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合作伙伴”的主体参与及风险分析

为加强教师教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提升教师专业性,英国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推行大学与中小学“合作伙伴”模式。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合作伙伴”由多方利益相关者组成,如何在各方价值的诉求与博弈过程中发挥协同效应、实现共赢,成为合作模式推进的重点与难点。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英国“合作伙伴”所涉及的利益主体进行识别,确定包含合作大学、合作中小学、政府、师范生等在内的11个利益相关者,并根据其属性划分为确定型、期望型和潜在型三种类型。通过考察不同类型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及其在该模式中获取目标利益的形式,进而分析得出“合作伙伴”模式运行可能面临着教育公益性与资源竞争性间的冲突,教师教育权力转移造成大学职能的淡化,地位不对等导致各方合作意愿的消解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异质性所带来的合作价值偏移等一系列潜在风险。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国外高职教育模式分析及其启示

欧美等国家“问责制”成为唤起利益相关者关注高职教育的有效方式;德国“双元制”高职教育模式,被认为是政府与企业在高职教育领域内利益相关者合作的一个创举;“学徒制”是瑞士以企业为主导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企业指导师傅既是首要利益相关者,又是契约类利益相关者.我国的高职教育要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强化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和社会意识,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高职教育问责制度     

越南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举措及启示

职业教育是与工作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裹挟下,世界各国职业教育进入数字化转型浪潮。在此背景下,越南职业教育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其提出的更高人才培养需求,积极推进数字化变革。越南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从法律政策框架和顶层规划、基础设施及数字化平台建设、教师及管理者数字能力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着手,其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践反映了“工业4.0”时代越南政府对技能型人才和职业教育的重视。坚持政府主导,协同多方力量参与,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注重提升管理者和教师数字素养是越南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经验。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探索与实践

推进数字化转型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改革行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从专业布局、运行秩序、基座建设等方面整体推进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管理层、教师、学生的数字赋能,强调“人”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首要作用;从教学理念及模式、课程及资源、教学方法及手段、教学管理及评价等方面突出教学数字化转型的中心地位;开展数字技术研发、数字技术应用研发、数字化社会服务,推进研发服务与数字化转型的双向助力;通过搭建平台、推进职业教育“走出去”、打造数字化实践教学品牌,将国际交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外延。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从教育赋能到教育重构的“渐进式转型”、从关注技术到关注思想的“创造性转型”、从关注设计到关注体验的“人本化转型”、从技术应用到技术研发的“参与式转型”,也是从关注一隅到惠及全局的“协同式转型”。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职业教育数字治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对于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参与职教校企合作利益诉求调查与分析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角度出发,通过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利益诉求实证调查,总结分析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利益点,提出了促进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对策：明确政策,创新机制,提升内涵,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促进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的提高。     

西方现代学徒制的特征及启示

二战后,以德国双元制为典型代表的现代学徒制在西方各国得到了重生,并表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其典型特征包括:国家战略层面的制度管理,多元参与的利益相关者机制,以企业为主、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学徒为主的双重身份,统一规范的教育培训标准和与国家职业资格体系的融通等。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可以在深化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改革及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方面借鉴现代学徒制。     

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发展要素与现实镜鉴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主的数字技术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突破口，职业教育进入了数字化发展阶段。目前国家出台政策引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产业、行业等外界发展倒逼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众多国家已获得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经验，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迫在眉睫。理性分析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探索目前影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要素，如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教学环境、课程体系等，进而从政府层面、高校层面、企业行业层面为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出制定数字化转型制度与规范、开拓更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进一步深化企业行业产教融合等建议。     

教育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决策逻辑与实践路径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高质量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战略决策。基于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处于关键窗口期的现实考虑,急需厘清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及其决策逻辑。立足“如何转”的教育数字化生态系统构建问题,识别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四个层面的关键驱动因素：政府层面的政策驱动、市场层面的效率驱动、技术层面的数据驱动以及专业层面的模式驱动。进一步基于教育生态系统动态演变考虑,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优化调整政府逻辑、市场逻辑、技术逻辑以及专业逻辑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尤其需要强调如何实现不同逻辑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协同嵌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需要扎根智能社会新生态,构建多元化教育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推动不同学校数字化社区联动机制建设,实现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地域化联盟;建立并完善数据驱动的评价创新体系,优化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运转模式。     

产教融合制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产教融合是世界许多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理念,其内涵经历了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到一种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关系,再到一种教育与生产的交叉制度的演变。从制度的角度考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现产教融合制度是由社会建构的,其形成涉及多元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学校、学生、社会合作者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利益冲突影响着产教融合制度的形成。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冲突分析发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的基本构成应包括:职业教育投资制度、职业教育供应制度、职业教育评价制度、人才应用制度、社会合作制度。     

利益相关者参与下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研究

高等职业院校作为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其办学模式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其办学过程的方方面面,离不开各个利益主体的影响与参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过程中同样具有适切性。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近年来办学改革的实践为分析样本,尝试在影响其办学改革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交互、冲突与协调中,理解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改革的本质和作用机制,并就如何在制度层面延展和深化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改革做出探索。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问题与路径

