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百年前,袁世凯复辟帝制,建立中华帝国,自名洪宪皇帝,遭到全国各种政治势力的一致反对,仅当了83天皇帝,不久就一命呜呼了.在反专制、反复辟的历史潮流中,张謇扮演了什么样的政治角色?曾有人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帮凶,笔者觉得这种认识太偏颇了,仅表面看到张謇一度支持袁世凯,并在民国北京政府中担任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如果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张謇加以历史的具体分析,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张謇对袁世凯有一个由支持到反对的再认识过程.     

孙宝琦与汉冶萍公司

孙宝琦是一个在汉冶萍公司发展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和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晚清时期,因具有相似的家庭环境和早期的人生经历,孙宝琦同盛宣怀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并十分关注汉冶萍的发展。辛亥革命后,汉冶萍的发展形势急剧恶化,面临中央政府的"国有"、地方官绅的"省有"及日本的合办等多重挑战。为维护汉冶萍的既得利益并使其能继续发展,孙宝琦以汉冶萍和轮船招商局为抓手,尽力调和盛宣怀与袁世凯之间尖锐的利益冲突。为此,孙宝琦还参与推动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所谓的"国有",获得袁政府的支持,消弭了地方官绅的攘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汉冶萍公司成为中日交涉的重大议题之一。在袁政府的部署下,孙宝琦卸任外交部长,专事折冲日本提出的中日合办问题,为接管汉冶萍作准备。1915年底,为谋取政府的资金支持,孙宝琦为汉冶萍公司牵线1200万元的通惠借款,最终因日本干预而流产。在担任公司近十年的董事长期间,孙宝琦虽政务缠身,无法深度参与汉冶萍公司的经营与管理,但在很多关键时期利用其特殊身份为稳定汉冶萍大局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地方官绅与汉冶萍公司1500万日元借款风潮

在民国初年的实业借款背景之下,汉冶萍公司与日本签订了1500万日元大借款,鄂省官绅为维护地方利权,与有利益关联的其他省份共同掀起了反对风潮,并积极筹划挽救之策与善后办法。汉冶萍公司则坚决抵制地方官绅的反对行为,坚持公司为商办性质,借款当商借商还,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力促借款案生效。地方官绅的反对借款实质上体现了民初时局中地方势力对实业利权的争夺与维护。而在此次风潮中,报刊舆论充当了扩大事件影响的催化剂。     

张謇与辛亥鼎革之际的政局变迁

辛亥鼎革之际,立宪派著名领袖张謇活跃于政坛之上,在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政局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謇利用他的特殊身份,游刃有余地周旋于革命派、清廷和袁世凯之间,说服南北停战议和;指出非共和难以免生灵之涂炭,无以保满汉之和平,促使袁世凯、清廷接受共和理念;草拟清帝退位诏书,与革命派商议提出优待皇室、优待蒙回藏各办法,解除了清帝退位的后顾之忧,为最终实现辛亥和局做出了重要贡献。辛亥鼎革之后,张謇亦积极出谋划策,提出诸多建议,助力袁世凯接手政权,保证了政局和平过渡,避免了社会动荡和列强干涉,维护了国家统一。     

近代外国人笔下的张謇

<正>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1894年,考中状元,当上翰林院修撰。1909年,任江苏谘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1913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袁世凯称帝后,张謇辞官回乡,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等一批企业,倡导实业救国,新办新式学校,称实业、教育为“富强之大本”。同时,他还兴办了大量慈善及公益文化事业。张謇通过与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接触,由“睁眼看世界”走向“放眼学世界”。他的国外朋友圈包括外国使节、商人、传教士、教育家、     

汉冶萍公司的档案及开发利用的探讨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创建炼铁厂,继而在大冶开办铁矿。盛宣怀接办之后,在萍乡设立煤矿总局。后又将三者合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这个被称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的公司,从初创到结束,历时半个多世     

张謇与朱铭盘交游考述

张謇是近代赫赫有名的实业家,由他所创办的近代民族企业大生纱厂,至今仍为人所称道,因此目前学术界对张謇在商业上的成就研究颇多。而张謇不仅是实业家,同时也是桐城派的一员,在文学上颇有建树,师从桐城派大家张裕钊。朱铭盘与张謇既为同僚亦为同门,曾一起在吴长庆军幕中度过了七年岁月,对张謇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旨在研究张謇与朱铭盘的交游及其影响。     

张謇与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

南通医学院的前身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于1912年3月由清末状元张謇及其兄张鮞创办,是我国最早创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张謇一贯重视教育,他在自订年谱中说:“自见乙未马关订约,不胜愤耻,即注意实业、教育二事”。他还说:“父实业,母教育”。他本着“实业救国,教育为本”的宗旨,于19世纪90年代在南通办起一批工厂的同时,还兴办了师范、农业等学校。张謇认为:医之发达与否,有关民族之强弱,人生所需不可无医。他派学生熊省之去日本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熊省之获学士学位回国后,即协助张謇、张鮞办起南通医学专门学校,设西医科,学制预科1年…     

蔡智堪的“潜伏”档案

蔡智堪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反对封建制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激起他民族仇恨,坚决反对日入侵中国,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在上个世纪的几十年里,他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拥护蔡锷将军入滇;秘密获取《田中奏折》,揭露公布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调     

状元与总统——张謇与孙中山之点滴交往

张謇与孙中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两位杰出人物。前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巨擘,后者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二者都关注中华民族的命运,都坚持结合中国实际     

祭智堪的“潜伏”档案

蔡智堪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反对封建制度.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激起他民族仇恨,坚决反对日入侵中国,一生具有传奇色彩.在上个世纪的几十年里,他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拥护蔡锷将军入滇;秘密获取《田中奏折》,揭露公布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调查万宝山事件和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为东北地方政府提供情报,损失家财,不怕牺牲,不愧为是一位爱国奇才.     

