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东朝“侨姓”萧氏的发迹史

兰陵萧氏于西晋永嘉乱中南下过江,定居晋陵群境,门户原本低微,家族地位不是,处境维艰,刘裕建宋,结束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晋宁二代屡有北伐,为庶族了子北提供了建立军功的机会,萧氏凭军功起家,靠“国婚”显贵,最终创建了齐,染两个王朝,成为皇族,并自高家门,跻身于四大“侨姓”之一。     

东晋南朝王、谢两大侨姓士族盛衰探析

本文探讨了东晋南朝时期王、谢两大士族盛衰的原因，比较分析了王、谢两大士族在政权更替过程中的根基、政治变故及其在应变策略上的差异，导致了王、谢两大士族的政治位遇的分化。     

东晋士族的君主观念

西晋末年,司马氏与南北士族联合,在南方建立了东晋政权,门阀士族掌控实际的君主权力。士族阶层也形成了复合型君主观念,在保持和打压司马氏象征性君主的同时,也纷纷凭实力角逐于变化着的实际性君主。复合型君主观念促进东晋政权的正常运作,又深深影响着它的发展,使东晋政权烙上了明显的士族印迹。     

试析东晋侨姓世族与吴姓大族的互动情况及其政治影响

东晋政权是由来自北方的侨姓世族和江东的吴姓大族共同建成的。随着北方世族的南渡,二者在政治与经济权益的分配问题上必有斗争;同时,在江东建立东晋政权上,二者也有联合,处于互动之中。本文旨在考察二者的互动情况,分析其对东晋建立、发展的政治影响。     

东晋士族婚姻的类型

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士族以家族为单位加入,长期操纵政权,并享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和优势。由于婚姻能保证血缘的更替,它成为士族维护自身地位的主要手段。士族的婚姻等级森严,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封闭的身份内婚,主要有与皇族的国婚和与士族的门第婚两大类型。     

东晋南朝“侨姓”萧氏的发迹史

兰陵萧氏于西晋永嘉乱中南下过江,定居晋陵郡境,门户原本低微,家族地位不显,处境维艰。刘裕建宋,结束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晋宋二代屡有北伐,为庶族子弟提供了建立军功的机会。萧氏凭军功起家,靠“国婚”显贵,最终创建了齐、梁两个王朝,成为皇族,并自高家门,跻身于四大“侨姓”之一。     

东晋士族的学习高潮及其成因

在门阀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东晋时期,掀起了一个门阀士族积极学习的高潮。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间,涌现出大量的知名艺术家,在不同学术和文艺领域卓有造诣,他们重视家庭教育,重视艺术文化的传承。前辈注意培养后代,后代也认真地学习前辈的艺术传统,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家学传统。推究其因,东晋时期社会的暂时稳定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九品中正制对品、学的要求,都从客观上要求士族积极地学习,提高才学水准和品德修养,拥有文化优势,以适应社会的需要;门第观念的强化和家族利益的需要又促使其主动地学习和传承家学,从而区别于寒门士族并得以维护家族门第长盛不衰。正是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积极的学习心态以及独特的家学的传承家学家风造成了各家族文化的绚丽多姿,决定了各家族命运的盛衰。     

徐兖籍士族与东晋前期政治

西晋末年南渡的徐兖籍士族,如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陈留阮氏等世家大族,对东晋政权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士族彼此之间相互联姻、相互提携,与皇室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徐兖籍士族入主中枢,把持朝政,控制着朝廷禁卫军权以及地方上重要方镇的军权,左右着东晋前期政局,影响着东晋政权的发展和稳固,成为东晋前期政坛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论永嘉中原南渡士族与东晋文学发展之关系

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的南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仅是人口的大迁徙,而且是文化的大迁徙,它客观上推动了中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空间格局,对中国文学的布局、流派、题材和风格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释例

东晋南朝时代 ,侨州郡县广泛设立乃至成为制度。侨州郡县是相对于原州郡县而言的 ,然而侨州郡县系统与原州郡县系统并不能够完全对应起来 ,原州郡县一经侨置 ,即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侨州、侨郡、侨县设立后 ,也并不稳定。至于当地州郡县 ,由于侨郡县的插入、迭置以至混合编制 ,形成了新的地方行政辖属系统 ,也就是以《宋书·州郡志》与《南齐书·州郡志》为代表的地方行政辖属系统     

