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城镇化进程中,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问题越来越突出。协调好城镇化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费合理增长,对于中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检验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不同阶段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费的变化规律及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具有推拉效应,且随着城镇化由低级阶段发展到更高阶段,整体推拉效应逐渐减弱;②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传导机制为：在需求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能够拉动能源消费,而人力资本集聚度和总抚养比的上升抑制能源消费;在供给侧,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能源消费,技术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抑制能源消费;③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不同的门槛区间内,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传导机制存在异质性;④根据中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实证比较发现,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在城镇化中低阶段存在差异,而在城镇化高级阶段趋同。中国能源消费压力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外贸易水平提高和环境规制政策不完善。未来政策的重点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外贸优质发展;加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完善政府环境规制政策。     

中国城镇化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视角

加速推进城镇化与实现能源消费量控制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两大任务,探明两者的作用路径对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199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与门槛回归模型从直接与间接效应视角构建传导因素的作用路径并检验潜在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化对能源消费表现为显著扩张效应,但呈逐渐减弱趋势。在间接传导路径中,产业结构变迁的节能效果显著;城镇化加速技术集聚外溢和"人力资本红利"累积,扭转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累积对能源消费的正向作用方向;中国城镇化仍未脱离高碳化发展阶段,人口扩张与经济增长仍是城镇化进程中能耗持续走高的重要诱因。最后本文验证了各传导因素的门槛效应,即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各因素的发展水平呈现差异性。因此政府及企业应结合各因素作用路径与方向及所处的门槛阶段,注重科技与人力投入,强化质量效应,实现节能的目的。     

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多变量驱动因素——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

区域层面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解析是有效实现碳减排的重要研究议题。以经典的IPAT模型为基础,采用扩展的STIRPAT环境压力评价模型,对1990—2014年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定量研究各个驱动因素对于区域碳排放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各个影响因素对广东省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各不相同,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发展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和城镇化对碳排放增长作用显著,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是遏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     

中国城镇化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视角

加速推进城镇化与实现能源消费量控制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两大任务,探明两者的作用路径对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199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与门槛回归模型从直接与间接效应视角构建传导因素的作用路径并检验潜在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化对能源消费表现为显著扩张效应,但呈逐渐减弱趋势。在间接传导路径中,产业结构变迁的节能效果显著;城镇化加速技术集聚外溢和“人力资本红利”累积,扭转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累积对能源消费的正向作用方向;中国城镇化仍未脱离高碳化发展阶段,人口扩张与经济增长仍是城镇化进程中能耗持续走高的重要诱因。最后本文验证了各传导因素的门槛效应,即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各因素的发展水平呈现差异性。因此政府及企业应结合各因素作用路径与方向及所处的门槛阶段,注重科技与人力投入,强化质量效应,实现节能的目的。     

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多变量驱动因素分析——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

区域层面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解析,是有效实现碳减排的重要研究议题。以经典的IPAT模型为基础,采用扩展的STIRPAT环境压力评价模型,对1990-2014年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定量研究各个驱动因素对于区域碳排放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各个影响因素对广东省碳排放增长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机制各不相同,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发展是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和城镇化对碳排放增长作用显著,技术进步和能源结构是遏制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贡献因子。     

基于LMDI的江苏省能源消费总量增长效应分析

2002年以来,随着江苏省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总量增长速度逐步加快,而省内能源供给远远小于需求,能源保障势必影响江苏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全面分析江苏省能源消费增长的影响因素,本文从六大行业的能源消费入手,采用LMDI模型把江苏省1996年-2008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长的效应分解为生产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效应分解与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效应是促进能源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强度效应对能源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是江苏省近年来能源消费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构效应对能源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还未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工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生产效应的增长是江苏省能源消费强度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要降低江苏省能源消费强度,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相应的法律和政策,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中国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中国城镇化、工业化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发生新的变化。而目前对城镇化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①没有考虑工业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过高估计了城镇化的作用;②没有考虑区域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工业化和能源消费之间关系呈现的不同特征;③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证方法尚需要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估计了反映不同区域能源消费水平长期趋势的均衡方程。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对能源消费的净效应为正,并且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分区域情况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净效应为正。其中,中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这意味着中部地区城镇化转型面临的能源消费压力最大。据此表明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降低能源消费强度,缓解能源消费压力,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①新型城镇化要考虑城市的规模效益;②要充分考虑地区发展的差异,制定差别化的政策。     

