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描绘性格的艺术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文学特性的认识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文学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形象性;一种认为文学是人学。近年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有了新的发展。人们觉得“形象说”只从形式着眼来规定文学的根本特征,认为文学和哲学的内容一样,却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反映形式,这就违反了内容决定形式这个辩证法的规律。对于“人学”说,人们没有彻底否定它,而是认为它较为宽泛、笼统,缺乏科学的具体规定性,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因而便有人在“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的基础上,作了     

试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

文学和道德的关系是文学批评史上涉及较多的一个理论问题。过去,人们往往只从外在的功利关系出发考察文学对道德的作用,很少深入研究文学和道德内在的本质联系。所以,不管是主张文学能够“明道”、“载道”,惩恶扬善、移风易俗的人,还是认为文学会伤风败俗的人,都停留在表面现象的阐述上,缺乏进一步对内在规律的探讨。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到“怎么样”,却不知“为什么”。我们认为,在研究文学与道德的关系时,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还应看到这种关系表现了文学自身的一种本质属性。下面,试就文学与道德关系的实质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试论近代文学的成因及发展

在一八四○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过渡时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面貌和潮流,表现出它的政治性、战斗性和极大的变革性.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的革新是贯穿始终的线索,文学的主流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以使用白话、描写现实、模拟域外、注重小说为追求形式,以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为理论指导.为了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变革过程,我们就把它分为三个时期加以阐述.     

安娜形象的悲剧美

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蕴含着深厚美学意义的悲剧形象.诸多研究者已从思想内涵方面阐释了安娜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悲剧根源等.本文只从悲剧的内部规律出发,探讨一下安娜悲剧美的成因.一、对象的陌生化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那里,“陌生化”是使文学获得文学性的一种手段,它阻断文学与现实的直接联系,从而使文学成为一种不及物的、自足的、自我目的的实体.在布莱希特那里,陌生化则主要是为了创造观众对戏剧的心理距离,以批判的态度取得对戏剧、进而对现实的认识.且不论前者对形式的强调或后者对内容的重视,但就二者的理论基础而言,它们都依据于爱德华·巴罗的“心理距离”一说.早在本世纪初,爱德华·巴罗就在其享有盛誉的论文中提出了“心理距离”的概念.他认为:“距离……是通过把对象及其感染力与人的自身分离出来,通过使其摆脱实际需要和目的而获得的……,但这并不意味自身与对象的关系就要变成一     

中学语文课“两史一情” 教育例说

《诗经》以诗言志,先秦诸子散文大都为说理、论辩而作,唐宋古文运动提出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白居易确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准则,等等.表明中国文学历来强调“文以载道”,且文学的主题往往偏重于政治和伦理道德.     

《文学台湾》:记忆、理解、想象的"三重奏"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详细描述了台湾文学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大陆对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谱写了一部由还原的记忆、感性的理解和理论的想象交织而成以“文学台湾”形象为主题的“奏鸣曲”.它们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演奏出“文学台湾”形象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使得该书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胡适与现代文学新观念

胡适是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对新文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倡白话文,推动文学形式的革命,更在于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提倡文学内容的革命,阐述了他的“历史进化的文学”、“平民文学”、“人的文学”、“写实主义文学”等新的文学观念。他创建新文学的努力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牧、余秋雨学者散文创作比较

秦牧和余秋雨分别是“十七年”和90年代学者散文创作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创作虽存在较大差异,但都体现了学者散文内容丰富,文化内涵深邃的特点,有着深沉凝重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性批判精神,并继承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见拙作《秦牧、余秋雨学者散文创作之比较》一文,载《职大学刊》1999年第3期)本文拟就秦牧、余秋雨学者散文创作在艺术上的共性与个性进行一番比较分析,以期全面把握两代作家学者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一、广泛运用联想和想象,是秦牧、余秋雨学者散文创作的基本艺术共…     

论玄学"言意之辩"的宗致及其对古代文论的全方位影响

在中国文论史上,以突出文学形式锤造为特色的魏晋南北朝文论,实现了一次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促成这次理论突破的,除“文学自觉”的经验基础之外,“言意之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言不尽意”、“言尽意”虽宗致顿殊,但不是针锋相对的两派,而是在互不相干领域里进行的平行探讨。“言意之辩”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言不尽意”论唤起了文学对语言局限性的警觉,“言尽意”论坚定了文学“立言不朽”的信念,“立象尽意,得意忘言”论提升了文学运用语言的境界。“言意之辩”对古代文论的全方位影响,在陆机、刘勰那里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陆机为古代文论的理论建构找到了一条“意、物、文”的贯穿线索,刘勰始终把“文学语言运用经济学”置于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     

"形式本体论"初探

文学的内容与文学的形式之间的关系一直为广大理论界人士所争论,至今尚无定论.而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提出的"形式本体论"大大地提高了形式在二者关系中的地位,一反以往重内容轻形式的趋势,认为形式才应该是文学的本体.本文拟就"形式本体论"产生原因、产生来源及现实意义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以期获得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认识.     

