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英雄形象看中国政治文化传统

:保存在《诗经》《大雅》和《商颂》中的周、殷英雄史诗 ,歌颂了其英雄先祖奠基、创业的功业 ,优秀的政治品德和个人道德 ,从而塑造了一组早期英雄群象 ,并反映了中国远古时代的英雄观 ,他们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而铸造出后来整个中国国民 (这里主要指汉民族 )的基本性格和品质 ,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国民和中国政治有着深远影响     

《诗经》的史诗特色初探

《诗经》不仅是中国的文学性诗歌名篇 ,也是史学作品 ,它是中国的“史诗”。《诗经》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相比 ,有中国自己的史诗特色。虽反映社会历史 ,但缺乏专题性。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浓烈 ,显示思维的原始朴素性。具有现实性思想 ,揭示斗争热点。文史交融浑一 ,本能凸现艺术。何以有如斯之史诗特色呢 ?中国奴隶社会制度特征影响了《诗经》的内容。中国史学起源早 ,有反映当代事件的能力。中华民族的经验思维、八卦思维及五行思维对《诗经》有一定的影响。中国早期的“天命”、“鉴戒”史观成为《诗经》的基因     

回荡在忠奸斗争框架中的农民革命的挽歌——《水浒》主题心解

<正> 一就《水浒》的主体精神而言,与其说是农民革命的英雄史诗,无宁说是农民革命的悲壮挽歌。笔者提出这么个命题,旨在对通常的“英雄史诗”说作部分矫正;显然,这种矫正工作要在同意《水浒》写了“农民革命”这一前提下进行。按理讲,维护这么个前提,本不在话下。然而现在却不那么轻松了。因为学界先有“市民文学”说、“革守斗争”     

20世纪《诗经》“史诗问题”的论争与反思

《诗经》＂史诗问题＂是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它的学术观照的是将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文学传统与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传统之间展开比较,其间涉及两种不同文化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中国学者或承认《诗经》中有史诗,或否定《诗经》中有史诗,从而呈现一种论争的态势,且一直延续到当下。因此,有必要对这个学术公案作一个梳理,探寻诸多学者给出各自解答的学理依据,检讨这一学术公案本身的合理性。     

从《诗经》怨刺诗看先秦时代的理性精神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地反映了殷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虽有少数叙事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我国早期文化形态中的理性精神在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的大量的怨刺诗主要从三方面体现了这一特点。     

商周审美文化对《诗经》人物形象的影响

《诗经》中的人物,既有对勇武尚力英雄人格的崇拜。又有对温柔敦厚君子形象的赞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范型得以在《诗经》中共存,反映了商周各自信仰观念的差异引起的审美变化。从审美理想层面看,英雄蛮武是商早期游牧文化的积淀,君子人格则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精神和人文色彩。两种文化的相互激荡、融合,使《诗经》中的人物形象趋于丰富和生动。     

云南少数民族英雄史诗赋比兴手法的运用

云南少数民族产生的大量史诗中,英雄史诗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精妙的艺术手法而为世瞩目。这些史诗作品在艺术特征以及由之透析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上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相吻合,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源自《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从而产生了无尽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云南少数民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不可缺失的重要一环。     

大军统帅 普通一兵——库图佐夫形象和彭德怀形象比较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被公认为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点的鸿篇巨著。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够得上称为他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或者说“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魏巍的《东方》被丁玲等认为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对于象     

传统诗经学对《诗经》的文化还原

传统诗经学忽视“诗本义”而却以解经为主流,故一直受到学术界非议。本文借助哲学文化人类学原理,对传统诗经学对《诗经》的文化还原进行了审视。笔者认为“诗本义”让位于《诗经》的文化解读根源于《诗经》的文化本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诗经》的文化解读主要体现在历史、礼仪、伦理等三个层面。《诗经》的解读过程其实就是历代学人对中华文化的参与构建过程。     

有关周代"采诗"对我国史诗篇幅影响的几点看法

周代的“采诗”对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形成功莫大焉。然而正是以政府力量进行诗歌的采集、整理、人乐的采诗制度，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在较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最初的史诗雏形的产生，从而导致汉民族文学史上最终没有出现大型的长篇英雄史诗。     

