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基础研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分析我国高等院校基础研究中存在的科研经费投入少、人才队伍结构和层次不合理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一是提高政府、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合理配置R&D活动中三类研究经费的比例;调整各研发主体经费配置结构,建立以高等院校为主的基础研究模式.二是制定各种激励政策,培养、稳定、引进各类优秀人才;大力加强领军人物培养和团队建设.     

对我国基础研究投入问题的研究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一直处于5%左右,但基础研究经费总量排在世界前列;中国政府在本国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中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基础研究总投入的80%以上.但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主体单一,投入来源结构不合理,企业和高校投入少.结合对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测算,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其R&D的比例应达到25%以上,应把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纳入国家各项创新评价体系,实行特别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把大学自筹基础研究投入作为创新型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格局——基于熵测度法的研究

基础研究对一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研究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及投入格局的发展态势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基础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在调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相关政策和数据的基础上,尝试运用熵测度法分析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格局,同时给出了基础研究投入的七种模式.文章重点将申农指数与基础研究(BR)投入强度和研究与开发(R＆D)投入强度进行对比,分析三者之间的联系,具有很强的理论及政策指导作用.     

北京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及发展情况分析

利用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资料,分别从北京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的份额、10年数据对比、人均经费投入强度、执行部门和产业分布等五个维度,分析了北京地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现状及问题,并针对北京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偏低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持续稳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并优化投入结构、引导有条件的企业从事应用基础研究、提升科研院所和高校研发活动中基础研究的比重、适当加大地方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等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比研究与我国当前科技投入强度大致相当的历史时期,美国、日本、韩国的基础研究发展状况,深入分析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总量规模、增长率、强度和份额等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总额、引导有实力的大型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和发展研究型大学、大力支持基础研究的协同合作等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政策建议

在介绍发达国家及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概况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存在的问题,提出国家担任基础研究的投入主体、优先保障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做好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衔接工作等相关政策建议.     

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产出-政策分析及其启示

基础研究是所有科学技术的理论和知识源头,是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基础,在国家发展、技术进步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以美、英、德、法、日五大科技强国为分析对象,以"投入-产出-政策"为分析框架,从科研投入强度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长时序趋势分析,到科研论文产出、科技领域国际权威奖项和诺贝尔科学奖等基础研究重大原创性成果产出情况,再到科技强国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政策与创新政策等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看出,科技强国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其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长期超过10%。高额的长期稳定基础研究投入,为基础研究重大产出奠定了基石。最后,文章针对我国加强基础研究、建设科技强国提出启示建议。     

国内外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分析及对广东的启示

阐明加强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必要性。通过对国内外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状况的梳理与数据分析,归纳影响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的主要原因为经济利益驱动、自身需求、政策激励和社会形象维护等。最后在纵、横向比较的基础上,通过对广东企业基础研究调查情况深入分析,提出引导、鼓励广东企业重视开展基础研究的几点建议,包括搭建多元化的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增设适用企业的基础研究项目、推进企业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加强企业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等。     

基础研究的应用导向与投入渠道多元化研究

随着基础研究对下游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深化,现实应用已成为基础研究的重要导向;在这一背景下,运用熵测度法,采用Shannon指数和Gini-Simpson指数,测度分析了基础研究投入渠道的演进过程;研究表明,美国基础研究投入渠道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中国基础研究的投入渠道还很单一,为解决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问题,需要实现投入渠道的多元化。     

基础研究投入:政策缺陷与认识误区

基于国际比较,本文发现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仍存在经费相对不足、结构有待优化的问题。究其因,现有政策和主观认识或可解释。分析表明,现有政策具有突出实用导向、弱化科学导向,突出研发投入强度、弱化基础研究投入,突出高校成果转化、弱化基础研究要求等缺陷。从认识上看,"基础研究无用论"、基础研究投入"不划算"、基础研究投入不高合理等深层次误区存在已久。建议进一步探讨和统一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合理确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目标、中央财政新增研发经费投入应主要向基础研究倾斜、以及进一步明确高校的研发职能定位。     

我国政府R&D经费投入的分析与判定——基于国家科技计划 以财政科技拨款为研究视角

 摘要：我国长期以来只有R&D支出数据,而缺少R&D预算数据,这是我国科技统计工作不尽完善的一种体现。2007年政府财政收支分类体系改革后,专门设立了“科学技术”大类,其中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应用三个款级科目似乎分别代表了政府三类R&D投入,这个判断是否正确？这套数据是否与我国R&D投入的历史数据,以及科技统计得到的R&D支出数据相吻合,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重要问题。     