清末“状元”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张謇是清朝末期的状元,并走上了办厂兴学的道路,他从"教育兴国"的思路出发,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实业及教育实业。在近代中国,尚无一人创办过如此数量众多、门类齐全的职业学校,张謇堪称中国职业教育的开拓者。     

张謇与清末江苏谘议局探索宪政改革的斗争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张謇为代表的清末江苏立宪派在宪政改革运动中积极筹备江苏谘议局,启动地方议员选举,组织筹划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反对专制、促进民众觉醒、宣传爱国和民主精神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辨析张謇资本集团的历史定位

学界对张謇资本集团的历史定位争议较大,其实,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概念上进行分析和考察,它属于民族资本当确定无疑。此外,对其民族资本属性的许多争议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张謇的交集

1923年4月28日的《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中国实业之进步观——无锡县》一文.[1]文章开头提到:"南通州为中国模范城,为实业繁盛之区,前篇已详论之.而无锡则为先进之城,且实业较他处更为繁盛,城中工厂烟囱林立,故有烟囱城之称.扬子江下游各区域除上海外,当推无锡为实业最繁盛之区."近代无锡和南通的崛起,分别与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和张謇有密切的联系.荣氏兄弟和张謇之间的关系,早年就有人提及.1929年编印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卅周年纪念册》的十一篇序言,有两篇提到了这一点.虞洽卿认为:"吾国之以实业名家者,南通张氏外,端推无锡荣氏."[2]裘科桴列数荣宗敬兴办的企业后,感慨道:"吾国自有史以来五千余年,工业生产之量未有若斯之伟大者也.同时南通张氏亦复名闻中外,与荣氏相颉颃之."[3]荣氏兄弟与张謇事业的起步,都与上海有渊源.在事业发展过程中,双方相互有所启迪和帮助,一度曾在吴淞合作兴办实业.在地方自治方面,张謇对于南通的贡献影响了荣氏兄弟.     

张謇对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贡献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奠基人张謇提出"救亡图存,实业兴邦"的职业教育思想,成就了其"本其学术,殚精竭虑"的职业教育事业。他提倡实业与教育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也是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路径。     

以衍圣公为虚君:康有为在辛亥鼎革之际的一项政体设计

辛亥武昌起义后,张绍曾等人发动"滦州兵谏",清廷被迫颁布"十九信条"。远在日本的康有为判断清朝已经成为"虚君共和国",因此提出"虚君共和"主张。但"排满"主义深入人心,康有为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倡议以衍圣公为"虚君"。对此,中外南北各派势力反应不一。袁世凯及北洋派坚决反对以"衍圣公"为虚君,曲解"虚君共和"以为己用;无论"虚君共和",还是以衍圣公为"虚君",革命派都坚决反对;南方立宪派张謇等人私下对以衍圣公为"虚君"提议略有兴趣,但毫无言论与行动上的支持;北方立宪派许鼎霖等人赞同"虚君共和",但对改衍圣公为"虚君"并不赞同。至于列强,则视以衍圣公为"虚君"为解决中国时局的方案之一,并无偏向。康有为此项政体设计,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1914年奉天议借日款密电选

关于1914年4、5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我东北地方财政窘困、金融紊乱,制造奉天挤兑风潮事件,本刊已于1983年第二期公布了有关档案。其中,虽提及奉天借款一事,但日本帝国主义拟利用借款,谋取奉天农田、矿山、森林、江河水域资源的侵略活动,以及当时农商总长张謇拟借欧美实力代垦农田两者间的关系,档案中未能有所反映。现将张锡鸾为奉天借款与袁世凯政府之间往来密电四件,予以公布,以补前遗,并供研究。     

孙中山与“粤海关事件”

正南北之争,剩余关税怎么分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暴毙后,流亡日本、随时准备发动革命的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7月,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这令身居上海的中山先生极为愤怒。他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大计,决定率海军舰队南下,发起护法运动。舰队尚未抵达广州,段祺瑞就杀得"辫帅"溃不成军,重执北京政府牛耳。为把持朝政,他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将自己主持制定的这部《临时约法》视若生命,因为它是共和的象征,是被迫让出政权后的底线。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     

翁同斂、张謇与甲午战争

中国近代反侵略的民族战争虽迭遭挫败,但尤以1894年甲午战败带给中华民族的撞击最为剧烈和惨痛。正如张季鸾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中指出“: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一旦而败于蕞尔,且靡有孑遗,浸至赔饷巨万万,割全台以求成,言之真可谓痛哭流涕者矣”。[1]“甲午中日战争为我国转变的一大关键”[2],不仅震动了古老的中国社会,而且使中国对外局势急遽恶化,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机。关于翁同、张謇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与影响,历来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笔者不揣翦陋,拟就二人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与功过问题,作一粗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