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化心态

郭沫若是现代中国很富于个性的一位文化名人。在气势磅礴的“五四”反传统的呐喊声中,他的文化心态尤其具有特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郭沫若正是以其独特的文化心态,回答时代的挑战,才成为时代的骄子的。研究郭沫若留学期间,即“五四”时期的文化心态,无疑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寻求秩序与意义的努力——从平社学人群体建构的原因论及

平社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团体。平社学人群体的建构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消解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双重危机所作出的又一次探索和努力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仅是淑世情怀和“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精神的延续,更是现实政治、社会环境变迁与自由主义理念及群体成员的政治参与意识共同催生的产物。平社的产生透射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如何重构社会秩序和意义世界的思考。然而,自由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和现实遭遇决定了平社学人的努力又将陷入新的轮回之中。     

“五四”时期辜鸿铭中西文化观念探究

辜鸿铭作为一个晚清留洋学者,其“西学”在中国的贯彻实施却未必比严复等人更彻底,思想反而趋于保守与矛盾。文章通过对“五四”时期辜鸿铭的中西文化观的解读及其反思,可以看到,他反对“五四”运动,而宣传“中学”与旧礼;他提倡“中国文化优越论”,与当时的“中西调和论”与“复古主义”和而不同,从而折射出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剧烈的背景下,部分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走向所持有的矛盾心态和复杂情愫。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反传统的反思--以徐复观为例

现代新儒家中的主要人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都进行过多角度的反思,其中以徐复观的反思最具代表性。他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反对颠倒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拒绝形而上的穷究,强调传统与现代并不矛盾,力主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疏释;主张不应有中西之争,反对全盘西化,重视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考索;客观评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知识分子对传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命题。     

走出“泛政治意识形态”——“五四”精神反省和现代文化建构刍议

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启示之一在于对“泛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本文提出并论析了“泛政治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典型表现。指出,“五四”反传统精神的启蒙要义就在于抨击“泛政治意识形态”,拆解政教合一的一体化文化模式,克服趋赴政治功利的一元论文化价值观念。文章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对现代文化建构的阻滞、冲击以至破坏后,指出:如若不坚持思想自由、文化学术独立的原则,不树立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品格与价值观念,则将大大有碍于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建构。     

"五四"至抗战: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趋势的嬗变

“大众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重要的发展脉络。“五四”时期诞生的平民文学观念开启了一条对平民社会“启蒙 认同”的思想认知传统;1928年创办的《大众文艺》表现出“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对“大众化”问题的歧见;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趋势加速向“左”转,“大众化”被等同于“普罗化”,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失。因此,五四至抗战期间现代文学“大众化”趋势的内部实际上具有一个“双重指涉”的意义空间。     

文学"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民国社会简论

将“五四”新这运动放到民国社会的大背景中考察，就不难发现，它是应时应运而生，并随着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相就绵。以往的研究主要从思想与文化方面切入，强调的也多是这两方面的价值重估。本文侧重人社会角度对新文学运动加以观照，着重分析其在文学“神话”与社会现实之间以贯通提特征，并简单分析其历史成因与时代的局限性。     

浅论"女神"的崇高美

《女神》以其狂飙突进式的“五四”时代精神而斐声文坛,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本文从美学角度解读郭沫若的《女神》,分析了《女神》崇高美的表现形态和形成原因。     

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从《沉沦》看"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

《沉沦》的开创意义是“五四”之后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封建旧道德、旧礼教的叛逆。然而作品的主人公作为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其心理结构中却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积淀,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中国古代的文人情怀。     

论左翼文艺的历史缘由与现实启示

把左翼文艺放在整个中国现代转型历史中加以审视,可以发现它只是现代中国政治革命惯性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深入剖析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情境与心灵危机,则可把握左翼知识分子激进思想的内在精神脉络。在多元形态的当代文化语境下,左翼文艺思想作为一种体系化的文艺观念业已失去独尊地位,但其思想因素经过历史演化散落在当代文艺思想中,这主要体现在底层叙事的价值取向、大众社会的话语方式和现实主义的定位上。     

确定性的寻求——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人生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异常丰富,有不少关于人生问题的讨论。这些论述是在近代中国心灵秩序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傅斯年寻求确定性的思维取向,也展示了他生命的前半期的生活、思想与精神历程。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经历了"小孩子"到"弄潮儿"再到"夜猫"的身份转换,并开始探索人生观以解决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但因五四运动的刺激,他的人生观出现了"自然与人生"的危机,因而他决定赴欧留学,研究心理学以寻求"真我",但终无果而逐渐回到了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中。在寻求过程中,傅斯年从构建个人、社会与历史的秩序到"改造自己",从信仰到怀疑再寻求,终未跳脱科学实证论的笼罩。他以科学实证论为确定性,却难以安顿人生,这构成了他生命的矛盾,也表征了五四时代知识人的心灵秩序危机。     

矛盾中的思索和思索中的矛盾——论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民族、民主观

陈独秀是一位在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上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几经变化,早期信服民族主义,新文化运动时推崇宣扬自由主义,五四运动后转向了社会主义。本文探讨的是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由自由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后,他对民族国家、民主自由的重新认识,以及他的思想认识中存在的矛盾。     

郭沫若早期反帝爱国思想的形成和演进

郭沫若在“五四”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感到愤恨,但他并没有把反对的矛头直接对准帝国主义,其反帝爱国思想笼统抽象。“五四”以后,郭沫若的反帝爱国思想迅速发展,明确、直接地提出了反帝主张,并投身于中共领导的大革命中。     

学潮的变相与五四运动学术文化价值的提升

五四运动之后学潮的频繁和复杂促使部分学人对五四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价值进行区别性重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一体,思想文化的革新被置于中国社会改造中的突出地位;他们对五四运动的思想文化意义的解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五四运动的复杂性,而且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很具启迪性的问题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哪一个更具优先性。     

论王光祈社会改造思想之特征

王光祈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五四新思潮及传统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了其独特的社会改造思想。他的社会改造思想里既隐含了鲜明的民族主义特点,又不乏典型的空想主义色彩,同时具有以社会活动改造社会的思想特征,也显示出了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性。     

"五四"文学革命与"两个翅膀论"

“两个翅膀论”是在“新儒学派”、“国学派”、“鸳蝴派”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 提出的,这是个错误的理论。它贬损、攻击“五四”新文学,粉饰“鸳湖派”的错误倾向,故意在严肃文 学、通俗文学与低俗文学之间制造混乱。     

略谈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好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等同划一;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创作原则、艺术形式和语言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中知识分子身份的现代转换

1919年爆发于中国、韩国的“五四运动”和“三一运动”,不仅标示着两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新型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契机,陈独秀、胡适、鲁迅和柳宽顺等即是这一群体中的代表人物。论文讨论了在这一运动过程中知识分子“社会身份”的“现代”转换问题：知识分子身份是如何转换的?其外因和内因是什么?这种身份转换是怎样影响了上述运动的性质、面貌和走向的,而后者在20世纪历史语境中的不断变异,又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特立独行的价值观念提出了什么?     

张东荪视角下的五四东西文化论争

中西文化比较是张东荪文化思想的重心,他本人不但参与了五四东西文化论争,而且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反思和批判了这场论争。通过梳理张东荪五四后相关文化观点,考察他对五四东西文化比较的整体认知,旨在借助这一特殊历史人物的视角,窥见这场思潮的概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