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与回归——新时期诗歌流变新探

新时期的诗歌探索是诗人在二十余年间不同的社会语境下不断处理艺术创新和经验承传矛盾运动的过程。整个过程是对“五四”以来诗歌中“人”的线索一次链接和回归。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诗美理念的变异是诗歌流变新的根本原因。新时期诗歌在流变中既存在多种可能性，又处于地位失衡之中。     

略论何其芳早期诗歌的体式

何其芳是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极为重要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作为30年代“现代派”的重镇,他早期诗歌的体式经历了从“新月”体到“现代”体的转变,可以说这一变化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派”大部分诗人和这一诗歌流派诗体上的变化和发展。从何其芳诗歌体式的演变中亦可见出,30年代中国新诗体式的流变方向。     

洛夫《唐诗解构》的继承与新变

作为一位当代诗人,洛夫的诗歌充满中国古典唐诗传统的痕迹;作为一位海外华语诗人,洛夫的诗歌又受到西方解构思潮的影响。洛夫在《唐诗解构》中试图以现代自由诗体、全新的节奏与意象“解构”唐诗,堪称是其晚年“拥抱古典”的一次伟大尝试。在继承了唐诗基本主题、客观意象的基础上,洛夫在解构新作中融入超现实主义、现代人独特的情感体验,赋予唐诗新的时代精神。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

钱谦益因其政治立场问题,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其诗学观念之中,尤以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传至钱谦益手中,却有了新的涵义与使用。按照这一批评方法,诗歌中能否看到人世间真实的历史痕迹,能否感受到诗人的内在心志,是钱谦益判断某位诗人诗歌“有诗无诗”的重要标尺。     

《断章》解读

中国诗歌一向以“主情”为主 ,诗论必重其情感。在西方诗歌传统中 ,直到二十世纪初 ,诗与理性思维的对立才开始打破。这就是以艾略特、瓦雪里、里尔克为代表的现代诗人开创的新时代。“五四”白话新诗运动以来 ,较早把感性与理性 ,诗与哲理融合起来的诗人是卞之琳。他在三十年代是既承接“新月派”的艺术追求 ,又带着法国象征主义技巧汇入到“现代诗”运动之中的。他致力于以“现代艺术形式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感情”的诗歌创作 ,也是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又有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他尤其善于从敏锐的感觉出发 ,并以纯熟的技巧 ,将大…     

诗情缘境发——浅谈皎然的意境论

在中国古典文论的“意境”美学发展史上,皎然是一位重要的诗人。他在诗歌的创作方法理论上重视诗歌的艺术表现方法,并提出了“诗情缘境发”的意境观、“取境”的诗歌意境创造方法和“采奇于象外”的意境审美特征,大大发展了唐朝的意境论。皎然以其独特的“意境”论,为唐人研究诗歌意境奠定了理论基础,促进了后人新的“意境”观点的进一步提出。他的“意境”论成为“意境”美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西部文学粗犷的歌声——浅析周涛

周涛从1979年开始发表诗作以来的28年间,从一个创作者成为了中国著名诗人,继而又成为一个散文大家,其散文的成就已经超越了他的诗歌。他是一位极具个性的军旅诗人,他又是个极具天才灵性的诗人,从诗人到散文家,周涛找到了一个更能表现自己才华的领域和便捷表现生命感悟的文本,其独特的创作对当代散文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散文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深刻体现了诗的精神：自由、抒情、哲思、想象。他的散文如贝多芬的音乐,如书法中的“狂草”,像那些巩乃斯的群马,在做一次亘绝千古最写意的狂奔。     

