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祭蓝釉描金粉彩御制诗方瓶考

中国国家博物馆于1989年征集的清乾隆祭蓝釉描金粉彩御制诗方瓶,成型工艺复杂,体现了当时御窑高超的制瓷工艺;其装饰展现出"洛可可"风格,代表了乾隆朝瓷器生产的时代美学风标;瓶上的粉彩花卉融合了中西两种绘画方法,具有典型的乾隆时期宫廷花鸟画画风;所题乾隆御制诗《榴花》和《题恽寿平画:山茶》,收入乾隆二年(1731年)《乐善堂全集》。据清宫档案记载推测,方瓶烧成时间大约在乾隆二十二年至五十年(1757-1785)左右,为宫中陈设器,当初应为成对生产。督陶官制度对御窑瓷器的烧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以唐英为代表的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忠于皇权使命的督陶官的监造,保证了包括御制诗类题材在内的御窑瓷器的优良品质。     

文渊阁碑碑阴御制诗

文渊阁碑在文渊阁东侧,其正面为"文渊阁记",碑阴是与文渊阁《四库全书》缮毕入藏有关的御制诗。正文注文俱镌刻上石,至今清晰如新。其诗题为"经筵毕文渊阁赐宴以四库全书第一部告成庋阁内用幸翰林院例得近体四律首章即叠去岁诗韵"。诗共四首,间有小字注,注释内容为《四库全书》编纂事。该诗及注释又收入乾隆《御制诗》。原在圓明园内的文源阁碑,今矗立在北京西城区文津街七号国家图书馆分馆院内,其正面是"文源阁记",背面无文字。     

“国博典藏《乾隆南巡图》长卷数字展示”对外开放

<正>2014年12月28日",国博典藏《乾隆南巡图》长卷数字展示"正式对外开放。我馆吕章申馆长、原副馆长周志强先后讲话。陈履生副馆长主持。《乾隆南巡图》全套共12卷,总长154.17米,描绘了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的情景。此次南巡,历时112天,全程5800余里,乾隆共题诗520余首,并从中选出12首,"以御制诗意为图",令宫廷画师徐扬依照前后次序分卷描绘。     

上海版刻图书述略(宋元至清代前期)

上海地区最早的木刻本是南宋绍熙四年(1193)所刻华亭知县杨潜修、朱端常、林至、胡林卿纂的《云间志》3卷,但宋刊原本未见,今所见者均为抄本与清刊本。稍后就是庆元六年(1200)华亭县学徐民瞻所刻的《晋二俊文集》(即《陆士龙文集》10卷,《陆士衡文集》10卷。此书为清宫天禄琳琅所藏,但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仅收入《陆士龙文集》,《陆士衡文集》未收入。直至嘉庆十二年     

稿本《春在堂诗编》残卷述略

上海图书馆藏俞樾《春在堂诗稿》五卷系其著作《春在堂诗编》前五卷上版付刻之底本,稿本中有二十一题25首诗为俞樾诗歌创作中从未刊布者。这些诗篇与刻本《诗编》、《佚诗》等所保存的作品结合起来看,能更加充分地反映俞樾的人生经历与交游情实,同时也为俞樾年谱的编定提供了一些新资料。     

陈垣对研究《四库全书》的贡献

我国自唐朝以后,历代都修纂大型图书。宋朝有四大部书:《太平御览》1000卷,《册府元龟》1000卷,《文苑英华》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明朝编《永乐大典》22000卷;清初编《渊鉴类函》450卷,《佩文韵府》400卷,《全唐诗》900卷,《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时,开始编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全书著录书籍3503种,79,337卷,36,304册（此为文津阁本。各阁著录数不尽相同）。是古代最大的官修书、最大的丛书,也是古代官修的唯一的一部丛书。 这部书开始酝酿编书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基本完成,共用十几年时间。但在编纂进行时和基本完成以后,随时发现违碍、错漏等问题,还在不断复校、补校、再校、撤换,有时部分校勘,有时全书复查。而且在编纂过程中,不断有敕撰、御制、钦定的书,陆续补入全书,故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八旬万寿盛典》编成（乾隆五十四年始编）收入全书,这才算是最后完成。但在这之后,乾隆的御制诗五集,文三集,及改纂的《八旗通志》,都是嘉庆年间陆续入《四库》的。原来全书每册首页用阁名大印,如“文渊阁宝”等,末页用“乾隆御览之宝”,但这几部后补的书,都已改用“嘉庆尊亲之宝”,因这已是嘉庆帝继位以后的事情了。 今仅     