中国人口发展对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人口发展是影响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重要因素,而生活用能作为终端能源消费对总能源的消费结构、供求关系和节能减排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中国1997-2010年30个省份的动态及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人口发展与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均消费水平成为导致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和碳排放升高主要的影响因子,而提高电力使用百分比和城镇化率抑制其增长。老龄化率及家庭规模在城镇化过程中对家庭生活基本能耗及碳排放的影响有着不同的作用。     

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挑战:政策导向型研究

<正>进入21世纪,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消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态势。2012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达36.2亿tce,比2000年14.6亿tce增加了近1.5倍;人均能源消费量为2.68 tce,已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 tce)。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碳排放量也已经超过全球的1/4。尽管我国的     

生活能源消费的人口敏感性分析——以中国城镇家庭户为例

人口可能不是能源消费的决定性因素或主要因素,但它作为能源消费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参数,除了要关注人口数量,人口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对引起这些结构性因素变动的人口微观过程,都应该进行科学研究.本文构建了生活能源消费与人口敏感性关系的理论模型,并运用住户调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宏观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即使是在相同的宏观人口水平下,不同微观人口变动也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生活能源消费情景.人口自然变动、城镇化和老龄化对生活能源消费具有敏感性,人口老龄化的敏感性为负值.但除老年年龄组(60岁及以上)外,年龄结构并不敏感,而人口敏感性的关键钮带是“规模效应”.正是由于人口的结构性因素对生活能源消费有着多重敏感性,不能简单的以人口数量的增减作为判断生活能源消费量变化的唯一指标.事实上,作为结构性因素的人口城镇化已经超过了数量性因素的敏感性强度.最后,将研究结果用于情景分析,对2015年的生活能源消费进行了微观人口分析,并对进一步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省际煤炭消费与GDP增长关系及拐点预测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历史阶段,经济发展对能源(尤其是煤炭)需求巨大,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必会带动能源消费的快速增加.能源的大量消耗会引起环境问题,进而阻碍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缓解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之间的矛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这是急需深入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运用1997年～2006年我国30个省区人均GDP与煤炭消费的有关数据,分析了人均GDP与人均煤炭消费量的关系,依据这两个指标构建二维组合矩阵,将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划分为4种类型,即高经济增长-低煤炭消费增长、高经济增长-高煤炭消费增长、低经济增长-高煤炭消费增长、低经济增长-低煤炭消费增长4种类型,并从这4种类型中选取7个典型省区,分析了人均GDP与人均煤炭消费量增长的关系,预测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煤炭消费的拐点,研究结论可为构建节能型社会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采用指数因素分解法,从居民最终能源消费方式(产品层次)入手分析了1993年至2007年,影响居民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居民购买力增强、消费结构向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转变是导致居民能源消费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能源消费产品结构升级则促进了能源消费节约;能源价格变化对居民能源消费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中国能源效率影响能源消费的内在机理及传导路径研究

讨论已有研究在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费关系上的分歧及成因,并指出传统能源回弹路径与中国情况的不合之处。通过构建新的逻辑分析框架,对中国能源效率提高影响能源消费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并借助联立方程模型和经验数据对其影响方向和传导路径做出实证研究。得出结论,(1)中国能源效率提高影响能源消费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直接抑制,二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间接拉动;(2)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能源效率的提升并未降低能源价格和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使能源消费回弹;(3)推动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而非能效提高。     

