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发展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视角

加速推进城镇化与实现能源消费量控制是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两大任务,探明两者的作用路径对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199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与门槛回归模型从直接与间接效应视角构建传导因素的作用路径并检验潜在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化对能源消费表现为显著扩张效应,但呈逐渐减弱趋势。在间接传导路径中,产业结构变迁的节能效果显著;城镇化加速技术集聚外溢和“人力资本红利”累积,扭转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累积对能源消费的正向作用方向;中国城镇化仍未脱离高碳化发展阶段,人口扩张与经济增长仍是城镇化进程中能耗持续走高的重要诱因。最后本文验证了各传导因素的门槛效应,即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各因素的发展水平呈现差异性。因此政府及企业应结合各因素作用路径与方向及所处的门槛阶段,注重科技与人力投入,强化质量效应,实现节能的目的。     

中国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中国城镇化、工业化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发生新的变化。而目前对城镇化与能源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①没有考虑工业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过高估计了城镇化的作用;②没有考虑区域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差异导致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工业化和能源消费之间关系呈现的不同特征;③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证方法尚需要进一步完善。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估计了反映不同区域能源消费水平长期趋势的均衡方程。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对能源消费的净效应为正,并且城镇化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分区域情况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净效应为正。其中,中部地区影响程度最大。这意味着中部地区城镇化转型面临的能源消费压力最大。据此表明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降低能源消费强度,缓解能源消费压力,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①新型城镇化要考虑城市的规模效益;②要充分考虑地区发展的差异,制定差别化的政策。     

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PSTR模型

运用PSTR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对城镇化能源消费效应的影响均具有双门限的非对称特征,处于外体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与较低的省份,城镇化的能源消费效应较小,该结论也适用于经济开放程度这一转换变量;其他转换变量对城镇化的能源消费效应影响均只存在一个位置参数,并将各省份分为高低两个体制,高体制中产业结构水平较高,城镇化降低能源消费总量;高体制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较高,城镇化的能源消费效应较大,在技术进步明显、环境规制严格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省份,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降低作用越大。     

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反弹效应的估算——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实证研究

反弹效应是能源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它的大小关系到能源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国内尚缺乏关于工业部门的实证检验。因此,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按照索罗余数的思想估算了中国工业部门1979年-2007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并利用这一估算结果测算了1979年-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反弹效应。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1979年-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的平均能源反弹效应约为46.38%,而能源反弹效应总的变化趋势成递减状态。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能源效率提高,虽然没有使中国工业部门实现预期的节能目标,但总的呈现出能源节约的特征。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为:在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要注意能源价格政策、税收政策等的宏观调控,以实现预期的节能目标。     

居民收入对消费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居民收入差距视角

采用1987～200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居民收入对消费影响的收入差距双门槛模型,证实了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加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呈现递减态势。从我国各个省份来看,收入差距水平较低的省份数量在下降,而中等收入差距水平省份呈现逐步增加趋势,收入差距水平较高省份数量呈现稳定、缓慢增加的状态。收入差距的加大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水平,要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需要在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减少收入差距。     

中国能源效率影响能源消费的内在机理及传导路径研究

讨论已有研究在能源效率与能源消费关系上的分歧及成因,并指出传统能源回弹路径与中国情况的不合之处。通过构建新的逻辑分析框架,对中国能源效率提高影响能源消费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并借助联立方程模型和经验数据对其影响方向和传导路径做出实证研究。得出结论,(1)中国能源效率提高影响能源消费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直接抑制,二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间接拉动;(2)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能源效率的提升并未降低能源价格和促进技术进步从而使能源消费回弹;(3)推动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而非能效提高。     

要素替代及回弹效应视角下中国钢铁行业能源消费研究

基于中国1980~2013年钢铁行业数据,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构建要素成本份额方程,运用动态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利用似不相关回归对钢铁行业生产要素间的替代关系进行测度,并通过引入价格的非对称性来研究回弹效应.结果表明:钢铁行业的能源和资本自价格弹性均为负;资本和能源的绝对替代弹性和相对替代弹性均为正.能源对资本的绝对替代弹性大于资本对能源的绝对替代弹性,但资本对能源的相对替代弹性自2000年以后逐渐占优于能源对资本的相对替代弹性;钢铁行业的回弹效应高达95.85%,由能源效率提高而节约的能源基本上被回弹效应所抵消.     

