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牛虻”

无论怎样的社会，它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牛虻”，来冲击麻木的思想，启发人们的思路，对僵硬的常规发起挑战。而什么是社会的牛虻？美国的一位联邦法官波斯纳在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告诉我们，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牛虻。他的看法是，公共知识分子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对现状发问，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对抗正统和教条。     

斥“教师无所适从”的奇谈怪论

教育界炮制奇谈怪论的人,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说什么“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弄得“教师无所适从”。他们所说的“运动”,就是指教育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们心怀叵测地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得到贯彻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说成一团漆黑,无非是妄图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煽动知识分子对教育革命不满,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拉我们走回头路。这完全是枉费心机,我们决不上这个当。     

“非知识分子化”

我主要从知识分子精神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个角度，来作点新的读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自产生以来，由于它的自由、民主、个性、独立等意识和传统，一直处在与主流权力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之中。国家意识形态必然要用大一统的思想规范来整合、改造和利用知识分子，使之“非知识分子化”，成为妥贴的，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如果说，创造社、太阳社等对“革命文学”的倡导、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或“左联”对“新月派”，“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批判仍属知识分子内部不同思想者的矛盾冲突，反映出许多知识分子自赏地以“群体”…     

纠正对知识分子“左”的偏见

长时期来,在我们党内,存在着轻视知识分子的“左”的偏见,视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或“改造”对象。“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工作中,恢复了知识分子的名誉,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做了大量工作,广大知识分子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回顾过去,没有知识分子,便没有中国革命胜利,展望未来,没有知识分子,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为了胜利实现十二大纲领,进一步纠正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偏见,仍然是必要的、刻不容缓的事情。     

“捧”析

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出现了可喜景象，广大人民群众满心欢喜，拍手叫好！     

从“三个代表”看知识分子在我国现代化中的作用

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问题，置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是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理论概括；知识分子“是先进化的传播”是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历史总结；知识分子“是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践行”是知识分子作用的现实体现。     

教师要有“知识分子”的情怀

看崔永元和刘震云的对话实录,有一段话很受震动(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崔永元:我们怎么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存在呢?刘震云:比如讲我们上学,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关键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是知识分子在把持着。我曾经在我的母校就说过,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教育本身就需要教育,我们通过传授标准答案的方式,把一百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孩子,但是在有些民族和有些国度,他们却     

历史的还原与超越——读杨显惠“夹边沟”系列小说

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小说，敢于直面历史的创口，最大限度地去逼近历史的真相。他笔下的人物由受虐化为一种不自觉的虐恋，印证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残缺与精神的溃败。同时，作家的社会良知，使我们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家对人的尊严维护和对崇高人性的赞美，从而将一个个逆境中卑微的知识分子悲剧故事，升华到一种对生命实体的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从而使这些作品在人性的超越上，有了不同凡响的审美品格，它既是一部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灵魂的忏悔录，又对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人生具有警醒和启示作用。     

中篇 走向“通才”的路径——教师如何成为“通才”

“通才”，这个词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古典时代的知识分子，想起知识尚未学科化，社会尚未专业化、职业化的时代，想起孔子、孟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百科全书式”的文化人物。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精神形态与话语方式研究

有学者专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作家的精神世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思想改造运动驱使和政治斗争需要。知识分子从身份到思想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根据其精神形态可以区分为虔诚型知识分子：无论受到怎样的批判和打击，从来都没有动摇对党、对毛主席、对文化革命的崇敬和信任；苦闷型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风暴，表现出难以排遣的哀怨与愁闷；中间型知识分子：对党的忠心依旧，但面对迫害，不满与无奈之情时有表露；抗争型知识分子：在批判声里，为捍卫真理、坚守人格，选择宁折不弯的抗争。“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加快了推行集体创作方式的步伐，文学创作变成只需要技巧，而不需要思考。“如果说‘思想改造’是从思想上消泯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主体意识，‘深入生活’是从创作源头上取消知识分子的个体活动空间，那么‘集体创作’则是从创作方法上切断知识分子的诗意继承，完全将文学纳入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行列，甚至有点半军事化的色彩。”     

