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对冤错案件的防范与控制

近年来冤错案件频发,暴露了我国在司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缺陷和问题。从当前我国人民法院所处的司法环境和司法机制来看,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主要是由疑罪从无理念的异化、重指控轻辩护、重配合轻制约和司法决策的行政化等因素所致。通过对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刑事冤假错案预防机制的比较考察,可以发现当代先进法治国家在错案控制上具有许多共同之处。我国应适当借鉴先进法治国家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机制方面的经验,更新刑事司法理念,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构建独立的法庭,以此重新确立人民法院冤错案件的防控机制。     

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探析

重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尤其是死罪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价值冲突,重罪案件在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重罪案件中不宜适用,在侵犯个人法益的非命案件中可以限制适用,在侵犯个人法益的命案中不适宜适用刑事和解。     

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已久,而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真正作为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在法律中予以确立是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完成的。本文将从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背景、现状及问题、解决方式三个方面就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进行阐述,以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即注重对被害人的保护为出发点,探求完善该项制度的方式。     

刑事公诉案件庭审前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公诉案件中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故障隐瞒重要证据，在庭审时突然袭击对方，使对方不得不申请庭延期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种做法在我国的法律上又是合法的，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立法体例又与我们要求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庭审改革目标相违背，在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如英国，美国和香港地区，以及大陆法系的日本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却是不允许一方利用隐蔽的证据突然袭击对方，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立法上都有一套完整的证据开示制度，这种证据开示制度确实也起到了提高庭审效率，排除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诉讼基本原则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开示制度，赋予控辩双方庭审前的知情权，禁止庭审中的突袭，以实现提高我国刑事公诉案件的庭审效率，防止法官预断，实现公平，公正，公开诉讼基本原则的庭审改革目标。     

刑事证据理论在贿赂案件中的应用初探

本通过对贿赂案件证据形式和特点的分析，说明了证据问题是处理此类案件的主要问题；章着重研究了贿赂案件的证据分类、体系以及证明标准，指出司法实践中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章还进一步对设立和完善贿赂案件证据规则提出立法建议。     

审判阶段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施之思考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使得审判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了立法依据,但立法关于这一程序的设置非常单薄,仅有三条原则性规定。尽管高法解释对该程序的具体适用予以了细化和规制,但适用中仍然存在不明确、不协调甚至矛盾之处。因此,科学界定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程序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从制度层面规范刑事和解,对惩罚犯罪、最大限度保障被害人权益,节约司法成本、实现刑法功能,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完善刑事自诉案件法律监督的思考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对司法权力进行制约,保障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文章阐述了对刑事自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检察机关对刑事自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的具体内容,并提出了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完善刑事自诉案件法律监督权的建议。     

公诉案件中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总体适用率不高,容易陷入越"适用难"越"难适用"的恶性循环。相关法律粗疏、主导权分散、社会公众的偏见以及实施机关对舆论的顾虑共同导致了刑事和解的适用难。化解这一难题,应确立刑事和解的主导机关,防止"多龙治水"导致的不作为后果,并细化适用范围和适用步骤等,以发挥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的价值功用。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基点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大量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情形,但由于我国公诉案件中并未规定刑事和解制度,导致许多做法无法律依据。当前,我国对刑事和解的探讨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基于我国个体性的考虑,我国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应该以轻微刑事案件为基点,包括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两个主要方面。     

刑事司法与人权保障

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司法文明、民主的逻辑起点,只有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强化重实物证据的办案观念,才能使人权保障在我国的刑事司法中得以落实,使我国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斗争中争取主动。     

略论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问题

刑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是非常丰富的,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并不完善。上诉权应当是刑事被害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而现行法律对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并未作任何规定。不赋予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以刑事上诉权,不仅被害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保护,而且常致刑事司法于被动境地,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根本解决,有悖司法公平、公正。作者认为,要在刑事诉讼中平等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应当对与被害人上诉权有关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一特别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诉讼结构平衡理论、刑事公诉案件求刑权的归属和权利与权力相制衡问题等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剖析,并从立法上进行疏浚．维护司法公平和社会稳定。     

关于无罪推定与刑事证明责任的再思考

无罪推定原则中包含有刑事证明责任的要义,在分析无罪推定与刑事证明责任关系的过程中指出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倒置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明确应当坚持无罪推定原则的绝对性,并对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修正作出了说明.     

论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某些情况下承担证明责任，这是符合刑事诉讼目的、诉讼合理主义以及刑事诉讼政策的。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是为了证明自己无罪而承担证明责任的，而且只是在实体法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承担完全意义的证明责任，即包括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只承担提供证据责任，说服责任的负担仍在公诉方。     

论加强对自诉案件检察监督的可行性

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只对生效的自诉案件的判决的检察监督作了具体规定,而对判决生效之前的诉讼程序和检察监督无章可循,是否可行？本从实施这一监督的制度保障、组织保障及程序上的保证论证其可行性。     

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刑事和解

家庭暴力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性问题,其在严重危害受害者身心健康的同时也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家庭暴力案件固有特性,导致此类案件的解决路径呈多样化的态势,在倡导"和为贵"的中国,通过刑事和解的途径解决家庭暴力案件亦是方法之一。因此,有必要在分析家庭暴力案件的现状及解决路径的基础上,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厘清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案件类型,分析在家庭暴力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的合理性,并以此为基点,对和解模式作出探析。     

论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是刑事诉讼中极其重要且极其复杂的问题,控方有义务证明被告人有罪在学界已达成共识,然被告人是否应承担证明责任则素有争议。本文认为,被告人在一定范围内应承担证明责任,这一范围主要包括部分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     

论我国精神损害国家赔偿标准的完善——以刑事冤错案件为切入点

我国于2010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地位。但由于立法的相对粗疏,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在该法中未明确规定,造成在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具体数额各地区、不同案件中差异极大。这一状况在刑事冤错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尤为明显。为贯彻国家立法的目标,实现个案正义,制定相对科学、明确且统一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标准有其必要性。应当准确理解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抚慰"功能,科学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关联因素,合理提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上限标准。     

人民法院刑事申诉审查程序的完善——以纠正冤错案件为视角

对冤错案件及时通过再审程序予以纠正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刑事申诉作为法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材料来源,为权利人提请救济冤错案件提供了重要途径。但由于实践中申诉审查主体不中立、审查程序缺乏监督以及审查标准高,导致申诉案件难以进入再审程序,申诉制度被虚置。为保障申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当引入异地审查模式,实行立案登记制,审查公开进行,保障律师的参与,降低再审启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