基于生态足迹的我国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研究

本文基于生态足迹这种可持续性地研究理念,利用生活方式分析法和净初级生产力法测算了2000-2010年城乡居民间接能源消费,然后运用改进的根据STIRPAT模型进行偏最小二乘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城镇居民而言,间接能源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主要受消费结构和第三产业占比的影响;而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间接能源生态足迹逐年下降,主要受人均收入、消费结构和能源强度的影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时期,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方式的转变已经成为间接能源消费上升的重要拉动因素。     

基于LA-AIDS模型的中国居民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研究

基于1993~2013年中国居民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居民能源需求的LA-AIDS计量回归模型与能源效率仿真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根据Slutsky方程进一步分解出城镇与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直接与间接回弹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居民能源消费存在明显的回弹效应,且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显著高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呈逐年下降趋势,农村居民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呈逐年上升趋势,2013年之后表现为"回火效应";居民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的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即替代效应高于收入效应,说明中国居民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主要是由于能源效率提高后居民增加了对能源的直接消费所导致的。     

中国交通发展的能源消费与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能源消费分解模型,对1980-2001年交通能耗的因子贡献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服务量的增长是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同时运输结构的变化加剧了这种增长,过去实现的能耗强度降低不足以抑制能源消费的增加,而近年来能耗强度更显示出增加的趋势,交通石油消费增长趋势不可避免。需要综合规划与布局,促进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镇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对CO_2排放的影响——基于独立效应和联动效应双重视角

研究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CO_2排放的影响效应,对于促进CO_2减排,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4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独立效应和联动效应双重视角,在对城镇化"质量效应"与"扩张效应"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由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构红利"而产生的"经济服务化"趋势,实证分析了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CO_2排放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1)独立效应视角下,中国城镇化尚处于发展阶段,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带来基础设施的扩建,最终导致城镇化的"扩张效应"占主导地位,"质量效应"的CO_2减排作用尚不明显,因此城镇化与CO_2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所带来的"结构红利"促使经济发展表现出服务化特征,以及产生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替代效应都有利于CO_2减排,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与CO_2排放存在负相关关系;(2)联动效应视角下,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了城镇吸纳能力与现代城镇化水平,促进了城镇化"质量效应"的发挥,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这种"结构红利"有助于弱化城镇化"扩张效应"所带来的高CO_2排放现象,但是弱化功能存在空间异质性。     

中国居民间接生活能源消费的结构分解分析

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可分为直接和间接消费两部分,一般来说,后者远远大于前者。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能源消费迅猛增长的背景下,分析居民间接生活能源消费的变动趋势及原因,对于寻找节能途径与对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1987年～2002年为样本期,运用投入产出方法,构建结构分解分析模型,对中国居民间接生活能源消费的增长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促使间接生活能源消费增加的因素有居民消费总量增加、消费结构变化、城乡消费比例变化和中间生产技术变化,而起到抑制能源消费增加的因素唯有以直接能源消耗系数大幅下降为标志的节能技术进步。可见,由于我国正值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居民消费变化和产业结构演进都成为能源消费上升的重要拉动因素,因此必须提倡适度合理的消费方式,促进生活节能;同时加快调整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发挥结构节能效应。     

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国的能源消费将会进一步增加。以能源消费为因变量,以城市化、工业化和能源价格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算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GDP,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人口比重都会增加中国的能源消费;第三产业比重则会降低中国能源消费;另外由于技术进步和节能政策的作用,中国能源消费还存在着一个负的时间趋势。采用回归方程以中国十二五规划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部分目标为依据,对中国2015年的能源消费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十二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将维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在此基础上,从产业结构,能源价格和节能技术等方面对中国的节能政策进行分析。     

