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谈出版工作的信

人路同志:11/10信收到。读者信我另复不误,意见是对的。拙著“现在刚送工厂付排”,实在是憾事。稿子躺在书橱中睡觉,等于活鱼在阳光下晒干——煎得难受,我去年五月(?)赶了一星期,当初又何必赶?出版社恶习未除,催人时急如星火,稿子一到则石沉大海。我这里如此,你们亦复如此,可悲可悲。大约我死了以后当作“遗著”出版还差不多,阁     

陈原先生关于评价张元济的信（一九八八年八月九日）

一、关于信件的说明 下面是陈原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内容是如何评价张元济。我给陈原的信写于1988年8月4日,与信一起奉寄拙作《志在报国,德泽千秋——论张元济的思想和事业》一文油印稿。他回信作于同年8月9日,为接信不久就写。我与陈原并不相识,以后也从未谋面,所以是素不相识两人间关于张元济的一次通信。张元济一生与商务印书馆的命运息息相关。     

陈原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主要贡献

陈原对新中国出版事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通过对张元济的再发现和再评价,提出报国之心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的出版理念;保护《现代汉语词典》,参与国家工具书出版规划;主持规划《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助力新启蒙运动;参与创办《读书》杂志,开辟浩劫之后“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文化园地;订立出版岗位职责,树立新中国出版管理新思想、新作风;与时俱进,重视科技革新,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内出版业积极引介信息化.     

陈原致王新善的信（1983年3月2日）

新善同志:编辑部的事不及长谈,你们已在抓长远计划,将来总会有一天方针任务重新确定一下,就可以落实了。我以为现在最关键的是抓住总编室(调度和秩序)和出版部(在一定条件下,编辑工作易上轨道,但出版[生产]则是关系到整个社命运的)。我听不知什么人说,出版部改为出版处(不是出版部的人说的,也许不确),我以为不改为好,一则习惯,二则部、处有所不同(正如中央机关司、局有所不同一样)。总编室还得加强,对外(主要对作者)要加强,那种拖拉作风———不是总编室,而是各编辑室发生的,如来稿不处理,等几个月不给作者答复的那种作风,应当在总编室督促…     

陈原：“我们的精神是垮不了的”

李：陈老,您已经80高龄了,最近刚在协和做手术,出院不久,就千里迢迢来到向阳湖寻访咸宁干校旧址,令人感动! 陈：我在北京一向拒绝记者上门,今天旧地重游,可以说是“自投罗网”．看样子不得不破例接受你这咸宁人的采访!     

一部好读可信的出版史——宋木文新著读后感

2007年6月1日,宋木文同志的新著<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发行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出版界的领导、专家、学者数十人出席了会议,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来书面贺信,与会者踊跃发言,都高度评价了这本书.宋木文同志是我国出版界老前辈,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出版界,到90年代成为中国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既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许多重要政策的制定者、参与者或执行者,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也表现出了巨大的改革勇气、智慧和责任.作为一个晚辈,我不敢全面评价这部著作,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人员,看完这本书后很受感动、很受启发,很受鼓舞.我把读后的感受写出来,与大家交流.     

复刊《东方杂志》:陈原的未圆之梦

《东方杂志》创办于1904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最具影响力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它紧跟时代脉搏,忠实地记录中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轨迹,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刊物.出版家陈原主持商务印书馆后,一直设想恢复《东方杂志》,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愿望没能实现.但他提出的复刊思路——恢复张元济的办刊传统,即蔡元培兼收并蓄办"北大"的传统,在杂志中贯彻"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都体现了他对创办综合性杂志的独特思考.     

由处理稿件积压想到陈原的信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人民出版社总编室工作,那时的出版社不多,社会科学门类的书稿,除文学艺术外,大都是送交人民出版社。社领导制定了缜密的审读程序,各编辑室认真贯彻三审制,三道关口都很仔细,特别是编辑初审,审读意见少者写三五页,多者写十来页,甚至二三十页,记得当时编辑张梁木、张夜虹就以写长篇审读意见,传为美谈。但那     

新时期出版改革的历史画卷——《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读后感言

出版业的兴衰，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见证着思想、文化、经济的嬗变。国运盛，则出版兴，这是一个屡被验证的真理。如今走进各地气势恢弘的书城，二十多万种琳部满目的图书和多媒体出版物令人目不暇接。回想三十多年前是什么情景？爱书人大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慨。1970年时，全国出书品种只有4889种，期刊只剩下21种。如此状况，想找本书太难了。     

