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再思考

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关于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争论曾引起诸多著名传播学者的关注,也影响了对传播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认知.所谓“传播中心理论”是指统摄传播的所有过程,将传播现象进行普遍意义上归纳和揭示的传播理论.文章对其产生的历史进行溯源,指出构建“传播中心理论”的难处即范式的不同,在分析传播理论缺乏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传播中心理论”存在的问题,认为这是传播领域研究逐渐地“内眷化”和“窄化”的表现.     

“本土化”破产后传播学的进路

按学界的共识,中国传播学研究肇始于1982年施拉姆访华.施拉姆给当时的新闻研究界带来了具有启蒙意义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但是,师承美国传播学的中国传播学带有先天的不足. 从传播学理论“本土化”到传播学科危机 1.“本土化”由来已久.据孙旭培教授梳理,1994年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对美国传播学理论“译介-研究-自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的问题被提出.1994年《新闻研究资料》更名《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便发布了“讨论传播研究中国化”的启事,“本土化”开始了系统性思考.同期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新闻学的学科建制.新闻学有容纳其他社会科学的宏愿,而传播研究被认为是其实现宏愿的路径.在此背景下,传播研究面临两个议题:“为新闻学服务”和“传播学理论本土化”.“本土化”有两个方向:其一是结合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建立本土理论框架;其二是以传播学理论回应本土问题(潇湘,1995).往后的“本土化”工作主要是沿着这两个方向推进,但这个夙愿至今仍没有实现,甚至面临困境.     

高校“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

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了题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评论,呼吁高校教师避免在课堂上“抹黑中国”.①该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支持者认为,高校教师是大学生的领路人,“师恩深重、师责重大”,其言论、学术自由应该有界限.而反对者则认为,该文“上纲上线”,有抹黑高校教师之嫌.这场争论的背后,是高校教师在校园里拥有的重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传播学上称为“意见领袖.”     

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辨析

传播学热潮使得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新闻学术界一个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可以说,传播学在我国引进、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引起激烈争论的过程.但遗憾的是,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探讨,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被学界共同接受的结论.     

“走出”新闻学与“走入”新闻学的内涵

所谓“走出”新闻学,指的是摆脱新闻学单纯的学科框架的束缚,以跨学科的视野,吸取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追求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扩展和深化新闻学研究。显然,“走出”新闻学的核心目的是发展新闻学,跨学科的目的同样也是求得多学科的共同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传播学引入中国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就一直为学界所争论。     

新闻教育反思中的"传播学"话语

从传播学引进中国之初到新闻教育三十年后的反思,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关系为名的争论一直持续着,但同一话题下,主题各异.当前的新闻教育反思以传播学为对立面,其中的传播学话语导致了对传播学的误读以及对新闻教育困境自身的误读.中国语境中的传播学并不只是美国主流传播学.新闻教育的困境也并不是其他,而是新闻的理想、人文关怀的缺失.新闻教育反思中的传播学被符号化了.但是,新闻教育的反思也能够推动中国传播学的反思.     

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与争论

传播学是 80年代初从西方引进到我国的。 20年来,传播学在我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引起不少争论。本文试图对这一方面作一简要综述。传播学和新闻学的产生　　关于“传播”一词,《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作了如下介绍：　　“传播”是英语 communication一词的汉译,它的主要意思是思想、观念、意见的相互交流。 communication一词源出于拉丁语 communis,意即共同分享。因此,传播就是与人共享信息、观念、意见的过程。　　关于“大众传播”和“大众传播媒介”,美国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著、 1982年出版的《人、讯息和媒介…     

评介《比较传播研究》一书

艾历克斯S.艾德斯坦博士系美国华盛顿大学传播学教授和“国际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艾德斯坦曾执教于欧、亚洲大部分国家,并以访问学者身份曾在香港中文大学“胡文虎传播研究基金会”担任传播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大众传播学概论》、《传播与决策的用途》和《信息社会:日本、美国经验比较》等。     

“传播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科学”吗?

如果说传播学是我们形影不离的陌生伙伴还言之成理的话,那么“传播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科学”之说就大错了,它错就错在把传播与传播学混为一谈了.     

中国传播学发展的黄金时期业已到来

传媒的概念与传播学有关. 什么是传播学? 传播学是一门产生于美国的系统化社会科学,仔细想想传播学好像也只能产生于美国.我们在传播学中能够见到各种越来越复杂的传播模式的图形,越来越精细的受众的心理学实验,对传播效果是大还是小的无休止的反复争论.可是我觉得这都是传播学的理论表象,传播学的本质和美国社会的精神如此的契合,美国传播学讨论的最根本问题是传播效果,思考其本质传播学就是一个企业运作的理论.通过对社会学、心理学一些现象的缜密分析以求找到获得最大传播效果的方法,如果套用商业语言的话,就是如何投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     

新媒体研究:更加关注业界、现实、网民和学术自身——2011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综述

2011年11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华南理工大学主办,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的2011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发端于2004年的中国新媒体传播领域的两个传统会议:“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及“新媒体与新思维论坛(新新论坛)”在2008年合并改名为“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该年会大大促进了中国新媒体传播的研究,代表了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状况(上)