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城镇化进程中,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问题越来越突出。协调好城镇化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费合理增长,对于中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检验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不同阶段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费的变化规律及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具有推拉效应,且随着城镇化由低级阶段发展到更高阶段,整体推拉效应逐渐减弱;②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传导机制为：在需求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能够拉动能源消费,而人力资本集聚度和总抚养比的上升抑制能源消费;在供给侧,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能源消费,技术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抑制能源消费;③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不同的门槛区间内,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传导机制存在异质性;④根据中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实证比较发现,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在城镇化中低阶段存在差异,而在城镇化高级阶段趋同。中国能源消费压力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外贸易水平提高和环境规制政策不完善。未来政策的重点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外贸优质发展;加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完善政府环境规制政策。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空间、人口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分解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空间与人口的交互发展对能源消费的融合传导机制, 并基于向量形式的Kaya拓展模型与“多项连乘和加总”的LMDI改进形式,对中国1998—2015年间的能耗总量变化进行因素分解。研究显示：城镇化对生产端能耗的拉动效应远大于生活端;传统能源驱动型产业的转型升级 与技术进步缓解了能源压力;近些年除消费支出以外的其他经济单元,因粗放型“三高”发展模式的改善,较居民 消费具有能耗比较优势;居民消费效应仍是间接能耗提升的主导因素,城乡居民消费行为趋同对生活能耗波动的正向贡献日趋增强,并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张成为能源可持续发展的掣肘;摊大饼式空间低密度蔓延加剧了能源 消费,仅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对生活能耗波动具有负向贡献。进一步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能源约束强化的情境下,虽然产业层面的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对能耗的削减效应仍存在,但更应关注人口层面的居民消费方式及用能习 惯的改良,释放空间层面的资源配置对降低能耗的新动能,努力实现共享经济以缓解能耗压力,并据此提出几点 建议。     

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研究——基于逆向技术溢出的视角

建立涵盖创新效率提升、经济结构优化、生态文明建设、开放稳定共享和人民生活幸福5个子系统36个基础指标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采用二次加权的PCA-EM方法测度中国省域经济发展质量;进一步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分别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机制与效果,深入分析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发展质量各子系统的创新效应并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对发达经济体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提升地区创新能力,但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总体效应为负;对发展中经济体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创新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间差异。我国应该优化OFDI结构、采取因地制宜的投资政策、持续增强吸收能力,充分发挥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非洲对外贸易与中非发展基金的视角

本文通过从非洲对外贸易和中非发展基金的角度,深化了对中国投资非洲决定因素的研究。根据中国2003～2012年对非洲投资国别流量数据进行的实证结果,得出中非贸易额的增长让中国对非洲高收入国家的投资有资源寻求特征,对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有市场寻求特征。此外,中非发展基金的设立积极促进了中国企业投资开发非洲的热情,但也让企业具有了风险偏好的特征。本研究对中国投资非洲的决定因素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对中国政府指导企业投资和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预测——基于定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法

中国对2020年能源消费规划为48亿t标准煤左右,此规划目标能否实现?为此,本文对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进行预测。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渐步入增速放缓、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常态,能源消费增速也随之放缓,煤炭消费占比逐年下降。在此背景下,本文首次使用定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解决了能源弹性系数数据不平稳且无规律而不利于定量分析的问题,采用统计部门修正过的经济能源数据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协整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定基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两者对弹性系数有负向影响,产业结构的影响更大;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预测低、中、高方案为47.1亿t、48.2亿t、49.2亿t标准煤,年均增速为1.7%~2.4%,说明基本能实现能源规划目标。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非洲对外贸易与中非发展基金的视角

通过从非洲对外贸易和中非发展基金的角度深化对中国投资非洲决定因素的研究。根据中国2003—2012年对非洲投资国别流量数据进行的实证结果,得出中非贸易额的增长让中国对非洲高收入国家的投资有资源寻求特征,对低收入国家的投资有市场寻求特征。此外,中非发展基金的设立积极促进了中国企业投资开发非洲的热情,但也让企业具有了风险偏好的特征。对中国投资非洲的决定因素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对中国政府指导企业投资和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家庭规模对中国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家庭规模是影响家庭消费的核心要素之一,已有文献仅从消费量角度考察家庭规模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影响,忽视了家庭规模对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结构的影响。本文的逻辑是,家庭规模经济既影响消费水平又影响消费结构,不同消费品的碳排放系数不同,因此家庭规模与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碳排放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研究发现：①不同消费品存在程度不同的规模经济效应;家庭规模越大,人均消费越低;规模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单调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规模介于2~4人家庭的消费量受规模经济影响最显著;②家庭规模对各类消费品在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的影响不同,因此不同规模家庭具有不同消费结构,从而具有不同的碳排放水平和结构;③家庭规模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单调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基于上述结果,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人口变化趋势下,对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认识需要充分考量家庭规模因素,实施基于不同规模家庭的差异化消费政策,有利于引导能源合理消费,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