科技大国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灰色关联度与面板回归模型探讨近30年主要科技大国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总体呈去碳化、清洁化、安全化特征，表现为能源消费中石油及煤炭降低、天然气缓慢增长、核能波动下降、可再生能源较快增长的发展态势；城镇化、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对外经济贸易、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与各国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高度关联，但各国最大关联因子不尽相同；能源消费强度、人均GDP、城镇人口占比、进出口额占GDP比对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城镇人口占比的正向影响最大，人均GDP的抑制作用最强；相较而言，中国能源消费量较大，结构长期保持为“煤炭-石油-可再生能源-天然气-核能”，化石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强度、人口规模关联度较高。     

新一轮东北振兴背景下吉林省产业结构调整与低碳转型发展

基于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背景,应用对数平均迪式指数法(LMDI)对2001—2015年吉林省能源消费变化进行了分解分析。吉林省能源消费的变化受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强度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效用是促使能源消费增加的最主要驱动因素;能源强度效用则是抑制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吉林省的产业结构效用表现为对能源消费的推动,这与发达国家和中国发达省份的情况相反,表明吉林省近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存在较大问题,不利于区域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通过进一步对2016—2025年不同产业结构情景下的能源消费情况进行情景分析,指出吉林省未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低碳发展的巨大潜力,同时也考虑到吉林省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吉林省基于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低碳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LMDI的河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量核算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IPCC碳排放恒等式,采用LMDI分解法建立河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实证分析河北省2005—2014年人口规模、经济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强度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能源消费结构是促进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利用效率次之;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影响力较弱;产业结构抑制了碳排放增长。并提出加强碳排放管理及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能源供求及其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1985－1990年间我国能源地区供需平衡格局出现的三个新变化以及主要四片缺能区的空间分布。接着，采用经过修订的能源消费因素分析法（RRS分析法），指出工业总量增长和能源利用效率是决定我国主要缺能区消费增长的两项主导因素，工业结构性节能的作用十分微弱，能源供求、缺能区、因素分析法     

区域能源消费的分解框架——基于技术和效率的差异分析

基于PDA分解框架,引入Shephard距离函数和Malmquist指数将能源消费变动分解为若干因素,并将其应用于2007~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变动的分析。结果表明:潜在能源强度和潜在资本产出是我国能源消费降低的两个主要因素;在驱动能源消费增长的因素中,潜在人均资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口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远比单纯的人口数量增长的作用大得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技术进步主要在东部地区显示出正向节能作用,而技术效率则对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     

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PSTR模型

运用PSTR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对城镇化能源消费效应的影响均具有双门限的非对称特征,处于外体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较低的省份,城镇化的能源消费效应较小,该结论也适用于经济开放程度这一转换变量;其他转换变量对城镇化的能源消费效应影响均只存在一个位置参数,并将各省份分为高低两个体制,高体制中产业结构水平较高,城镇化降低能源消费总量;高体制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高,城镇化的能源消费效应较大,在技术进步明显、环境规制严格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省份,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降低作用越大。     

中国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部分省际1997年～2005年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其划分成高增长高能耗（Ⅰ）、低增长高能耗（Ⅱ）、低增长低能耗（Ⅲ）和高增长低能耗（Ⅳ）4个区域,然后运用Panel Data的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对影响各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长、短期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长期来看,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降低能源消费强度有较大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提高将会使各区域能源消费强度增加,重工业比重和煤炭消费比重的增加虽然使各区域能源消费强度增加,但对各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差异较大;②短期而言,固定资产投资的短期波动将提高区域Ⅰ、Ⅱ、Ⅳ的能源消费强度;虽然重工业比重的短期波动对Ⅱ、Ⅳ区域的能源消费强度有影响,但是不很明显;能源消费结构的短期变化将会引起Ⅱ、Ⅲ区域能源消费强度的变化;对于区域Ⅰ,加快其市场化进程的速度,优化资源配置,对快速降低该区域的能源消费强度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最后,针对中国实际提出能源政策建议包括：制定有区别的区域节能目标和政策措施; 发挥区域优势,加强区域合作,优化能源资源配置;积极发展清洁型能源;运用市场机制让能源流入效率高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