老舍的诗人观——读《四世同堂》随笔

在《诗人》一文中,老舍这样描述他想象中的,也是他所肯定的诗人形象:“诗人是中了魔的”,具体说,“诗人在举动上是异于常人的”,“诗人在创作的时候确实有点发狂的样子”。他又提出设问:“可是,这些狂士(或什么什么怪物)却能写出标准公民与正人君子所不能写的诗歌。怪物也许倾家荡产,冻饿而死,但是他的诗歌永远存在,为国家民族的珍宝。这是怎一回事呢?” 他分析了这么几个原因:一、诗人们心细如爱,但绝不象看财奴一样,“一手打着算盘,一手写着诗”,而是对事物的观察特别详密;二、“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     

论李贺“神弦”诗对汉魏六朝《神弦歌》的继承与发展

唐代诗人李贺有一组“神弦”系列的诗歌,这三首诗写得“神意森索”,极富特色。同汉魏六朝的《神弦歌》相比,李贺诗歌在描写对象和内在结构上都有所继承,同时在诗歌句式、情调氛围和性质用途上又有了新的突破。     

悼念郭老 重读《女神》

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老与世长辞了。在我们沉痛悼念郭老的时候,郭老的光辉的革命的一生又鲜明地浮现在我们眼前。半个多世纪以来,郭沫若同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伟大开拓者和近代中国有着最长写诗经历的诗人,他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为我们写下了大量诗歌。这些诗歌的艺术生命力经久不衰。近两年来,随着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     

由绘画为主趋于音乐为主的综合表现——谈现代诗歌的情绪流动

中国传统诗歌讲究“诗言志”、“诗如画”、“诗情画意”,既强调抒情性,又注重形象性,曾经创造出格律诗这种融音乐和绘画完美结合的表现形式。五四以来的新诗,力图打破格律诗在形式和音乐上的限制,尝试创造一种既能表现更丰富的情绪,又能将这种情绪与音乐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表现方式,现代诗人们继承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美德,又借助西方现代派的种种表现方法,终于完成了诗歌音乐性由形式到内容的转变,创造了一种新的韵律——情绪上的抑扬顿挫,也即情绪的流动通过合适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实现了新诗王国真善美的统一。     

《作家轶事》之八 徐志摩的浪漫之爱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具浪漫才情的一位诗人。他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既与他那流丽清脆、轻灵飘渺的诗歌魅力有关 ,又与他那不同凡俗的浪漫婚恋分不开。徐志摩短暂的一生是诗化的人生 ,他的诗歌是他人生的诗化。要真正领略徐志摩诗歌的浪漫之美 ,就必须读懂他的浪漫人生 ,了解他婚恋的追求。在“五四”一代作家中 ,乃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 ,没有谁比徐志摩在爱情至上和爱情神圣的思路上走得更远。对浪漫之爱的终其一生的追求 ,使他的个人经历带上了绚丽的色彩 ,也决定了他最终的悲剧命运 ;同时 ,作为“五四”一代浪漫主义诗人的独特品格 ,也…     

审美意象的系统分析

(审美)意象本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瑰宝,但本世纪初,由于英美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兴起,诗人们纷纷“走向东方”,首先在研究、翻译汉诗中一致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美竟相折服,继而就从东方传统与技巧中寻找新的灵感,最后竟使意象逐渐成了西方现代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与之相映成趣的是,二三十年代,意象主义运动传人中国,中国的诗人们似年“数典忘祖”,纷纷“走向西方”,寻找以现代意识取代封建意识的激情,诗坛上也着实热闹了一阵。8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诗学界和批评界又再次掀起了研究意象的热潮,且至今方兴未艾,以至有     

三十年代“现代派”新诗论纲

作为三十年代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现代派代表着一股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虽然该派从形成到衰落不过五六年时间,却形成了一支促使新诗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和新时期的青年诗人,都是从现代派诗作中汲取了大量的艺术营养,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吟咏着“月的凄清”和“梦的幻影”的现代派诗歌既不同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又与以李金发为     

