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选本的意义

<正>选本入集部总集类,源远流长。《隋书·经籍志》以挚虞《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始,著录著作107部,2 213卷;《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提要认为《诗经》已列为经部,王逸编《楚辞》已入别集类,故亦以挚虞《流别》为总集发端。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则以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的杜预《善文》五十卷为"荟萃文章"之始。选本溯源虽有异议,但经典选本如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方回《瀛奎律髓》、高棅《唐诗品汇》、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清代御定《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全唐诗》《题画诗》等可谓繁多,或专选一体一门,或分类汇集,确实有"删汰繁芜"、除稗存精的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评价总集,不虚言也。     

论桐城派贺涛的文学观

贺涛是晚期桐城派的嫡传弟子,师从吴汝纶和张裕钊.他的古文观既继承二师,又有自己的创见.他对义理、考据之说批判地继承,反对只求一端,将义理、考据、辞章割裂的做法,三者中以辞章为主,义理、考据为辅;强调古文的独立性,认为古文最重要的是文中的精神意趣,而且认为因声求气的诵读法是求得精神意趣的理想方法;于义理、考据、辞章之中尤其强调辞章的重要性,至于辞章之义法则主张辞约义丰、奇而有法的文辞;面对西学时,强调中西学的协调,主张以旧学载新道,追求相得益彰的理想境界.     

桐城派的思想及其文学表达

<正>桐城派的思想谱系,多元多样,复杂丰富。其中,有三条思想脉络尤为重要。一是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思想,从“桐城派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到桐城派殿军“二姚一马”（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皆奉程朱为圭臬,建构起桐城派思想体系的底色和主色;二是老庄思想,刘大櫆、姚鼐、曾国藩、郭嵩焘、郭庆藩、王先谦、吴汝纶、马其昶、严复等人亦服膺老庄之学,大多著书以立其说;三是佛禅思想,姚鼐、方东树、姚永概、方铸等人亦耽悦佛禅之学,其著述中或多或少地表露出佛性禅心。这三类思想,相互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影响,     

桐城派晚期嬗变中的通达——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文章学思想

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是新旧文化转型的产物。姚永朴在总结桐城派理论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创新,为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尊重文章学自身发展,他在《文学研究法》中提出了较为通达的文章学观点:不立宗派,骈散同源;力纠前贤空疏,关注文学本位;强调文章与时代的关系,提出了更加全面适时的文章功效观。姚永朴作为桐城旧人,在古文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时艰难努力,预流趋新,为古文求取生存空间,有一代大家风范。     

《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序言

《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以桐城派文论为中心,上溯下延,比较清晰地阐明了中国文章理论发展的脉络及其通变关系,开拓了中国文章理论研究的途径和范围,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新贡献;它古今相参,密切联系实际,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针对性;它讲究章法,注重框架,为学术著作的撰制,提供了一个可资化用的范例。     

文章之学与桐城派文人治经

<正>有清一代,经学复兴。在复兴进程中,汉、宋之争,激烈而复杂,成为清学演变的主线。受此学术风气的影响,作为清代第一大文派的桐城派,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并积极作出回应。这种应对与参与,形塑并彰显了桐城派的学术属性。乾嘉时期,汉学如丽日中天,然姚鼐迥异时流,创辟新说,肇开桐城派治学的新途径。他提出学问之事,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不可偏废。这种主张,固然是在折中汉、宋,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了"文章"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学问三端之说,实际上也是姚鼐治经说经的指导思想,     

文学经典理解的思想史素养

经典作品包含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层思考,往往是时代思潮的艺术化表现,对经典作品纯文学的解读具有天然的狭隘性和弊端。发掘作品思想与时代思潮的深度联系,由作品而了解民族文化,把知识的传授导向人生智慧的养成,应成为文学教学的一种追求,而教育者具备必要的思想史知识及其研究方法是拓展文学教学的重要途径。     

陶渊明创作的思想史意义

陶渊明是屈原之后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光芒四射,笼罩百代,对后世影响极大。他关于社会、人类的终极价值的思考,比如理想的社会模式、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生的目的、脱离了主流社会后人该如何生存以及生死问题等等,多数是在其最后的乡村苦难生活中完成的。事实证明,这些思考具有恒久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学史与美学史上,更体现在思想史上。陶渊明显示思想史意义的文学创作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从不枯燥抽象地说理,而是由生活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生活,生活与理论、理论与生活水乳交融,难以切分。抽象的理论,往往通过个人的生活实践得到生动形象的阐释。     