产融结合对企业不同类型研发投资影响研究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业深度融合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有何影响？本文使用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8年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探究了产融结合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发现:（1）产融结合对不同研发投资存在非线性效应,对研究阶段投资表现出显著抑制效应,而对试验开发阶段投资呈现出“N型”影响特征;（2）产融结合对不同类型研发投资具有异质影响。随着分位点提高,其对研究阶段抑制效果更明显,对试验开发促进效果不断加强,但存在最优界限;（3）随着产融结合程度加深,其对国有企业研究阶段投资具有明显挤出效应,而对开发阶段促进效果显著;相反,能够提高非国有企业研究阶段投资水平,而不利于其试验开发阶段投资。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通过产融结合进行外源融资时,应充分考虑不同研发类型,选择与自身创新能力相适应的产融结合水平,为达到提升研发投资目标提供决策依据。     

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双元性创新注意力的中介作用

研发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企业绩效不仅受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还受研发投入波动的影响。基于企业的注意力基础观,运用2007-2013年中国202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结合事件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分析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研发投入跳跃越大,则企业绩效越高;决策者双元性创新注意力在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公共研发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杠杆作用的研究

在我国,由政府支持的公共研发部门(主要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和企业构成了社会研发系统。在此系统内,企业的研发投资决策变化,会影响公共研发投资杠杆作用的效果。本文运用FGLS方法,利用2009-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从社会研发系统的视角,探讨了当系统内企业受政府RD资助强度变化时,公共研发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杠杆作用的变化。研究发现公共研发投资的杠杆作用存在区域差距,在政府对企业RD资助强度大的地区,政府支持高等院校研发会促进本地区企业研发投入,且促进效应会因其对企业RD资助强度大而加剧,但支持科研院所研发会挤出本地区企业研发投入;而在资助强度小的地区,影响则完全相反。因此各级政府在进行公共研发投资时应注意科技投入的精准化,合理搭配政策工具。     

企业边界扩张与研发投入

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运营制度环境质量的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角度研究企业边界扩张与研发投资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企业边界扩张对研发投资倾向和力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情境下企业边界扩张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控股比例、政治关联、政策不确定性和游说都显著强化了企业边界扩张对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而法治水平则未能有效缓解企业边界扩张对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此外,我们运用广义倾向匹配法和剂量响应模型刻画了企业边界扩张与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曲线,结果表明企业边界扩张对研发投资具有较为稳健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我们对组织方式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时也增进我们对企业研发投资的理解。     

基于增长视角的政府R&D投资选择——基础研究或是应用研究

本文基于Romer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型,引入政府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投资,通过求解一般均衡与数值模拟发现,政府投资基础研究比投资应用研究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在此基础上,采用1991-2015年中国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政府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投资与经济增长的VAR模型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研究发现：（1）政府投资应用研究虽在短期内可实现显著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政府投资基础研究会获得更高水平的增长。（2）政府投资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5个滞后期达到最大,政府投资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第8个滞后期达到最大,即充分发挥政府基础研究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3）政府基础研究投资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带动政府应用研究投资从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即政府基础研究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本文研究结论为科学制定政府R&D政策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依据。     

深圳科技计划对高校科研项目资助现状分析与思考

 深圳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位居全国前列，在科技研发方面投入巨大，有效地提升了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校科研能力和水平。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做出重要部署，高等院校基础研究是实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推进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单一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的科技计划实施体系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加强基础研究战略部署以及高校尖端人才引进和发展的需求，所以深圳亟需优化科技计划支持体系，科学布局基础前沿科学研究领域，进一步促进高校科学研究的发展，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强大支撑。南方科技大学（简称南科大）作为一所深圳市创建的一所高起点、高定位的公办创新型大学，它肩负着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挥先导和示范作用的使命，并致力于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本文作者将以它为样本作为深圳市高校典型展开分析。通过研究高校申请深圳科技计划，分析高校项目获批情况，为深圳强化基础研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出几点建议：1）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对基础学科给予更多倾斜。2）孔雀团队引进增加应用基础和产业化分类。3）强化对市重点实验室的定期评估考核和调整。持续增强高等院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加快建设更加科学、合理的科技计划，支持深圳市高等院校实现跨越式发展。     

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投资者情绪与企业研发投资

本文在投资者非理性、管理者理性框架下探讨投资者情绪能否通过理性迎合渠道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影响,以及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能否对这种迎合效应起到抑制作用,并进一步比较不同规模、盈利能力和管理层持股企业间迎合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投资者情绪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支持了迎合假说;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能够抑制企业研发投资对投资者情绪的迎合程度;而以上效应只存在于小规模、低盈利能力以及管理层高持股的企业,说明企业规模、盈利能力和管理层持股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情绪和维护资本市场形象动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研究结论对于上市公司、投资者、证券分析师以及市场监管部门都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     

基于产出能力的农业科研基础条件投资效果研究

科研基础条件是指为了支持和促进科研活动开展而配置的科学实验条件与基础设施,是所有科技创新活动的"硬件"物质基础,加强基础条件投资对于提高科研机构的产出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995—2009年间农业部系统内科研机构的基础条件投资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增加科研基础条件投资对于提高科研机构的产出能力具有显著作用,其中对部属科研机构的产出能力影响最为明显,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科研机构的基础条件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