数字化转型为职业教育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数字技术在教学领域的应用,更是职业教育生态、模式、方式和价值的根本性变革。职业教育应准确识别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以创新的理念和方法,激发职业教育发展活力,形成契合于数字化时代特征的新型教育模式。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转型理念存在认知误区、转型发展存在地域差异、转型特色缺乏辨识度、转型成熟度难以评估等问题。突破这些问题需要从四个层面探析：科学引领,重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思维;多方协同,打造职业教育数字化共建共享生态;立足自身,运用数字化推动职业教育特色发展;数字赋能,构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模型。     

产学研合作研究生培养模式发展探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看,产学研合作研究生培养模式中利益相关者有三类:第一类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第二类是紧密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导师和学生;第三类是一般利益相关者,主要为中介服务机构。利益相关者转变人才培养观念;培养目标必须体现社会需求,课程设置应该符合目标要求;各方共同参与培养过程及质量评价;建立和完善产学研合作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才能保证产学研合作研究生培养模式相对稳定、长期高效地运行和发展。     

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研究

针对企业间合作创新模式选择受企业规模与技术需求类型影响的现实.在综合考虑合作创新中的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的基础上,基于二维构面的思想,采取技术需求类型和规模2个分量,探讨并提出了“中小企业软技术”模式,“中小企业硬技术”模式,“大企业软技术”模式,“大企业硬技术”模式4种企业合作创新模式.企业通过全面实施创新型的战略合作,既加速了各利益相关者优势创新资源的集聚,又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提升了各利益相关者自主创新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而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发展.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职业教育吸引力提升对策研究

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系统的四大类型之一,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其吸引力提升的突出因素。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不同,其价值预期、利益偏好和行为方式直接影响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从政府的政策支持、企业的价值诱导、师生的学习成长、院校的质量管理、媒体的宣传与舆论引导以及第三方机构的社会参与等方面着重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以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参观者还是参与者?——企业自身参与职业教育影响因素的扎根研究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府、学校、企业与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以扎根理论为方法论指导，通过对珠三角地区20位产教融合性企业管理者的深度访谈，构建出包含办学实力、经济周期、政策增量、产权明晰、岗前培训、技术创新的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六因素模型。对六因素归纳分析发现，政策环境体系不够完善、经济生态稳定性不足、职业教育供给与企业需求失衡是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三大主要阻力。为此，在政策层面，应落实政策存量清理，精准分层扶持；在经济层面，要拓展多元培养模式，打造共创共享联盟；在教育层面，要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重塑职业教育声誉。     

多理论视角下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模式与路径

多元主体协同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是深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是加快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全面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职业教育多元主体协同育人存在协同育人共识不强、协同育人合力不足、协同育人效能欠佳等现实困境。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四螺旋理论三大理论支持，应从“人”的发展层面凝聚协同育人共识，从利益协调层面形成协同育人合力，从协同驱动层面提升协同育人效用等方面采取措施，优化职业教育多元主体协同育人质量提升的实践路径。     

利益相关者视域下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意蕴分析

职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各利益主体及各利益主体间关系的现代化。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涉及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和社会等利益相关者,各利益相关者间存在利益竞争、利益互惠、利益互补的关系。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多元利益相关者互相合作制衡,重新规定了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边界,展示了平等民主、协商合作及高效有序的价值理念,表征着职业教育管办评各环节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显著特征与实践策略

数字技术崛起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教育也进入数字化转型升级阶段。依托数字技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但是对教育数字化改革做出的必要回应,更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重要举措。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从政策、价值、发展三个层面理解其内涵,并遵循类型教育的教育形式多元化、管理模式开放化和管理决策清晰化三个显著特征,以数字化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和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为根据,从推动职业教育业务系统全方位重塑、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打造高质量师资队伍以及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方面进行创新改造,提升职业教育供给水平,提高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政策工具选择及运用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在教育领域中，伴随数字技术的驱动，教育目标、教育方式、教育结果等的转变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引发的各种教育关系的重塑过程。其与政策工具的内在逻辑表现在，在人才需求导向、伦理风险防范以及教育标准制定方面，政策工具能够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提供保障。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罗斯维尔和泽维尔德的政策工具分类为教育数字化转型问题探究提供了分析框架。其中，在市场需求层面，强化“信息服务”类政策工具运用，从宏观上推动国家级教育数据开放平台的建立。在伦理风险层面，突出“公共服务”类政策工具运用，实现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教育伦理监管体系。在教育标准层面，推进“示范工程”类政策工具运用，将经验学习嵌入教育标准建设实践中。     

现代职业教育中的企业主体责任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职业教育必须以产教深度融合为教育组织形式,直接为企业生产经营培养人才和技术服务。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指企业作为"产品"需求者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产品定制"活动,主导学校按照行业企业需求培养人才和技术服务。鉴于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利益调节机制不完善、利益相关者职责不明确、企业主体责任意识淡薄,落实企业的职业教育主体责任应首先构筑利益相关者责任体系,拓宽企业参与路径,完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利益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