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

北魏孝文帝定代人姓族之举,在北魏发展史上是一件极重大的事。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前后,都有改定代人姓族的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改鲜卑勋臣八姓中纥奚之奚为嵇的事例,看似个案,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表明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不止一次改定代人姓族的史实;表明孝文帝对汉四姓认识的逐步清晰和门阀观念的增强;表明在这个过程中皇权力量的人为干预,即君主的力量可以按历史发展的变化,重新编排他们的次序、改变他们的姓氏。     

试析晚明政治家叶向高与商人的关系

叶向高生活的时代,正是明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嘉靖倭乱”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逐渐走向繁荣,海洋社会经济也被整合到以东南亚为中心的环中国海贸易圈中去。叶向高作为一名政治家,一方面与陆地商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坚决支持明朝廷的海禁政策,主张严禁通倭走私贸易,打击走私海商。叶向高对商人认识的两重性,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     

晋国的卻氏家族

卻氏家族是晋国的公族,自卻叔虎始见经传到最后灭亡,这个家族始终在晋国的政治格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这个家族灭亡较早,没有参与到后来的六卿专政乃至三家分晋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去.所以这个家族历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卻氏家族的兴起正值晋国国力逐渐增强并直接参与争霸中原之时;而他的灭亡也正是春秋中期列国普遍出现的大夫专权、君卿斗争激化的标志性事件."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本文拟以春秋前中期卻氏家族的兴衰这一个案切入,来呈现春秋时期大夫阶层从弱到强进而专国主政和君卿斗争的这一大的历史背景.     

论两晋礼家关于立宗资格的分歧

以杜预为代表的礼家认为有资格立大宗者仅为太子之母弟一人,而以贺循为代表的礼家则认为受封之群公子及起于是邦为大夫者皆可立大宗。杜预之说将礼文“公子之宗道”与一般卿大夫立宗之原则等而视之并受到了王肃之学的影响,而贺氏之说则明显受到了郑玄之学的影响。在两晋立宗资格问题上,由主杜预之说到主贺氏之说,反映出了两晋学术传统与学风的转变。     

论乾隆朝的蒙古政策

乾隆朝的蒙古政策很好地透视了盛世下清廷的藩部政策。乾隆在继承前任统治者对蒙古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着自己的治理策略,通过经济、政治、宗教、司法等多种政策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统治。通过这些新旧政策的运用,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然而乾隆朝的民族政策又有很大局限性,它不仅常常陷入客观上促进民族融合而主观上又阻碍民族融合的矛盾之中,在主观上囿于清朝自定的“天下”范围之内,而对外无所作为。     

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火寿)《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

清朝江西按察使凌火寿的《西江视臬纪事》,汇编了雍正、乾隆之际任上的行政文件,多记载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推行乡约、保甲、族正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考察该书可知,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出现了“约保”反映地方组织系统的词汇。一些地方还有负责“分发滚单、理处词讼”的“乡保”。地保则是指“乡地保甲”。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进一步组织化,出现“族正”、“族约”的“族保”系统。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组织措施,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影响了基层社会结构。凌火寿的实践,反映了清代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燽《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

清朝江西按察使凌焙的《西江视臬纪事》，汇编了雍正、乾隆之际任上的行政文件，多记载社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乏推行乡约、保甲、族正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资料。考察该书可知，保甲与乡约是当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手段，出现了“约保”反映地方组织系统的词汇。一些地方还有负责“分发滚单、理处词讼”的“乡保”。地保则是指“乡地保甲”。维护社会治安性质的保甲，进行教化的乡约，与传统赋役征收和乡村管理体系的乡长互相结合渗透，宗族也被引进保甲、乡约进一步组织化，出现“族正”、“族约”的“族保”系统。清代治理乡村社会的组织措施，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体系，并影响了基层社会结构。凌烯的实践，反映了清代国家与社会复杂的互动关系。     

明与后金对旅顺的争夺

旅顺是海路咽喉,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处于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明与后金为争夺旅顺进行了反复较量,最终以后金的胜利而告终。后金占据旅顺,解除了后顾之忧,并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权;明朝丧失了旅顺,使第二战线失去了基本保证,在军事上陷入极大的被动。     

秦代史禄姓氏考

我们称秦代开凿灵渠的工程总指挥为史禄,其实在汉代,史书只称其为监禄而不称史禄的。监是官职监御史的简称,禄是其名,而其姓失传。直到晚唐才有人称呼其为史禄,这使后人误以为其姓史。不过唐以后许多人仍然称其为监禄或者监御史禄。     

晋时社会夹缝下的孝道

封建伦理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三纲五常”,发展到了魏晋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儒佛道之争、名教与传统之争等等社会局势的变迁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有了其与众不同的社会特征：从传统的尊君事亲顺序演变成了事亲为先,尊君为后的特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