国家图书馆藏《兰亭八柱帖》之考析

国家图书馆藏有石柱整幅拓本和经折装初拓本及墨迹上石前双钩搨本三种不同摹刻形式的《兰亭八柱帖》。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弘历将内府所藏唐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摹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唐柳公权书《兰亭诗》并后序,明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戏鸿堂刻柳公权《兰亭诗》原本六帧,加之命于敏中补戏鸿堂刻柳公权书《兰亭诗》阙笔本及乾隆御临董其昌仿柳公权《兰亭诗》本八种,刻于八根石柱上,即《兰亭八柱帖》。柱石原在圆明园,现存中山公园。经对馆藏《兰亭八柱帖》三个版本比较,发现一些差异。     

《乾隆大藏经》入藏常州市档案馆

今年9月,热心市民季汉翠女士向常州市档案馆捐赠了全套新版《乾隆大藏经》,共168册。《乾隆大藏经》原版为清代官刻汉文大藏经,亦称《清藏》、《龙藏》。它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成为中国历代最权威的皇家宫廷版藏经,现为我国官刻藏经的最后一部,也是我国现存唯一一部大藏经版,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总计7168卷,是研究佛学、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科学和翻译工作的重要文献资料。新版《乾隆大藏经》采用两栏     

世界艺术殿堂中的奇葩——汉满合璧三十二体《御制盛京赋》

汉满合璧三十二体《御制盛京赋》三十二卷,清高宗弘历撰,傅恒等编校,清乾隆内府抄本。《盛京赋》是乾隆八年(1743)高宗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时创作的著名文学作品。从它诞生之日起至今二百多年间,先后被     

文渊阁书槅上的御制诗

故宫博物院东侧文华殿后,即文渊阁所在,这里原庋藏第一部缮毕的《四库全书这》。虽然阁中书籍已于五十多年前运到台湾,但此地仍有与《四库全书》密切相关的遗迹值得踏访。文渊阁内共三层,第三层中间设方形书槅,槅壁镌有乾隆帝题咏诗,南北向各一首。北向御制诗为: 立政惟人义岂磨,股肱喜起勒几歌。古今制异难沿袭,襄赞职同在协和。经史历编无不备,缥缃独弆有堪多。双松书屋东皋隐,弗出对敭又以何。题职官分纪乙未仲春月上澣御制     

《乾隆大藏经》入藏常州市档案馆

201 1年9月,热心市民季汉翠女士向常州市档案馆捐赠了全套新版《乾隆大藏经》,共168册。《乾隆大藏经》原版为清代官刻汉文大藏经,亦称《清藏》、《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中国历代最权威的皇家宫廷版藏经,     

文溯阁《四库全书》迁往甘肃始末

《四库全书》创修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完成了全书的编纂与抄写,历时15年。《四库全书》成书后,遵循乾隆旨意,共抄写了7部,并模仿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式样,建阁庋藏。     

昔时陶陶室 今日在国图

"陶陶室"是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藏书的室名之一,以同时藏有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和宋淳祐元年(1241)汤汉刻《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补注》一卷(以下简称两陶集)而得名。陶渊明以高尚的品格与醇厚的诗风,为历来文人雅士所推重,宋刻两陶集亦因之而为历来藏书家所青睐。二百年来,宋刻两陶集辗转递藏,演绎出许多感人而有趣的故事,最后归藏于国家图书馆,故谓"昔时陶陶室,今日在国图"。     

也谈翁方纲与宋椠《施顾注东坡先生诗》

关于翁方纲与宋椠《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已有学者撰写长篇专文论述:潘美月《谈宋刻施顾东坡诗注》(《故宫文物月刊》 1985年2卷10期)、拓晓堂《翁方纲藏:宋刻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嘉德通讯》 2004年第4期);另有数篇文章提及:刘尚荣《宋刊<施顾注苏诗>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页87-102)、唱春莲《施顾注苏诗(善本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9月23日第7版)、赵前《谈谈陈澄中先生旧藏宋刻本<注东坡先生诗>》(《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一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页173-179)、刘佳、樊庆彦《翁方纲与宋椠<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光明日报》2012年2月13日第15版)等.本文补苴罅漏,请教于各位方家.     

