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休灾异说

何休认为异先于事而灾后于事,异是警示而灾是惩罚。何休是以天人感应说为理论基础,以阴阳说为理论武器来解说灾异的,认为灾异是阴阳失衡或错位的结果。何休常借助对灾异的解说表现出对一统王权、君权的拥护,对僭王、弑君、强臣专权等行为多加谴责。何休的灾异说表现出浓郁的民本思想：一是对民生的关注,另一是对民声的重视。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董仲舒灾异说对后世的影响

董仲舒在《贤良三策》中讨论了自然灾害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他能成为“儒者宗”,和他始推阴阳灾异有直接关系。在他的影响之下,刘向刘歆父子、眭孟、夏侯胜、京房、翼奉、谷永、李寻等经学大师,竞相效仿,都成为灾异言政事的名家,经学的神秘化、神学化恶性发展。到西汉末年谶言、纬书的泛滥,达到了高峰。不过,董仲舒的灾异论也不是空穴来风。通过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我们也学会了人性化的自然知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迄今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对待,只有人性化地对待自然,才能学会与自然相处,从自然中吸取教训,善待自然,获得人类最佳的生存空间,避免自然灾害的报复。     

祥瑞灾异之说的嬗变与没落

西汉时期,董仲舒综汇儒家经典,博采诸子百家,完善规范了祥瑞灾异之说。这一学说,对此后的历史影响极大,但也不断有人提出批评。北宋以后,随着儒学的发展,知识界对董仲舒的部分观点进行了比较严厉的否定。     

董仲舒“三统说”与西汉大一统王朝的构建

"三统说"是董仲舒在借鉴五德终始说以及其他历史观的基础上,对历史发展规律、动力、法则等问题所进行的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其立足于西汉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不仅对历史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解答,还以"白统""赤统""黑统"的相关度制作为标准,对王朝的更化与改制问题进行了规范,意在摒弃西周末年以来社会发展所积累下来的诸多弊病,为汉武帝的诸多改革举措提供理论上的保障,进而维护西汉王朝的大一统。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孔子作《左传》说”再议

“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乃战国《公羊》先师公扈子旧说，并非“汉人所统计的数字”。姚曼波女士关于所谓《孔子春秋》下落的考论不可信据。周季西汉诸子推崇的“春秋”是指源出孔门的《春秋》学，其具体指涉则随文而定。     

简论《诗品》的“滋味”说

钟嵘《诗品》中的"滋味"说体现了其诗歌审美理论,在古代诗论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滋味"说吸收了前人"味"论的文艺思想成果,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五言为体、抒情写景的详切充分、追求"自然英旨"、"风力"与"丹采"的具备等方面,它对后世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古代的诗歌创作和批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周易·说卦》简论

从《说卦》的意义、《说卦》在《易传》中的位置、《说卦》形成之时代及其作者等方面 ,肯定《说卦》之成约于《周易古经》六十四卦同时 ,其作者应为西周至春秋之筮官 ,孔子整理《周易》可能包括《说卦》在内。     

从陆贾到贾谊:看先秦儒学对汉初思想界的影响

陆贾和贾谊都是汉初重要的思想家，通过对陆贾和贾谊思想的分析，我们得出汉代儒家思想间的多元、融合是在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创新基础上而来的。新学说总是对原有的旧学说继承的要比发展的更多一些。陆贾和贾谊对先秦儒家思想的理解是建立在对汉初现实情况和对先秦历史经验的总结基础之上的。他们的思想代表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特征．也代表了一种区别于先秦儒学的新趋向。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论东汉道德教育的途径

东汉通过多种途径进行道德教育，主要有广设学校，以德养才，奖励名节选才以德，设官任职，务行教化等，把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与伦理道德的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把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从而广泛推行社会教化，培养了东汉良好的职业道德，促进了东汉道德风尚的形成。     

陆贾与汉代经学

鉴于秦二世灭亡的教训,西汉初年的陆贾提出了以儒家孔、孟"仁"、"礼"思想为主体构建"治道"思想的新儒家理论学说.在此学说中,陆贾强调原圣王之意,以"五经"为治国之经典,以"仁"、"礼"为治国之则.并率先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本体论观点、大一统君道与"圣"、"君"合一思想、"经以致用"的厚今薄古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总结出德刑相兼、先德后刑的思想学说.陆贾的新儒家理论,对汉代中叶经学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汉代哲学的天人同构论及其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基本命题.在汉代,这一命题被下降为身体与世界的同构关系.首先,按照汉代的元气自然论,人体与自然均被视为“气“的凝结物,所以双方是同质的;其次,自然像人一样有自我完成的身体,所以双方是同体的;再次,身体性的自然是生命、情感、意志化的自然,所以双方是相动相感的.据此,汉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起于人对自然的身体想象,终于天与人的互感和互动.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人化“,在此表现为自然的身体化;“人的自然化“则表现为人以身体为范式建构对象世界.     

西汉石刻隶书字体风格论析

西汉石刻隶书处于篆隶嬗变之中,虽然数量少,但有独特的风格。它们的点画姿态逐渐丰富,易圆转线条为方折直线,增加了粗细提按变化,波掠笔法时有所见;字形受材质、刊刻工具等影响,呈现出方平拙朴的自然风貌;结字以方扁取势,重心下移;笔画增减自由,形体尚不定型;章法上或浑然一体,或行列分明,字与字之间一贯而下,保证了纵向行气的贯通。     

论何休《春秋》王鲁说

《孟子》认为孔子作《春秋》欲当王之法,于是便产生《春秋》新王说。《春秋》以鲁为主,继而又产生《春秋》王鲁说。《春秋》新王说重在说明孔子作《春秋》的目的,而《春秋》王鲁说则突出了孔子作《春秋》的具体手段。董仲舒对《春秋》王鲁的观点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认为《春秋》是周之后的一新正统,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何休在《公羊解诂》中对《春秋》王鲁义理作了具体的阐释:褒贬诸侯,赞颂王化;褒内贬外,尊鲁拥王;王者当自正,恩信天下等。何休阐释《春秋》王鲁义理时有的是直承经传本意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则曲解了经传本意而随意发挥。     

西汉屯田西域的战略考量分析

西汉开创了屯垦戍边的千古之策,这种亦兵亦农、兵农结合的屯垦戍边形式,不但成为西汉政府应对边疆游牧民族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形式,也是其经略西域,奠基大国威仪的战略选择。西汉首开西域屯田之功．大开移民戍边之风,为国家西北边疆安全和地区稳定及以后历代中央王朝进行西域屯垦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其战略价值不可低估。     

从“论心”到“显己”——由《春秋繁露》看汉儒对身体政治性之发现

先秦儒家之身体观体现为由个体修养向道德政治的进展,汉儒则须以现实存在的专制政体作为思考身体的前提。以《春秋繁露》为例,董仲舒从三个方面构建其身体观:与天命相关的圣王身体观、以气化和谐为宗旨的中和养生观以及以度爵而制服为原则的服制观,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汉儒在专制政体下对身体政治性维度之发现,并由此构成儒家思想中一种相当重要的传统,即关于身体的政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