于坚诗歌的“中庸之道”--从其诗歌走向说起

即将迎来甲子之年的于坚似乎终于找到了属于他自己诗歌的一种“方言”,形成了他自己诗歌的审美风格。在诗歌的语言上,于坚转变了先前的口语创作方式,有了文言气,旧文人气。文体上追求一种糅合,杂糅了新旧文体,想寻求一种融通。创造了一种诗的“方言”,只属于于坚的一种“诗的方言”。其中有雅有俗,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当代诗歌从书写集体之情到个人之情,从政治话语到个人话语,从整齐划一到天马行空,从亦步亦趋到“野怪黑乱”,又从“野怪黑乱”到“新的中庸之路”,这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次艺术“自觉”,而这次艺术自觉最终在于坚的诗中完成。     

论诗人人格的非个人化

顾城曾经说过“诗歌是理想之树上，闪耀的雨滴”，作为文学殿堂中的桂冠，诗歌对其创作者本身的素养也有很高的要求。人们在探讨诗歌的时候，都喜欢从诗歌的文本本身出发。其实判断一首诗歌是否优秀，除了诗歌文本以外，我们更应该探究诗歌创作者本身的品格修为，因为一个品行低下且毫无创作功底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诗人。真正的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个注视着酒杯、万物的反光和自身的灵魂，一个在河岸上注视着血液、思想、情感的灵魂，一片为爱驱动、光的灵魂在一层又一层物象的幻影中前进一一他无所知又全知，他无所求又尽求，他全知所以微笑，他尽求所以痛苦。”从顾城的这段话看来，他对诗人个人素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其实对一个诗人来说，良好的自身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他应该是“人与才的交响”，一个杰出的诗人应该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人格精神和艺术功力。而这两个方面的素质中，诗人的人格精神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在诗人创作过程中它是尤其重要的。     

浅析约翰．多恩诗歌的奇思妙喻

约翰·多恩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的代表,他极具诗歌天赋,开创了“玄学派”,从此掀起了一股新的诗歌浪潮。他的诗充满了富有哲理的奇思妙喻,而敏捷活泼的思维活动又与强烈的激情——爱的激情、宗教的激情融为一体,从而制造出一种新颖的和谐。读多恩的诗,如同参加一项智力游戏,惟有开动脑筋,方能追赶上诗人飞驰的想象,品味出他精妙的思辨。     

诗词在社会课教学中运用的研究

一个寒冷的冬天，纽约一条繁华的大街上，有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他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写着：“自幼失明。”有一天，一位诗人路过，他便向诗人乞讨。诗人说：“我也很穷，不过我给你点别的吧!”说完，他便随手在那牌子上写了一句话。那一天，乞丐得到很多人的同情和施舍。后来，他又碰到那位诗人，他很奇怪地问：“你给我写了什么呢？”诗人笑笑，念牌子上他所写的句子：“春天就要来了，可我不能见到它。”这便是诗歌的妙用。     

本体观念:诗是一个意象符号系统——从吴晓《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论开去

笔者认为,十多年来,“新诗潮”(广义而言的“新诗潮”,泛指1977年“解冻”以来,在诗歌观念和手法上具有探索性新意,对原来的诗歌路子有一定突破和冲击性意义的诗歌新现象和新潮流,当然,主要是一些青年诗人的创作)除了是“自有新诗历史以来就艺术层面而言较为纯粹的一次革命”①外,它的一个突出的诗歌创作之外的实绩和贡献,是对疲软的、先天不足的诗歌理论建设,进行了一个又一个激烈的逆向推动和拯救。新诗潮的活跃变动,它们屡屡超逾既定规矩,迫使诗歌理论工作者在被某些激进而     

“窗”外“雨”景——叶维廉诗歌意象研究

叶维廉先生作为一位诗人,其诗歌中的意象成为诗歌的一大特色,“窗”和“雨”就是其中鲜明的两大意象。他的许多诗中都有这两个意象的呈现,它们倾注了诗人独特的情感,体现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在叶维廉的诗中,它们是“郁结”与“突围”这两个主题的集中体现,诗人的特殊在于他透过“窗”观察了“雨”景,又在“雨”中成功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