的比较文学教材应当内容丰富,体例完备;二、优秀的比较文学教材应当例证充分,表述畅晓;三、优秀的比较文学教材应当彰显中国特色,努力开拓创新。思考比较文学教材的评价标准,目的是为了以往昔为鉴,为当今的比较文学教材建设服务。     

探寻天主教在西北农村发展的历史轨迹——以甘肃中东部农村一乡镇为个案

近年来,天主教在我国西北农村地区发展十分迅速,天主教进入这些地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文化、价值、认同的冲突和妥协,也有传播过程中寻求本土化契合性的探索。W镇是天主教在西北农村发展的典型案例。天主教在W镇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当地教区重要的农村教会。     

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力著——《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

朱栋霖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以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对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中外文学比较史做了细致的梳理和论述,并对中国当代文学追求自己民族品格的“创造性转化”努力进行了极富意义的探讨,实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拓展与创新,也为中国比较文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贡献,是一部匠心独具、视野开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系统论著.     

文学史的编撰原则及其写作实践--以十年来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教材为例

十年来,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先后编撰出版或修订出版了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修订本)等数部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通用教材。这些文学史著作,广泛吸纳了二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体例严整,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它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铸就了今天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著作编撰的辉煌,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     

对建设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点补充性设想

在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文学史理论构想的合理性与艰难性进行阐释的同时,也对＂现代中国＂这一概念在国家建设和文学想象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之外,试图从语言关系的层面对疏漏的海外华文文学、翻译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包容尝试。     

综论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

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中心,辅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国新文学图志》以及《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等著作,杨义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研究中国现代小说的范式和系统。从整体上把握这一系统和范式,将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视角来切入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史的。     

胡适与梁启超的白话文学因缘

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乃是在晚清梁启超的“文学改良”止步之处向前推进。比起梁氏提倡的“俗语文学”,胡适提出的“文学工具的革命”对旧文学的破坏更彻底,因其从根本上颠覆了文白高下的传统价值认定,“白话”因此与“国语”划上了等号。梁氏高度肯定宋代以后的俗语文学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但其俗语文学进化史观仅仅成为一种设想,未能充分展开论述。胡适则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此说对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塑造和奠定了现有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