一支缔造中国新文学的主力军──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学业绩

最早介绍新文学理论和提倡文学革命；最早创造新文学形式和显示出文学革命业绩；最早突破封建文学禁区；最早提出无产阶级文学，主张“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注重新文学建设的，几乎全是20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他们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缔造中国新文学的主力军。     

董学文文学本质论思想研究

董学文是当代文学理论界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其文学本质论思想深邃、浑厚有一定的创新性。由对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梳理、对审美意识形态论观点的质疑和对文学本质是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的阐述三个部分构成。研究董学文的文学本质论思想有益于人们拓展视野,从不同视角理解文学本质这一根本性问题,推动学术界对“文艺学第一原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促进文学理论当代发展的深远思考。     

中国早期的现代主义运动及其现代派小说再讨论

80年代早期的中国现代主义运动以及围绕其产生的讨论,是中国当代文学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向现代主义文学转向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呼唤着一种适应“现代化”的文学形式的产生。本文围绕文学界关于“现代派”的讨论,通过对王蒙早期的现代主义小说和以刘索拉、徐星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的分析,阐释了中国早期的现代主义运动,无论是其内容还是新奇的文学表现形式,都体现出特定社会历史转折时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述略

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涵盖了两个领域：文学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文学符号学是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模式的产物,注重文本形式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及其关系,并从“功能”、“行动”和“叙事”三个描述层来显示文本结构运作规则以及在这种运作规则下意义的生产方式;文化符号学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形式背后的意义并发现大众文化在表现同一个主题——现代神话。现代神话先于表现它的形式而存在,在三级意指系统中被投入,被生成,也被自然化。巴特的文化符号学思想打破了西方始自古希腊的“形式至上”的思维范式,在比形式主义更看重形式的结构主义阶段是一大超越。     

从制度到范式：论汉代文学与图像的经典化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礼乐文明体系的重构,表现出迥异于前代的文化特征,进而铺就了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的浓重底色。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形式,汉赋与汉画,彰显着时代主流文化心理、礼仪规范和审美意识的需求,形成了中国文学特定的文图关系。“制度名物,容有差殊”,名物是其表象,制度为其核心,以礼仪为纲领的名物制度对其创作起到了刚性约束,使之从题材内容到表达方式都遵从一定的规范与模式。汉赋与汉画成就为后世所承认,并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核心内容愈发突显,从而形成经典范式,并最终实现“文质彬彬”理想之达成。这种经典化的范式,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及文图关系转变影响深远。正确解读汉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之本义,深入分析汉画“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之内涵,是研究汉代文学、图像的前提与关键。     

扭曲世界的折射认识——《变形记》系统考察

卡夫卡是奥地利现代作家。他的小说,思想内容怪涎离奇,艺术形式新颖别致,在艺术风格上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小说迥然有异。在文学领域中,他别具一格,独树一帜,为后来现代派文学开了先河,被誉为“现代文学之父”。短篇小说《变形记》是他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自从卡夫卡的《变形记》问世以后,有关艺术形象的‘变形’有了新的开拓。”在西方现代文学史中,《变形记》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主体意识第一次深刻而隐秘地揭示人的异化现象。《变形记》所展示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作品是作者心态的凝聚和情感的深化,透过“甲虫”的表层,暗涵着内隐的、无形的深层结构。这个复杂的结构系统蕴涵着特殊的审美情感趣味、伦理道德规范,主体自我意识。(图示如下)     

语象研究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随着语言学转向的逐步深入,“语象”一度成为中国学界的研究热点。这个术语是由西方引入,也是中国文学实践的产物。“语象”概念对中国文学从外部研究走向内部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也成为中国文论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语象在我国开创、讨论、拓展、提升等进行历史回顾和展望,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语言与文学的关系,而且能够在图像时代的今天更好地将语言与图像结合起来,也有助于语象中国化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的语象理论的形成。     

张爱玲小说中月亮意象的文化底蕴

本文论述了张爱玲小说中月亮意象的文化底蕴。张爱玲小说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月亮意象和中国历史传统中悠久的月文化有着血脉的传承关系,是文学传统中月亮意象这个原型在现代文学中的“扩展延伸”。张爱玲以蕴含丰富文学传统的月亮意象作为自己小说文本的主导意象之一,通过现代性转换激活了月亮这个古老的原型,创造性地将月亮这个“公共象征”转化成了“私设象征”, 建构起自己关于月亮意象的独特艺术话语,实现了对中国月亮意象文化传统的继承、拓展、丰富和超越,使其小说文本中的月亮意象具有了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前我国利益关系失衡的理性审视?--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的矛盾分析

“共同利益—特殊利益”的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重要内容,为考察利益关系提供了科学的分析视角。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中共同利益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共同利益的根本在经济层面,主体是人民群众,最基本内容是保障民生,最高实现形式是共同富裕。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共同利益—特殊利益”体系呈现出“倒逼—错位—失衡”的演变路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纠偏利益关系失衡：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原则,以民生为导向,强化共同利益的主导地位,并通过加强政府干预和规范权力运行来抑制特殊利益的过度膨胀。     

对“人”的渐近把握——新时期文学述论

众所周知,新时期文学,经过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几大思潮阶段,进入了一个多元开拓的发展阶段.那么,这个“多元开拓”到底是什么呢?寻根文学之后,有没有一种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呢?如果有,它是什么?它和前面几个阶段的文学存在什么样的联系?所谓先锋文学和新写实文学,在新时期文学流变中意义怎样?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几大思潮阶段,实质到底是什么?审美嬗变的机制又是什么——如果不进行“人学”考察,不对新时期文学各个时期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深入的探究,就很难回答上述问题;就无法对新时期文学,作出整体性实质性的把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多元开拓文学这一新时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