文学 文章 文辞

文学、文章、文辞,古今含义是不同的。 先秦时期,文学泛指古代典籍。孔子因材施教,把弟子按专长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述而》:“文学:子游,子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文谓《诗》、《书》六艺之文”。邢昺也说:“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诗》属文学著作,《书》属学术著作。由此可见,当时“文学”这个概念包括文学和学术,而文章则指今天所说的文学著作,博学则指今天所说的学术著作。     

韩愈治潮的思想史意义

韩愈的治潮观念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经术上,韩愈坚守了先王之道与对君子固穷的信仰;政事上,韩愈推行了安民除害与尊孔兴学的善政;传承上,韩愈招揽弟子并且受祭于潮,成为一方宗师。韩愈作为潮州宋学的先驱,其治潮举措是宋学在潮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实践。     

文章与文学

对于课文的文体归类,多年来在中学语文教科书的单元划分上和各地出版的语文试题中,一直有争议。 要消除这一争议,关键要弄清“文体”的内涵和外延。文体是作品的样式,它包括文章体裁和文学体裁。文章具有抽象性、直观性和实用价值,其形式可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应用文。文学是人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是一种语言艺术,具有形象性、生动性和具体可感性等特点。西方采取三分     

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先生于1931年出生在广东省揭阳县榕城镇。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连读八年,完成了本科和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研究生学业。1965年初,被分配到江西省赣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75年初调回南开。先生于1981年任副教授,1985年晋升教授,1986年经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先生的主要学术     

司马迁精神及其思想史意义

“你在这里听到了历史叙述,但决不能象对待其它的历史叙述一样来对待它。”的确,《史记》中回荡着一个孤独而热烈的灵魂之自白,因此,勿宁说这是司马迁自撰的墓志铭,而不是历史。我试图寻找那灵魂的蕴含之无限境界及其思想史意义。上篇 社会和人:《史记》意义世界阐释(一)《史记》当然首先以自己的史学价值存在。这表现在它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的史学     

文章文学分野论

狭义的文章写作是建立狭义文章写作学的基础。文章与文学应分属意识形态领域的两类。它们在反映对象、反映方式、成品形态、读者对象、文章功能等方面均有区别。这些差别是综合的、系统的，而非单项的。因之，二者虽时有交错，但基本区别仍可界定。     

《中国文学思想史合璧》出版

《中国文学思想史合壁》出版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著名文学史、思想史专家谭丕模先生的《宋元明思想史纲》、《清代思想史纲》、《中国文学史纲》等，合为《中国文学思想史合壁》一书出版。《宋元明思想史纲》曾由开明书店于１９３６年９月出版。书中对宋元明诸大思...     

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出版

我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教师詹杭伦同志著《金代文学思想史》,已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27万字。该书是我国研究金代文学思想的第一部专著,由罗宗强教授作序。作者采用文学创作与     

文章的意义系统

作者将文章定义为“以文字符号编码为信息载体的交往媒介”。从这点出发，分析文章意义系统的三个层次：“原意”、“本文意”与“接受意”，指出三者的联系与区别，阐明了意义差异的原因，提供了认识意义系统的理论框架。     

让文章充满文学味

语言如果没有文采,就很难赢得读者。但现在我们有些同学的作文却往往是通篇白话,用语太过随意(比如“不爽”等词语频频出现),句式单一,缺乏文化底蕴……那如何使语言富有文采,并加深文章的文化底蕴呢,我们可以试一试如下方法。一、充分利用“大宅子”,在文化典籍中觅营养。鲁迅先生曾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把前人的文化遗产比成“一所大宅子”,主张对这所“大宅子”里面有用的东西,要充分利用。(一)化用古诗文意境,句中有诗,句中有画。我们都很熟悉的歌曲《涛声依旧》就有古典诗词《枫桥夜泊》的意境,李乐薇的经典美文《我的空中楼阁》也是…     

让文章充满文学味

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语言如果有文采,就能赢得读者,相反则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但现在中学生的作文却往往是这样的情况:通篇大白话,用语太过随意,词语贫乏,句式单一,缺乏文化底蕴……如何改变现状值得我们研究。我认为这应该从阅读书本和关注生活两个方面着手。     

胡适论桐城派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期和到北大任教以后,对桐城派主要持批判的态度。但胡适同时对桐城派作了肯定。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和桐城派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传承关系。