近代商务印书馆辞书出版的启示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近代出版的重镇,一向以辞书出版闻名.近代商务印书馆辞书出版对我国当代辞书出版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仗群才的团队精神、严谨的质量意识和灵活的经营策略.这种辞书出版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需要每一位辞书出版工作者坚守.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哲学类图书的翻译出版

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积极引介出版西方哲学著作。本文从出版经营的角度,通过综合《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和《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的哲学类译著书目信息,分析和总结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类著作的特点和成功之处,希望能为今天的出版业以参考。     

晚年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精神传承与创新

王云五晚年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之后,在出版理念、出版经营及"创造性出版物"等方面,全面复制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的经验,并大力创新图书宣传、销售政策、出版形态、学术出版等方面,实现了对商务精神的光大和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     

商务印书馆最初五年创业的历史考察北大核心SSCI

从商务印书馆的筹办、资本数额、早期企业形态、业务结构的形成、夏瑞芳与张元济的结合、商务的创业精神以及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等方面,对其最初五年的创业历程,做了初步的和必要的探讨,指出这五年的发展历程为商务印书馆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出版和风险的共同体：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系期刊联动制研究

不同于当前对期刊集群化发展之路的外部整合思路,期刊联动制作为一种从期刊集群内部来提升期刊自身办刊水平的手段,为集群化办刊机制研究和实践创新提供了思路。而晚清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系期刊则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期刊联动制的产生,源自同一主管人旗下的期刊间拥有共同的编辑场所、灵活的人员、共享的内容、畅通的信息等要素。而期刊联动制具体内容,则包括期刊间的相互派生、相互约稿、相互借鉴、相互推介等方面。商务系期刊联动制的负面效应为容易形成“信息回音室”、文化形象捆绑、商业风险共担。这便提醒办刊者需优化编辑场域沟通环境、创新期刊跨媒介联动机制、注意避免期刊联动负面效应的产生。     

编辑家陈原给曾彦修的信（1982年6月1日）

今日看到《艾思奇文集》第一卷，很高兴。毕竟我们能用最好的方法来纪念当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以为，我们出版工作者如果能够花点功夫，整理六十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又真正做学问的人士的作品，出版他们的集子，将对文化的积累和对后代的成长会有很大意义的。当然，在这同时，假如我们能花加倍的力气去为年青的作家（翻译家）做点工作，给以出版机会（既要有严谨的治学要求，又要有适当的出版机会），那么，我们的成绩将会更显著些。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儿童读物的出版与阅读

选取了商务印书馆这个出版实体,介绍了民国时期儿童读物的出版情况,进而分析了民国时期儿童阅读的具体状况.     

从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看出版企业的历史使命 ——以商务印书馆承担的基金项目为视角

国家出版基金创立14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先驱商务印书馆承担了很多项目,涵盖社科人文和艺术类图书.文章以商务印书馆承担的大型社科类丛书及工具书项目的出版为例,探究商务百年发展历程中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结合国家出版基金的确立,看新时期国家出版基金赋予出版企业的历史责任.     

泛在学习驱动下泛出版概念形成及对业界的启示

网络时代,人们的学习方式向泛在学习方式转化,由此对出版界提出了相应要求。本文基于受众拉动出版这一出版运作前提,将学习引入出版发行的逆向信息传播链条分析之中,依受众(audience)或用户(user)泛在学习需求这一新视角构筑并解析泛出版概念。研究发现,泛出版概念将有助于完善出版内容制作与服务设计、数字技术出版与全媒体出版的理论与实践。     

商务印书馆草创时期的鲍咸昌

鲍咸昌(1864～1929),字仲言,是浙江鄞县人。他的父亲鲍哲才(字华甫)早年在宁波崇信书院攻读,毕业后到上海担任沪南清心堂牧师,并参与开办清心小学,尔后再扩充设清心中学。沪南清心堂属基督教机构,其与清心中学都由美国北美长老会所办,由传教士范约翰(J.M.W.Farnham)负责。哲才先生有三子三女,均在清心读过书。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文学出版的特色

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出版界的“执牛耳者”,凭借专业的编译队伍和坚定的文化信念,出版了大量优秀的中外文学作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近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以域外翻译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小说为核心内容,充分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并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出版特色,不仅为当时的文学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对现代文学出版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