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符号的两种阐释话语——鲁迅、沈从文小说中的传统文化观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历史积淀,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现代知识分子都不可避免地在个人心态中折射着传统文化的光辉。五四时期是个大变革时代。时代潮流将鲁迅推到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作为思想先行者,鲁迅开始重新审视几千几来的传统文明。传统文化赋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敦促鲁迅举起启蒙的大旗。对传统文化在社会心理的历史积淀和它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即对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当首推鲁迅。鲁迅在自己的小说中,自觉地表达了这种意向。沈从文与鲁迅小说创作中传统文化的所指就有很大不同。传统文化对沈从文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世俗民风的浸染与湘土人情的渗透,他在小说中构建的是一个感性自足的世界。     

以看客为视角——论鲁迅启蒙叙事的艺术特征

“看客”是鲁迅小说文本中的主要意象,意象特征、启蒙意蕴、角色特征是其在叙事中的三个重要方?。看客蕴含鲁迅先生对启蒙与革命的深沉思考,暗结鲁迅先生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尼采狂人式的批判精神。他以速写的方式勾勒看客之形,塑造看客形象,通过剖析看客的精神和心理,揭示看客文化存在的普遍性,呈现看客文化深广的影响,突出“写意”目的,凸显角色典型化特征,以更直接的笔触实现“为人生”而艺术的启蒙主张。     

噬血的狂欢——试论现代小说中肺病意象的隐喻意义

疾病与文学发生联系古已有之,肺病更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常见意象。现代文学30年可以说是肺病意象的狂欢时代。在现代文学的特殊语境中,肺病作为一种特殊意象被赋予了与民族、社会、人性、女权等有关的隐含喻义。论文试图从鲁迅、丁玲、郁达夫三位作家的小说入手,对现代小说中的肺病意象进行一次现象的梳理和诗学的阐释。     

隐喻视角下《植树的牧羊人》的深度阅读

小说《植树的牧羊人》一个显著叙事特征是使用隐喻手法,“牧羊人”“橡树”“泉水”“蜜蜂”是本文具有隐喻意义的四个典型意象。从隐喻视角解读小说的这四个隐喻意象能够实现深度阅读,了解隐喻意象在西方文化视域中的本源义,理解隐喻意象的语境义,把握隐喻手法的叙事功能,深入分析人物形象,感悟小说丰富而深刻的意蕴。     

深刻独特的生命体验 历史特质的准确把握──鲁迅历史小说《铸剑》解读

《铸剑》创作于20年代中后期，取材于中国古代“三王冢”的历史传说故事。鲁迅严肃地考察中国历史与现实，他从这个充满血腥的历史传奇中发现了一种充满勇敢决绝的牺牲色彩的斗争精神，它与鲁迅自青年时代起就努力倡导的启蒙主义文艺思想十分吻合。小说凝聚了鲁迅该时期深刻独特的生命体验，揭示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精神和实质的精确把握。宴之敖者是鲁迅所理解的战士、革命者形象，是鲁迅自我意象的象征。作品包含着鲁迅对革命斗争经验与革命者命运的深刻、独特的理解。     

论《狂人日记》的三个“叙述人”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主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的黑暗和礼教的弊害",但整体内容是关于"启蒙叙事"的一个隐喻。本文从小说中的"狂人"、"大哥"和"余"这三个人物出发,以启蒙/被启蒙的视角考察这三类形象及其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文献法和对比法,得出结论:《狂人日记》中的三个"叙事人"代表了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启蒙"三种不同的理解。相比于"狂人"的疯狂与大哥的麻木,鲁迅/余的冷静、客观地"看"具有更深刻的探讨价值。本文探讨的五四时期的启蒙问题对理解当下传统文化热等现象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苏童小说《黄雀记》中的人物与时代隐喻