在西方,特别是在西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或接近于马克思的观点)研究大众传播学的学者,多数都是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成员,或是赞同和支持批判学派的学者。尽管当前在西方,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大众传播学还远没有达到流行的程度,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为数不多,突出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但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方法和观点,并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下面分国家予以简单介绍。(一)法国在西欧,以至在整个西方,法国的传播学研究比较活跃,而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者也在发表意见和文章,他们围绕一个时期的中心课题,和法国其它的传播学流派展开争论。法国传播学界曾长期研究传播媒介的机构问题。从60年代至70年代末,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左派”的传播学者,和被称为“新右翼”的传播学家,都集中对法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了“政治批判”,他们围绕     

播学沿着哪条道路奔跑——量化和质化之争的历史回顾与理论启示

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量化-质化两种方法的争论影响深远,争执起源于不同学术传统对科学的界定.国内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关注到了这场持久的争论,但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分裂和对立.近年来量化研究方法在传播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实际上学界对量化-质化方法的认识还有待于加强.本文认为研究者在实施传播学研究而选择具体研究方法之时,需要就...     

传播学课堂游戏式教学的探索

传播学的学科特色 法国当代传播学奠基人贝尔纳·米涅教授在谈到他所定义的传播学的框架时说:“要试图了解传播思想的发展,一要追根溯源,二是要跟踪现实发展.”传播学的教材大部分是以讲授美国传统学派理论为主体的,在内容上侧重于传播过程、要素和效果问题;在研究方法侧重于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传播学课程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和基础课,与学生后续学习的课程密切相关.     

沪港传播类本科人才培养比较分析

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研究兴起,而传播学本科教育于2002年由复旦大学等高校提出设立经教育部批准始兴.在此期间,有关传播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以及传播学是否应取代新闻学的问题争论不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传播类人才培养的发展.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等新媒体的发展以及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推进了媒体融合,传播类人才培养又当如何顺应此种快速变革的时代潮流重新确立自己的培养目标以及发展路径?本文比较分析香港和上海两地高等院校传播学本科类人才培养,为传播学本科类人才培养提供借鉴.本文所研究的传播类人才培养区别于新闻类人才培养,专业设置与培养方向上以传播学为主的则属于本文考查对象.     

学科焦虑的背后

北京师范大学张洪忠教授最近撰文谈“人工智能正在怎样颠覆传媒业”.以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为例,他发现五个传播链条里,除受众之外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被颠覆.可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新闻传播学研究“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学科只有不断有新问题提出才有存在必要和发展可能.而新闻传播学正是这样一个面临全新问题挑战的学科,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的未来魅力所在”.     

传播文化学的视野——读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札记

1959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贝雷尔森无限悲痛地预言传播学研究正在“枯萎”,甚至得出了“传播学已死”的可怕结论.彼时,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开创的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模式,作为“主流范式”长期主导着美国传播学研究,将大众传播对受众的影响作为传播研究的核心内容.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取向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效果研究过于集中在个体行为态度的改变及其作用机制,必然遮蔽了宏观的、历史的研究,结果使整个研究领域“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①“裹足不前”.面对这种深陷泥潭的传播研究,刚刚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詹姆斯·凯瑞认为“有必要重新开启对传播的分析”,以使传播研究重获生机.     

纪录片的客观性问题

纪录片,是指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真实”或日“客观”,是纪录片的本质与生命.然而,在实际的制作过程中,纯真实、客观的记录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本文即从传播学的“把关”理论说起,探讨纪录片的客观性问题. 从“把关”理论谈纪录片“纯客观”的不可实施性 传播学中的“把关”理论,起源于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在二战期间对美国家庭食物购买决策的研究.1950年,D.W.怀特(D.W.White)采纳并运用了这一概念,对美国一家报社电讯编辑的新闻选择过程做了个案研究,把该编辑取舍新闻的行为称为“把关”行为,从而开创了传播学的“把关”研究.     

"健康的传播学"与"健康中的传播学"--试论健康传播学研究的两大分支领域

本文在对健康传播学研究进行初步划分的基础上 ,将中国大陆的健康传播学研究现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健康传播学研究的建立和发展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回顾 ,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关键的问题 :中国大陆是否存在完整的“健康传播学”研究体系 ?通过比较分析 ,笔者认为广义的健康传播学包括“健康的传播学”和“健康中的传播学”两个范畴。作为传播学中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 ,健康传播学目前在中国大陆尚未完整地建立起来 ,亟需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     

再议认知传播学的体认观

20世纪的社科研究主要经历了两大对立思潮“科学主义vs人本主义”,美国乃至全球的传播学也存在这两大对立阵营“经验学派vs批判学派”.这一对立也与雷柯夫和约翰逊所区分的“第一代认知科学vs第二代认知科学”相对应,从而学界出现了对“认知”的两种不同解读.我们在整合这两大学派(或两大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体认观”,且以其为基本原则来建构“认知传播学”.人类的思维、语言、传播之中既有“体”,也有“认”,前者提供“经验事实、数据分析”,后者体现“理论思辨、价值判断”.这两者也对应于政论文中两大要素“论点、论据”:理论思辨(认)产生论点;数据实证(体)提供论据.这两者的完美结合将为认知传播学提供一条切实可行之道,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可靠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