关于汉满合璧三十二体《御制盛京赋》清内府精写本的探究

辽宁省图书馆收藏一部汉满合璧三十二体《御制盛京赋》,原为清乾隆十三年(1748)内府精写本,一向被误定为"清抄本",本文予以探讨、更正。同年武英殿刻本汉满合璧三十二体《御制盛京赋》因其高超的书法艺术闻名于世,但经比较,精写本的书法更细致优美,属于版本极品,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张雨自书诗册〉题跋》递藏考释——兼论元明之际吴中士人的交往

吉林省博物院藏《〈张雨自书诗册〉题跋》是书法史上的一件重要作品。这件作品汇集了元明清众多题跋,这些题跋反映了《张雨自书诗册》从元代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到清代乾隆己未(1739年)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跨度中,经历了由文人书斋到皇室庋藏的过程。这件作品的题跋者具体分为两大群体,一是以杨维桢、袁华、陈彦廉等为代表的元明之际吴中士人群体,二是以陈从道、袁泰、项元汴等为代表的明清鉴藏家群体。本文以题跋文本为中心,梳理、考释《张雨自书诗册》在元明清文人交游雅集网络中的流转递藏状况,并借以讨论元明之际吴中士人以书画藏品为媒介,借助诗文唱和、雅集宴饮、鉴古题识等形式在交游网络中传递共同的处世心态和文化追求。     

《蘋洲渔笛谱》考略

《蘋洲渔笛谱》是南宋词人周密的传世词集,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清代江昱考证本《蘋洲渔笛谱》,前人向以抄本著录.经考证,该本应是江昱考证本的稿本,即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江恂所刻《蘋洲渔笛谱考证》的底本.     

乾隆御制咏侧理纸诗及相关问题

本文结合故宫博物院藏侧理纸文物和相关文献记载,通过对乾隆御制侧理纸诗的分析和解读,梳理了乾隆皇帝发现侧理纸的史实,考察了其对侧理纸不断深化的认知过程,探讨了其不断题咏并仿制侧理纸的原因。乾隆皇帝认为,内府所藏与他南巡所获的侧理纸均为《拾遗记》中所记载的古纸,侧理纸淳朴而坚韧,比"澄心堂纸"和"金粟山藏经纸"更为古老和稀少,故使用起来十分珍惜。他自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五十三年(1788年)间不断题咏侧理纸,并命人进行了成功的仿制。乾隆皇帝自小接受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即位后遍临历代名家法帖,尤其钟爱王羲之。在他所临习的古代各家法帖中,王羲之所占的比重最大,远超其他任何法帖。他喜爱和推崇侧理纸的原因即在于他对以王羲之为书法正统的追求和"以古为徒"的崇古思想,并委婉地表达出对"社稷之臣"的渴求。     

原本《玉篇》引《诗》考论

原本《玉篇》引《诗》非常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本文通过例证指出,在版本方面,这些引《诗》可以考证汉至唐前的《诗经》著述体制。在校勘方面,因原本《玉篇》为目前较早引用《诗经》的文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在辑佚方面,可以作清代三家《诗》辑佚的重要补充。在提供异文方面,可以为重新考察清代辑佚三家《诗》的方法提供新的思考。同时指出,原本《玉篇》所引《诗》之经、传、笺文字与今传《毛诗》不同,除了有钞胥手误外,也存在顾野王为《玉篇》体例而故意改易传、笺文字的情况。     

《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抄写及刊印

通过查检清宫档案,发现《四库全书考证》于乾隆四十一年酝酿,四十三年正式编纂,四十七年正月完竣,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进呈,后直至乾隆五十四年一直在馆校对,嘉庆初年始交付武英殿摆印。此外,现存文渊阁本《考证》的修改内容与庋藏时间不一致乃是因为七阁《考证》均由馆臣带回武英殿重新缮写,较最初的庋藏本,吸收了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四年的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