《黄雀记》正文中并未出现"黄雀"这一意象,然而"黄雀"却是一个贯穿小说全篇的深刻隐喻。它自古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生发而来,隐喻了小说中人物命运间的互相牵制与纠葛。又由于苏童笔下的人物具有深刻的时代象征意义,故而"黄雀"的隐喻又暗含了过往时代对当下的影响,它隐喻的是潜在而强力地影响着当代人命运的久远的民族历史与传统,是历史的承续性与不可逆性,是一个民族最原初的生存方式与精神意识对该民族的永久性影响。苏童在《黄雀记》中利用"黄雀"这一意象并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塑造将深刻的时代隐喻蕴含其中,展现了作者对"文革"以来的中国发展史、对中华民族历史传统以及对当代人生存方式与精神状况的严肃探讨,也展现出苏童那一代人的迷茫与困境。     

鲁迅小说中色彩语码“红”的隐喻认知研究简

鲁迅在小说中广泛运用了众多的色彩语码,其中“红”所占比例为17．34％,仅次于“白”和“黑”,是鲁迅十分重视的色彩语码之一。鲁迅对“红”这～色彩语码的隐喻认知彰显了其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极具个性的精神观念。“红”经由鲁迅的隐喻化认知,其主要隐喻内涵为：中国国民的精神病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原始生命。但是,鲁迅对小说中“红”所隐喻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却并不认同。从整体来看,鲁迅对“红”的隐喻认知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更为契合,体现了鲁迅独特的隐喻认知思维方式。     

鲁迅乡土小说视角特征的文化生态学考察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的开创者，在乡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以深切地“关注人生”、“启蒙主义”和“疗救病苦”为目的，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孜孜不倦地批判和拆解着破旧的历史，呈现出解构的创作视角。现代文化生态学是受生态学影响而兴起的一个学科．认为文化的生成与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鲁迅乡土小说的视角成因进行一番疏理和分析．以期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     

论鲁迅对传统月亮意象的继承和创新

在新文学中,月亮意象最早出现在鲁迅的小说文本中。鲁迅继承并发展了月亮意象的象征意蕴,将其和西方文化对月亮的象征意义结合,从基调的凸现与角色的参与、形象的衬托与背景的展示、叙述的悲凉与表达的冷峻、无意的描绘与有意的刻画等方面赋予月亮意象更为深广的内容。同时,鲁迅笔下的月亮意象也给后来的作家们以启示和示范作用。     

论鲁迅小说与现代都市及城镇意象

鲁迅在都市生活了30多年,但他的小说中对于现代都市的表现并不充分,这和他的现实处境、情感态度、创作理念有着一定的关系;而实际上鲁迅的小说中最核心的意象是他关于城镇的表现。城镇在鲁迅的小说中作为图像出现的非典型性又是因为鲁迅小说创作中所追求的文化批判所决定;城镇作为书写符号指向的是文明符号;作者侧重通过知识分子形象来展示,并且作为创作的一种策略。     

启蒙主义:《呐喊》、《彷徨》的历史价值

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的启蒙主义思想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契机,就孕育成《狂人日记》、《阿Q正传》……“一发而不可收”,终于凝聚成《呐喊》、《彷徨》这两声五四启蒙运动中最振聋发聩的巨雷。同西方启蒙文学家相比,鲁迅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时代中。五四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历史发展各阶段高度浓缩的社会:资产阶级刚刚同     

彷徨与抉择之地——“酒楼”与“门”的意象比较

《在酒楼上》与《门》分别是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经典之作。历来对这两篇文本的解读,大多是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分析,而对其小说的意象研究则略显不足。该文试图以意象分析为研究契机,探讨两篇小说的意象选择与深层意蕴的内在联系,并在小说意象的艺术凸现中,探索鲁迅与夏目漱石的精神世界和文化思考的异同。     

文学作品中喻体意象的汉英转换

为了让译者能够对文学语言中的喻体意象进行恰当地转换,应用概念隐喻理论,研究了文学作品中喻体意象传递的策略,以小说《围城》为例,发现小说翻译中多采用保留喻体意象的策略,尽可能地保持源语文化特征。分析表明,保留喻体意象,是实现文化交流,准确地传递汉语作者思想的最佳途径,也是隐喻翻译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保留喻体意象不仅保留了汉语中隐喻的特征,而且还易于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激发英语读者对汉语作品的想象和理解。因此,文学翻译中,汉英隐喻转换时应以保留喻体意象为主。     