9O年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

“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之争，是朦胧诗以来最大的一次诗歌论争。本文从诗论研究角度，分析双方诗学观念的异同，重点在澄清对“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曲解，认为以知识分子身份从事写作是诗人的宿命；重提“知识分子性”的现实意义，在于重塑新诗近百年现代性追求中屡被修改、涂抹的“个体知识分子”形象，以再建独立、自由、怀疑和批判的“诗歌精神”。     

“五四”时期的瞿秋白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光辉的一生是我们知识分子学习的典范。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他和其他一些先进人物一样,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思想发展道路,对我国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仍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瞿秋白同志怎样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呢?五四运动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五四前,他是一个     

在“俄国知识阶级”的参照下——新时期“后鲁迅风”创作的知识分子批判主题

新时期的“后鲁迅风作家秉承了鲁迅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以“俄国知识阶级”作为参照，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革”等时期的知识分子种种以奴性为中心的劣根性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指出他们整体上缺乏“俄国知识阶级”所具备的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内涵。但对于“文革”等期间知识分子的表现，应该还原到特定历史情境中，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有区别的判断和同情式的理解，不宜作出“一刀切”式的简单化评价。     

家庭教育的本质是人格“渗透”

经常遇到这样的父母，他们告诉我对自己的孩子已经无能为力，他们整天为孩子操劳，孩子的问题是他们的心病，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信心，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自己的教育能力没有信心。然后他们对自己的话进行论证，他们说：“你看我们俩都没上过大学，都不是知识分子，家里没有高知家庭的文化氛围，我们读书少，知识也少，自然能教给孩子的就少；同时我们也不是社会精英，     

“士为知己者用”——谈谈做教师思想工作的体会

党的六中全会《决议》高度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充分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尊重和关怀。古人说:“士为知己者用”。我们伟大的党,就是知识分子的“知己”,我们作为学校党的工作者,也应当成为教师的“知己”。这就要求把我们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统一到《决议》精神上来,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做好广大教师的思想工作,使其能更好地为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而用,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而用。     

谁来主宰21世纪?——世纪之交“人才热”备忘录

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对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重奖,并形成规范化的奖励制度。     

“我控诉”与“我游荡”：论作家的身份构型

作家既是物质个体又是创造主体，在文学场域中的地位及作用举足轻重。他们是文学生产的原生力，也是文学机制的核心枢纽。然而，目前学界却对作家身份关注不足，作家的身份构型在文学研究中仍不清晰。在分析作家的历史、定义和身份后，我们可将作家身份构型分为知识分子与游荡者构型两类。     

论“五四”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

梳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态度：启蒙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推崇，民族主义意识下知识分子的非基督教的倾向，基督教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弘扬。“五四”时期有关基督教问题的论辩，促进了中国社会对于救国救民问题的思考，促进了国人对于基督教问题的了解，促进了中国基督教会本色化的进程，加强了非基督徒与基督教知识分子的交往，也应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基督教文化方面存在着的问题。著者提出应将人类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不仅要站在本土文化之中观照异域文化，更要超脱本土文化观照理解异域文化，观照与理解本土文化与其它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接触。     

外婆的“老理”

外婆上不通天文，下不懂地理，却有一肚子“老理”，而且死拽着老理不放，搞得咱家的“大知识分子”老妈，“小知识分子”我经常佩服得五体投地。     

阎真小说知识分子“失节”论

阎真小说多关注知识青年群体在当代社会生存的“底层”境遇。当知识青年面临着人格志业理想与现实物质生存的选择困境时，“失节”与否的拷问便横亘于这一选择之上，有待文本内外的审判。然而，知识分子“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和作为对象的知识之间的异化。作者对两性主体在失节困境中的文本营构和失节审判立场上的差异，隐喻了作者的偏见。同时，作者的知识分子人格审美理想、姿态与其底层写实意图和技巧之间存在着不适，过于强调现实的下沉而将失节作宿命化的处理，消解着知识分子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