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冲动

考察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不难发现，知识分子每次掀起的乡建浪潮，都成为社会结构、形态发生较大变化的前兆。     

百岁巴金：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巴金静静地躺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床上，11月25日，这位举世瞩目的学巨匠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辰。     

浅谈中国报界知识分子的形成与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创立

中国传统的"士"阶层和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不能创立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学理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只是把新闻视为救亡图存或者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并不能将新闻看做一种独立而神圣的事业来对待。只有待新闻界知识分子真正成型之后,才能凭借他们对新闻学的终极关怀去创立独立的新闻学理论。因而,新闻界知识分子的成形是中国现代新闻学理论得以创建的人文基础。当然,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创立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结果,是新闻界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新闻学理论的结果。     

被娜拉改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2006年5月20日．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去世100周年纪念日。他是世界上与中国瓜葛最深的外国作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易卜生作品的影响如此之深刻，易卜生的其他作品中也没有一个形象像娜拉一样如此受到中国的关注。[编者按]     

中国病人——知识分子：累倒的一代

今天的中年知识分子同时遭遇了两个致命的转型期：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如果不能及早克服转型期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就随时可能累倒。     

温馨的兰台家园—新乡市档案馆关心培养档案专业知识分子纪实

新乡市档案馆从工作实际出发,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高度重视人才的才能发挥、个性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做到以人为本,取予并重.     

中国知识分子与媒介的渊源

在人类开发与利用媒介越发充分的时代,知识分子与媒介的融合也越发深入,从士阶层与媒介的接触多是在为统治者作传声筒、卫道士,到近代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再到现当代知识分子与媒介的亲密接触,知识分子悄无声息地步入了媒介化征程。     

知识分子的真挚友谊——话说傅斯年感人肺腑的一封信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颇有一些“怪人”。其实这样的“怪人”无非是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的学者、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构成了民国知识分子色彩斑斓的群像。傅斯年就是其中一位,是20世纪中国社会舞台上一个颇有影响的学者。     

再论“下沉的声望”——从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知识分子的角度

知识分子声望下沉所造成的媒介形象危机引人关注。从知识分子理论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有别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放眼天下、勇于承担公共事务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阶段渐行渐远,甚至于消逝;而放弃或让渡学术自主性、乐于与媒介合作的媒介知识分子则在技术与信息时代大行其道;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与构成的改变是知识分子声望下沉不可忽视的原因。     

乡村知识分子的四张面孔——新中国电影中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的身份观照

在我国的社会语境中,乡村与知识分子都负载了极为丰富的文化含义。乡村知识分子,不仅在现实生活中构成了农民群体中独特的群落,更是在电影的叙事层面记录和表征着不同的文化想象。文章将以1949年以来的中国电影中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为线索,考察他们的身份在不同历史时期被界定与呈现的方式,以触探其所包含的文化意蕴。     

知识分子的非正常告别

但愿那些“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不再以悲惨的方式离去。[编者按]     

铭记历史 振兴中华——浙江省档案馆承办的《浙江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图片展》隆重开展

在嘹亮的军乐声中,60发红色信号弹缓缓升空,2005只鸽子展翅飞上蓝天,象征着浙江人民不忘历史和追求和平的信心和决心.     

民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梦”

民国是一个意气张狂的年代,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个有着一批富有魅力的知识分子的年代。如果向当时的人们征集他们的"中国梦",会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恰巧,历史上有这样一份能满足我们好奇的资料。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在1932年11月1日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遍发通启约400余份,征集"中国梦"。到12月5日截止时,共收到答案160余封。在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刊登了去年11月征集来的142个人的244个未来梦想。(梁漱溟和朱自清等人行动太慢,过了截止日期才将梦想送到,没赶上刊登,只好来了个"梦想补遗"。)加上两个迟到的,在144个做梦者中,身份地位各有不同,其中算得上知识分子的至少有107人,占75%以上——     

《新青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之一。其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大影响,描绘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化轨迹,凸显了新思想的传播对思想解放、知识分子阶层解放和媒介发展具有巨大作用。     

试论中国早期文人报纸的舆论监督——兼论知识分子对舆论监督之意义

本文选取中国早期文人报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它们开展舆论监督的特点及其与知识分子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笔者认为,早期文人报纸舆论监督具有自主性强、监督对象广泛、批评力度大等特点;而这些特点与其“文人论政”的传统及其背后所充盈的知识分子精神密切相关。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剪影——读施蛰存《纪念傅雷》

论文通过追述傅雷的几个生活片段,表现了知识分子严肃刚直的个性,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痛楚而平淡的生命记忆及在思想艺术上的一些特色和追求.     

知识分子何以介入传媒？——转型时期媒介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探寻

媒介知识分子常常被认为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反叛和背面而出现,多数学者对媒介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带有明显的贬义。而事实上,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走向传媒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潮流,本文主要从媒介知识分子何以介入传媒的视角,分析了转型时期媒介知识分子存在的社会意义。指出从历史的角度：传媒是知识分子无法割舍的言说阵地;从现实的角度：专家意见报道和公共事务言说呼唤知识分子利用传媒发言;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介入传媒是知识分子自我社会价值实现和文化思想表达的重要渠道。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其贡献包括对近代图书馆的建立进行多方准备、亲自参与近代图书馆的创办、推动图书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促进图书馆学术范式转型与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了一批堪称大师的图书馆学家等。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传媒的缺憾

现代传媒与大学及科研所成为型塑社会价值与方向的中心结构,教育界、科学界与传媒界的知识分子已构成中国前所未有的战略性阶层。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在承担公共责任、建造公共空间方面具有显著相似性,奠定两者的联姻基础。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互为发展支撑,共同推动公共空间的建构,但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在发展逻辑和价值目标上存在冲突,导致知识分子"公共越多,知识越少",主体性日渐丧失。面对逻辑上的碰撞和目标上的冲突,知识分子和现代传媒有三种路径可选择:一是冲     

谁改变了常书鸿的人生轨迹 历史档案揭示常书鸿留学法国并非为了学画

2007年第一期《浙江档案》杂志,首次向社会公布了常书鸿写于1930年的一封信。这封由浙江省档案馆珍藏的历史信件清楚地表明:常书鸿当年留学法国并非是为了学画,而是想继续自己以前在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工学院前身)的学业,"在里昂丝线工业方面作进一层的研究"。常书鸿在这封寄给浙江大学校长的信中迫切希望浙江省教育部门尽快批准其报考法国里昂丝线学校的申请,并要求尽早将批准文件寄来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