鲁迅文化镜像的变脸:从半张脸的神话到模糊面孔

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先后遭到了政治文化语境的误读和后启蒙文化语境的全面抛弃,成为一个渐被遗忘的文化镜像。在新中国早期的历史中,鲁迅被解读为政治性的文化符号,这不仅使"鲁迅精神"遭到了删减化处理,而且严重地背离了启蒙思想,使鲁迅仅仅成为一个半张脸的神话。而当代的后启蒙文化语境则对"鲁迅精神"进行了全面拒绝,既表现为世俗文化对鲁迅作为"普通人"的还原,为进一步抛弃鲁迅埋下了伏笔;又表现为消费社会"娱乐至死"的文化功能本能地拒绝鲁迅式的精神深度,这使原本半张脸神话的鲁迅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归根结底,鲁迅问题的症结在于"鲁迅精神"与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对立,即"鲁迅精神"绝不是一般意义的知识或学术观点,而是一种指涉现实的精神力量。因而,尽管"鲁迅精神"面临遗忘的文化命运,它却无疑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以缺席的方式彰显着它的永恒性存在。     

试论鲁迅小说与故乡的民间文化

从鲁迅故乡的民间文化来看,鲁迅的小说具有亲切、自然的乡土背景和遥远、迷离的民俗事象,从而浸润他的小说创作风格。鲁迅小说所吸收的故乡绍兴的民间文化精神,主要是绍兴典型的“鲁镇”环境与典型的乡土人物风貌以及多样性复杂性兼备的绍兴语言、特产、场所、习俗的文化特性。鲁迅小说中的民俗事象在客观上具有精神启蒙的价值目标和表现人、发现人、认识人的社会功能。他在民俗事象的描述中去发现人自身的命运及其人性方面的极大偏离,由此建构人的个性得以健康自由发展的新的文化观念。从这样的角度来审视鲁迅的小说,即可认定它对于蒙昧的人的个体担当的精神启蒙的历史使命和它以人的灵魂为基点所建立的现代小说观念。     

迷失与救赎——论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处在清末至＂五.四＂的历史大潮中,鲁迅清醒地看到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他用小说,用人物形象反映当下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迷失。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多是彷徨于新旧、明暗之间,游离于两个社会、两种文化之间的多余人。在鲁迅眼中,知识分子只有构建独立自强的理想人格,启蒙并引领大众,中国才能全面立人然后自立,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贾平凹长篇小说意象论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可称作意象小说或意象主义小说。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中创造了大量的自然意象,人、事意象和社会、文化与民俗意象。其意象创造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一部作品中的意象往往有主次之分,主要意象多含隐喻、象征之义;二是从前到后来看,贾平凹长篇小说的意象营造从局部走向了整体;三是意象营造往往走向了象征,成为象征性意象。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中进行意象营造,有他的创新之处和原因,也给艺术上带来了一些问题。     

“沉默”的流变——从安德列耶夫到鲁迅

在安德列耶夫的小说之中,"沉默"表现为不可逾越的"墙",它笼罩在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隔绝了关于真理和感情的交流,使人们陷入无边的绝望和痛苦之中。鲁迅前期的小说也借用了安德列耶夫这种"墙"的隐喻,用来表现在古老黑暗的中国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如同厚墙壁一样的隔膜和冷漠。但生活在"几千年吃人的历史"与"遗忘和谎言"间,鲁迅对纯粹的语言也抱有深刻的怀疑。鲁迅难以打破笼罩在他人以及自身之上的"沉默",只能沉默地行走在荒谬的历史之上,从而衍化出对"路"这一诗学隐喻的偏爱。     

《新青年》前后的鲁迅及其对文体的选择

《新青年》为鲁迅提供一个思想与情感的喷发口,使他得以从失望、低沉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并发出自己的启蒙声音,同时《新青年》热烈的氛围使鲁迅看到了改造国民性的希望,自愿加入写作的队伍,而他对文体的选择有着自觉的意识,不仅渗透着他的启蒙意愿而且包含着他对文体的自觉认识。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有小说、诗歌与随感录三种文体,对小说的选择源于他想通过这一文体来表达启蒙的主题。随感录体式灵活,可以涵盖许多内容,它可以使鲁迅的思想主张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展示,“随感录”也正是在鲁迅笔下承载着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任务,显示出深度与力度,从而在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