试论《诗经》的史学价值

《诗经》中的一部分可视为中国古代的早期史诗，它对商周时代的历史作了许多生动而真实的描述，可弥补这一方面史料的不足。     

《诗经》宫廷乐歌思想内容特性新探

神圣性、真实性、人民性,是《诗经》宫廷乐歌区别于后世宫廷文学的几个显著特性,神圣性是由当时原始崇拜和史诗文学的性格决定的,真实性是由当时高度发达的史官文化决定的,而人民性则是由当时史官文化的求真精神和国家实行封建宗法政体决定的。     

关于沈守正《诗经说通》的诗学考量

沈守正的《诗经说通》是明代众多《诗经》学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在《诗经说通》中,沈守正采用了"通其滞义、归之合并"等解《诗》方法,以文学文艺之眼光解读《诗经》,取得了较大成就,充分体现了晚明《诗》学发展的新特征。同时,由于时代等因素局限,沈守正在解《诗》时也难免存在不足和偏颇之处。     

“普天之下”章句《诗》说遗义

《诗·小雅·北山》第二章前四句“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晚周的解说多异,见载于《盂子·万章上》《荀子·君子》《韩非子·忠孝》《吕氏春秋·慎人》《战国策·东周》等文籍。该章句解说之歧异成为晚周诸子《诗》说的焦点,也是比附《诗》说与本体《诗》说冲突沟合的诱因。中国诗学观念之激发,实得力于“普天之下”章句异解之推波助澜。     

论《诗经》的乐府特质

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西周建立的乐府体制助歌诗挣脱鬼神怀抱,造就最早的诗人群体,促成诗之文学蜕变。《诗经》乃乐府体制产物、乐府诗的本初形态,其文本定型于颁诗制度解体之时。“风雅颂”的体例折射西周宗法社会政治架构。《诗经》形式上诸多特征,皆可从乐府体制中究因。《诗经》开乐府诗体,树“诗人”风范。复杂奇特的乐府效应,形成中国古代诗歌之独特面貌。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

闻一多新颖独到同时又功力扎实的《诗经》研究,成就了其在现代《诗》学史上大师的地位.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以寻求《诗经》本身“诗”的本真面目为终极目的,综合运用训诂学、现代语法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精神分析学等多学科方法,在文字校勘、词义训诂、意象解析中渗入审美阐释,在极大破坏传统《诗》学的同时重建《诗经》阐释系统.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体系为后人广泛借鉴.同时,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     

现状和困境:近年来《诗经》研究平议

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姚小鸥《诗经三颂与先秦礼乐文化》、李山《<诗·大雅>若千篇图赞说及由此发现的<雅><颂>间部分对应》,是近年来《诗经》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著作从不同层面上坚持《诗》与礼乐文化的一致性,又力图探求《诗三百》的实际,因此也都是带着沉重传统负荷的“诗经原始”。     

《诗经》中鸡鸣之义辨析

“鸡鸣”之声首先在《诗经》中唱响。它的涵义主要源于周代深厚的文化背景,从在自然生活中表示时间概念,到在社会生活中警戒作用的发挥,最后到人格精神的象征,在《诗经》中经过了形成、发展和升华的过程。“鸡鸣”在周代社会的普遍流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胡适的《诗经》研究

在现代学术史上,胡适充当着开山人的角色。《诗经》研究虽不是胡适的用力所在,但他仍是现代《诗》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诗经》的看法基本代表了当时《诗》学界的观点,而其为回应整理国故运动进行的《诗经》整理,则为后来的《诗经》研究立下了一个新范式。胡适的《诗经》研究既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也存在着种种不足,是现代《诗》学史上独特的一个。     

汉代《诗》学先秦探源

中国传统《诗》学在由先秦向两汉过渡的过程中,由于史料的匮乏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先秦《诗经》的流传应分作两条脉络来看:一是《诗经》文本的结集、流传史;一是解《诗》思想观念的发展史。其传承也并非后人所理想化的那种单线条的严格的师徒授受关系,如同《草木虫鱼疏》、《经典释文.序录》论述《毛诗》传授谱系时所描述的那样,而是一个在同一系统内此起彼伏、合散消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